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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揚談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編號 SerialNumber 演講0152 演講者 Speaker 李揚 時間 Site Release Time 2019年04月04日

演講背景

Speech Background

4月1日,主題為“深入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2019年年會在北京隆重召開。來自國家高端智庫和金融機構的二十余位專家學者從服務實體經濟、優化金融體系結構、防風險與補短板、完善金融基礎設施、擴大高水平雙向開放等五個角度進行探討和交流,分享深度思考,奉獻真知灼見。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致辭并發表題為《深入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旨演講。李揚教授認為,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容可以概括為“一個基礎、六大方向”。“一個基礎”就是確認金融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六大方向”是未來金融改革和發展的主要領域,分別為服務實體經濟、優化金融結構、管理金融風險、遵循經濟規律、發展金融科技和擴大對外開放。

演講實錄

Interview Record

李老師.jpg

李揚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


以下為李揚教授演講全文:

尊敬的各位嘉賓,女士們,先生們,大家早上好!

“深入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研討會暨“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2019年年會”現在正式開始。首先,我代表主辦方對于來自各界的專家學者表示熱烈歡迎和衷心感謝,對大家始終如一地對我們實驗室工作的關心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謝!

從今年開始,我們實驗室設立了年會制度,而且每年都定在4月1日,歡迎大家參加。同時我也向大家預告一下,今年我們還會設立另外一個年度會議——“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研討會”。大家都知道,宏觀調控的最終效力如何,要看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狀況。非常遺憾的是,最近幾年來,如此大的一個題目,在學術界都沒有被正式、公開討論過,只是有少數學者站在不同立場上,非常情緒化地在進行討論。我覺得,這種狀況,不利于提升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效率,當然也不利于經濟的穩定運行。所以,我們決定,由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會同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我們三家單位發起設立這樣一個論壇,每年召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題目涉及范圍無窮大,是個可以常議常新的題目,所以我們每年也會確立當年的主要議題,邀請全國乃至全球的專家加入討論,今年我們先開全國性研討會,明年將召開國際會。有興趣者請注意我們的告示,歡迎各位參加。

今天的會議主題是“深入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今年2月份,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集中對這個問題進行了闡述。事實上,習近平總書記近年來針對金融問題展開的一系列論述,也都是環繞這個命題的。我們應當將這些論述一體研究。我認為,這樣一個命題,是在全面總結近年來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發展,以及中國金融業40年改革發展經驗的基礎上,在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提出的我國金融改革和發展的新方向。作為開場演講,我將就自己的理解談如下一些看法,歡迎大家批評指正。

作為整體經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有機組成部分,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容可概括為“一個基礎、六大方向”。這里所說的“基礎”,就是確認金融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這里所說的“方向”,就是未來金融改革和發展的主要領域。這“六大方向”分別是:服務實體經濟、優化金融結構、管理金融風險、遵循經濟規律、發展金融科技和擴大對外開放。

金融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

關于金融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學界一向就有很多論述。我覺得,習主席最近給出的概括,無疑最全面、最深刻。總結起來,大約有如下三個要點:

第一,“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在這里,金融首先被置于全球視野加以討論,而且是舉足輕重的國家核心競爭力。

第二,“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里,凸顯了金融安全在國家安全體系中的核心地位。

第三,“金融制度是經濟社會發展中重要的基礎性制度”。這一句概括,就把金融同經濟、社會之間的關系、同國家發展的關系說清楚了。它告訴我們,在支撐國家社會經濟正常運行的諸項制度中,金融制度不可或缺,而且構成其他各方面發展的基礎。

在這里,我想同大家共同回顧《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關于財政的兩段論述,這兩段話分別是“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以及“科學的財稅體制是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把這兩段分別針對財政和金融的論斷放在一起討論,我們就可以有如下進一步的認識:第一,金融和財政構成國家兩大經濟支柱、兩大發展基礎,缺一不可。第二,既然它們都共同作用于同一個國民經濟,既然它們之間存在著如黃達教授幾十年就清晰地指出的“犬牙交錯的結合部”,既然他們都構成宏觀調控體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它們之間應相互協調、彼此配合,就是題中應有之義。我剛剛向大家介紹了,在年內,我們還會推出另外一個年度會議,題目是財政政策和貨幣金融政策的協調配合,就是這樣考慮的。

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六大方向

1、服務實體經濟

說到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幾乎人人都可以說兩句,總的來說,責難的居多。但是我們注意到,在這次政治局集體學習中,習主席基本上沒有重復我們已經聽慣了的那些話,甚至連“貸款難、貸款貴”這種大家常掛在嘴上的話都未提到。我指出這一點,是希望同大家分享這樣一個觀察:習主席在講到金融的時候、在講到金融風險的時候、在講到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問題的時候,從來都是將實體經濟與金融相提并論。不妨回顧一下2017年“全國金融工作會”上的講話,在論述當時已被人們議論紛紛的金融“脫實向虛”問題時,他就明確指出,表現在金融領域中的諸種問題,本質上是“三個失衡”,一是實體經濟供需失衡,二是金融業內部失衡,三是金融和實體經濟循環不暢。我建議各位,如果你想認真研究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就應當把這段話好好琢磨清楚。他說到金融風險頻發、多發的時候,首先指出,這是實體經濟出了問題,然后說金融結構出了問題,最后說是金融和實體之間相互循環的時候出現了梗阻。這個思路非常明確地告訴我們,金融是第二性的,它從來不可能離開實體經濟而獨自存在,它的問題也不可能離開實體經濟這一基礎來加以解釋,也就是說,拘泥于在金融圈子里尋找金融風險、探尋解決辦法,是片面的。

在習主席2月份的這次重要講話里,我們再次看到了他深邃的思想。有三段話值得思考:第一段話是:“經濟是肌體,金融是血脈,兩者共生共榮”,這段話對于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系,給出了一個新的比喻,即血脈和肌體的關系。過去我們常用樞紐來比喻金融同國民經濟的關系,這種比喻,還只是停留在一種無機的狀態上,現在,用血脈和肌體的關系來比喻金融和實體經濟共生共榮的關系,就把兩者關系提升到有機狀態了,顯然,血脈和肌體之比,更為貼切。第二段話是“金融活,經濟活;金融穩,經濟穩”,第三段話是,“經濟興,金融興;經濟強,金融強”。看到這種嚴格對仗的表述,大家就會知道,這是經過很多人反復推敲的結果,值得認真推敲。不妨試著解讀一下,第二段話皆以金融為引導,說的是金融與經濟之間的活與穩的關系,可以明顯體會到,金融之于經濟,顯然是第二性的,它發揮的是附屬的、輔助的、服務的作用。第三段表述皆以經濟做引,說的是經濟與金融之間的興與強的關系,很顯然,這里說的是經濟對于金融的決定性作用,是決定其能否興、能否強的因素,是第一性、主導性、基礎性的作用。這是一套最新的表述,在其背后,深藏著深刻的理論邏輯。我認為,這三段話放在一起,構成一套完整的關于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表述。至于你怎么去延伸,具體領域里怎么去解釋,那是進一步的問題,但是總的理論邏輯、總的原則、總的方向是不能夠違背、是必須牢記的。所以我以為,關于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關系的表述,是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略的一大亮點,亮就亮在,把金融和實體經濟錯綜復雜的關系講清楚了。

2、優化金融結構

提出優化金融結構并將之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無非是因為,我們現有的金融結構存在扭曲,存在錯配問題。

第一個錯配是期限結構錯配,說的是我國金融體系嚴重存在“借短用長”現象。也就是說,基于中國現有金融結構,我們能夠籌集到的資金期限相對較短,但是,基于中國現在的發展階段和面臨的任務,我們對資金需求的期限卻相對較長。資金來源期限短、資金使用期限長,兩者之間存在錯配,這是扭曲之一。雖然說期限錯配是世界各國金融體系的共同問題,但這一錯配在中國顯然尤為突出,因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是一個工業化仍在進行中的國家,是一個正在大力推動城市化的國家,在這樣的發展的歷史階段上,我們對長期資金的需求比任何國家都甚,但基于現行的金融結構,我們的資金來源期限又相對較短,這就使得克服期限錯配,成了長期且艱巨的任務。大家知道,面對國內仍在下行的嚴峻形勢,中央在部署2019年及未來一段時期的任務時,再次強調了“要發揮投資的關鍵作用”,而在列舉出的十一個主要投資領域中,除了“加大制造業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加快5G商用步伐”之外,其他如“加強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城際交通、物流、市政基礎設施等投資力度,補齊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短板,加強自然災害防治能力建設”等等,都是需要長期、巨額投資的。這就把矯正我國資金來源和使用之間的期限錯配問題,提到了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的更為緊迫的地位上。

第二個錯配是權益錯配。幾十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金融體系從無到有,發生了堪稱“大爆炸”的巨變。正是這種變化,為我們動員了長期、規模巨大且源源不斷的儲蓄資源,支撐了長期的高投資和高增長。然而,在中國現行的金融結構下,我們動員的資金大部分只能形成借款者的負債,能形成資本、形成籌資者權益的比重相對較小,這就形成了權益錯配。在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由于經濟規模擴張極為迅速,經濟運行的突出問題是資金短缺,資金結構中的權益錯配問題并不明顯,然而,當經濟進入中低速增長的新常態,下行壓力逐步顯現之時,權益資金形成不足的問題,就漸次顯露,我們現在頭痛的債務過高、杠桿率過高、資本成本過高等等問題,都與我國金融結構的權益錯配密切相關。

第三個錯配是服務對象偏頗。這說的是,迄今為止,我們的金融主要還是為有錢人、為大企業服務的,而對于廣大的中等收入及以下水平的普通居民、對廣大的中小微企業、對于廣大的民營經濟等這些更需要資金及金融服務的經濟主體,我們提供的服務嚴重不足。

因此,所謂優化金融結構,主要就是要糾正以上三個扭曲。改革的方向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

第一個方向,“健全商業性金融、開發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補充的金融結構體系”,“構建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銀行體系”。

關于健全四種性質的金融結構體系問題,早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就已有了部署。遺憾的是,六年前的部署,至今并未得到有效落實。在我看來,提出四種性質的金融活動并舉,是面對新時期、新任務的一大創新。在一個相當長時期中,推進金融體系市場化、商業化,始終構成我國金融改革的主要方向和基本任務——所謂政策性金融,一度曾被我們扔到垃圾箱里;至于合作性金融,在中國歷經多次折騰,至今仍然舉步維艱;所謂開發性金融,也只是進入高速工業化時期的新產物。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銀行體系,就更談不上了,我們發展金融體系的任務一次又一次地從基層做起,發展信用社、發展村鎮銀行、支持小額信貸發展等等,不一而足,但是,發展到今天,中國仍然還是大銀行的天下,更嚴重的是,無論何種規模、居于何地,所有銀行的業務結構都是高度同構化的。所以,提出發展多樣化的金融機構的目標,切中了我國金融結構的弊端。

第二個方向,“建設一個規范、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完善資本市場基礎性制度,把好市場入口和市場出口兩道關,加強對交易的全程監管”。近年來,資本市場得到國家宏觀調控部門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的重視,但是,我們也注意到,發展資本市場的重點,漸次也有調整。這一次,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云云,似乎念得較少,而資本市場自身的體制機制建設問題,則被提到了首位,中央對于資本市場基礎制度的重視,要求把好市場入口、出口兩道關,要求加強對交易的全程監管等等,在過去也是比較少見的。

第三個方向,在調整產品結構方面,強調“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積極開發個性化、差異化、定制化的金融產品”。這一段話意味深長。我們知道,所謂個性化、差異化、定制化,是和我們這幾年發展很快、但同時也是爭議甚多的一樁事情聯系一起的,這就是資產管理。要求個性化、差異化、定制化,就是追求“非標準化”,與之對應的,則是“出表”、“出場”、“脫媒”等等。近年來,我國金融產品“非標準化”化趨勢十分明顯,但由于監管未能及時到位,監管真空和重疊監管同時存在,再加上資本市場的杠桿融資推波助瀾,致使資管領域積累了大量風險。在這種情況下,對資管進行整肅亦屬正常,但是,要求資金由表外回到表內,由場外回到場內,由多樣化變為簡單化,由資本市場回到銀行資產負債表中,只能是一種應對風險的權宜之計,作為發展的方向,我們的產品還是要向“個性化、差異化、定制化”的方向發展。

調整產品結構的另一方面任務,就是要增加中小金融數量和業務比重,改進小微企業和三農金融服務,選擇那些符合國家產業發展方向、主業相對集中于實體經濟、技術先進、產品有市場、暫時遇到困難的民營企業給與重點支持。這一類任務的提出,顯然是與近年來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經營困境加劇密切相關,在進一步改革的過程中對此進行糾正,自屬必然。

3、管理金融風險

學習中央關于金融風險管理的一系列最新說法,我們又一次體會到習主席關于金融和實體經濟、金融發展和金融風險之間的關系的論述,深刻而透徹。首先他強調,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特別是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務。這就規定了我國金融改革和發展的一項基本內容。

不過,關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我們更應當仔細體會如下三個表述背后的深刻涵義:

第一句,“實體經濟健康發展是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基礎”。這里體現的還是習主席一貫的分析邏輯:論金融風險,首先要論作為其服務對象的實體經濟的風險,而且,從根本上說,金融健康與否,取決于實體經濟健康與否。換言之,實體經濟發展不好,就不可能有好的金融;實體經濟不好,就不能要求金融無條件提供服務。這樣,對于社會上廣為詬病的“貸款難、貸款貴”問題,我們就可以而且應當有更全面的解釋。

第二句,“要注重在穩增長的基礎上防風險”。這分析的是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和穩增長之間的關系,很明顯,應當是穩增長優先,應當在實體經濟穩定的基礎上管理金融風險。

第三句,“堅持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中防范化解風險”。這說的是發展和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關系,強調要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中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說的就是高質量發展優先。

總之我認為,關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這三段論述是比較新的表述,其涵義值得反復琢磨,因為它們涉及到金融和實體經濟的關系、金融發展和金融風險的關系、經濟發展和金融風險的關系等等,這幾對關系,構成了我們金融改革和發展的主要內容,并貫穿在改革和發展的全過程之中。

管理金融風險,主要應從如下五個方向入手:

一是加快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建設、穩步推進金融業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國產化。這里重申了對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建設的關注,不過,面對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的新發展,特別是面對中美摩擦的新情勢,我們從現在開始強調了“國產化”,即把金融安全上升到關乎國家安全的核心地位的高度。

二是做好金融業綜合統計,健全及時反映風險波動的信息系統,完善信息發布管理規則,健全信用懲戒機制。這幾年來,我們實驗室致力于跟蹤分析國內外各種風險及其變化,并按季度予以公布,希望大家關注。

三是“做到管住人、看住錢、扎牢制度防火墻”。反腐倡廉這幾年來,我們發現,幾乎所有的貪腐都與金融有關,或者最終落在金融領域,或者索性由金融事件引發,所以,管住人和錢,扎牢制度的籠子,對于反腐倡廉,具有關鍵意義。

四是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和支付結算機制,適時動態監管線上線下、國際國內的資金流向流量,使所有的資金流動都置于金融監管機構的監督視野之內。在這里,支付結算、資金的流量流向的監管等等過去并不特別被人關注的因素,被提到了關乎國家安全的高度。我們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一向重視對支付結算、資金流量存量、以及資金流動的研究,今天送給大家的《國家資產負債表2018》,過去我們做過的《錢去哪里了》以及中國的資金流量表和資金存量表,國內外資本市場動態、國內外金融風險評估、金融科技發展等等,都是在做此類事情。我們高興地看到,這樣一些被人們認為枯燥的基礎性研究,如今被置于其應有的位置上了。

五是去杠桿。我們知道,金融風險的源頭是高杠桿。因此,去杠桿是我們的長期任務。一段時間以來,由于去杠桿的重點、策略和節奏有所調整,社會上有些人就妄稱去杠桿已經結束。如果認真分析我國宏觀杠桿率以及各個部門杠桿率的水平及其演變,特別是認真研究高杠桿與我國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在關聯,就會認識到,在我國,去杠桿的任務遠未完成,它已經成為我們的長期任務。回憶一下我們在上文中提及的幾個重要關系,即,穩定和防風險,穩定第一;高質量發展和防風險,高質量發展第一。知道了這樣幾個主從關系之后,我們就會冷靜地判斷去杠桿在整體宏觀調控操作中所居位置,因為去杠桿是防風險的舉措,所以它要服從于金融穩定、服從于經濟穩定、服從于高質量發展。但是,從另一側面說,由于高杠桿幾乎構成一切金融風險的淵藪,去杠桿又必須“警鐘長鳴”。總之,去杠桿的任務非但沒有結束,而是更為艱巨、更為長期化了。

4、遵循經濟規律

遵循經濟規律的要義,是沿著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向前推進改革,并糾正一切與這一目標相違背的體制機制。在這個方向下,應當特別關注如下三個方面的進展:

其一,“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健全反映市場供求關系的國債收益率曲線”。這樣一個推進“三率”市場化的任務,早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就已明確提出,遺憾的是,至今進展甚微。我們一定要認識到,匯率的市場化關涉我們能否有效地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利率的市場化關乎我們能否有效地將有限的資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的領域、地區、行業和企業手中,而國債收益率曲線的完善,則關系到我國金融產品定價的合理性和科學性。我們常說,市場經濟中,是市場力量在引導資源配置,市場靠什么引導?靠金融的流動,金融資源根據什么流動?靠這三個“率”所揭示出的信息牽引。“三率”市場化的重要性,于此可見一斑。應當冷靜地看到,完成“三率”市場化,我們仍然任重而道遠。

其二,在遵循經濟規律的名下要做的又一類事情,就是破除金融體系的所有制和意識形態偏好,遵循“競爭中性”原則,平等為各種所有制企業提供高效率服務。我們知道,遵循競爭中性原則,是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先生在會見外國記者時首次明確提出的。到了2018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明確提出了“競爭的基礎地位”概念。今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以及前兩天博鰲亞洲論壇上李克強總理的報告中,更是明確說到了要實施“競爭中性”原則等等。這說明,落實競爭中性原則的,將成為我國深化各領域改革的方向之一。果若能實現競爭中性,目前困擾我們的中小微企業和民企困境等等,都將迎刃而解。

其三,加強金融的基礎設施建設,包括一整套登記、托管、交易、清算、結算制度,以及規范并保護這些制度運行的法律法規。這些都是保證市場正常運行的基礎條件,理所當然應當積極推進這些領域的改革。

5、發展金融科技

關于發展金融科技問題,散見于很多領導講話、報告和政策表述之中,切實推進金融科技發展,將極大地優化我國經濟和金融發展的要素基礎和結構,提升我國經濟發展的質量。

首先我們應當知曉,發展科學技術,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內容,推動科學技術發展,特別是推動科技產業化,從來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著力點,是落實新發展理念,實現創新發展的基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體現在金融領域,就是大力發展金融科技,發展金融科技的要義,就是使創新成為推動金融服務供給結構變革和金融服務效率提升的根本支撐。

金融科技發展對金融發展的革命影響,一是有助于破解信息不對稱這一始終困擾金融發展的難題,二是提供更可靠的信用基礎,助力金融體系正常運行,三是準確地提供各種要素的流轉軌跡,便利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四是讓各個部門、各個主體都能夠顯示自己的偏好,為資源配置提供有效的參數,五是降低金融服務成本,有效接入普通大眾和小微企業。應當指出的是,金融科技不是科技,其本質是金融,金融科技企業必須做好上述五類事情,才能保證自己不是泡沫。最近幾年來,我們已經在這個領域積累了一些泡沫,值得高度警惕。我們不希望如火如荼的金融科技,成為又一個互聯網金融。

應當清醒地認識到:只有在金融科技大發展的基礎上,我們才有可能讓普惠金融和綠色金融真正發展起來并落在實處,從而做到真正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

6、擴大對外開放

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是一個老話題。那么,在習主席最近的講話中,我們看到怎樣的新意呢?

首先,擴大對外開放不是簡單地要開放,而是要根據國際經濟金融發展形勢變化和我國發展戰略需要,研究推進新的改革開放措施。也就是說,金融對外開放要有針對性,要有問題意識,不能“本本先行”,而應問題導向。這是金融對外開放的基本原則。

在這個原則基礎上,我們看到了三個要點,亦即三個提高:

第一,提高金融業全球競爭能力,擴大金融高水平雙向開放。我希望再次提醒大家,提到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習主席的眼光是放在中國融入全球化金融體系的大戰略之中的,是將中國置于全球之中的一種戰略安排,所以,金融業對外開放,為的是提高我們在全球范圍的競爭力;擴大金融高水平雙向開放,引進外資等等,只是其包含的內容之一。

第二,提高開放條件下經濟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風險能力。這里的著眼點還是全球化,關心的問題是,我們的金融市場對外開放了,大量我們不知道、不熟悉的事物接踵而來,如何去管理這樣一個日趨復雜的金融世界,我們并無經驗。所以,提高經濟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風險能力,就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重要了。

第三,提高參與國際金融治理能力。在我的印象中,這是中國首次明確提出的戰略目標。隨著中國經濟和金融與全球經濟和金融日益密切地聯系在一起,隨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新格局日益成熟,隨著中國經濟實力日益提高,參與金融的全球治理,表達我們的看法,發出我們的聲音,表明中國的立場,維護中國及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不僅有了必要性,而且有了可能性。

以上我對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談了一些粗淺的體會,請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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