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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現代化的制度供給及其對高質量發展的適應性

作者 Author 張平 袁福華 袁福華 時間 Site Release Time 2019-04-19

摘要

Abstract

中國持續近40年的資本驅動的工業化,在將中國帶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同時,也累積了大量矛盾。在轉型和結構服務化過程中,后發劣勢主要集中于制度建設的滯后上。中國轉型時期的重大挑戰,是工業化階段技術模仿的確定性轉變為城市化階段創新能力的可能性。結構服務化以其異質性、集聚性,對規則和制度供給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國新常態下的經濟轉型,是產品提供為中心向制度規則為中心的轉型。以信任體系建設為核心的制度變革,將成為中國克服轉型問題的重要依托。在這個時期,效率改進與信任體系的建設存在等價性。

正文

Message

引言

高度現代性具有兩個主要標志,經濟范疇上表現為生活水平和消費質量的不斷提升;制度范疇上是信任體系的建設,這是經濟史和社會理論的基本認識。總體來看,現代性由三大制度體系構成:一是創新的組織體系,即市場和政府功能發揮作用的規則、資源、機制;二是信任的組織體系,即信用、信心、誠信發揮作用的規則、資源、機制;三是風險預防體系,即通過創新的組織和信任規則的建立,實現宏觀經濟穩定和長期社會發展。三個體系通過經濟社會結構的反饋功能,塑造了各種不同的現代化制度模式。產業結構是制度規則對于物質和知識要素的賦形,相對于更加深層的要素和制度規則而言,它表現出易變性。缺乏內生創新機制和創新可能性的經濟,是產業經濟學中所謂“浮萍經濟”,這種經濟具有內在的不確定性和風險。

創新分析的價值在于創新的可能性,這是包括資源、制度等一系列真實要素的結構動態的本質。在這種意義上,中國轉型時期的重大挑戰,是工業化階段技術模仿的確定性轉變為城市化階段創新能力的可能性。因此,理想的、朝向高度現代化的長期增長,本質上是一部制度演化歷史。市場競爭以規則和資源的合理化為前提,同時競爭和擴大再生產又推動了制度更新,制度適應性和調整從根本上保證了發達國家的長期增長。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這種制度與增長的再平衡,充分體現在效率和生活質量提高之間的再平衡。也正是從這種不斷改進的發展績效中,可以發現當今資本主義的結構服務化和城市化,是繼工業化之后的又一個高端。

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以自己的制度優勢,推動了工業化快速發展,但是城市化與結構服務化是根本不同于工業化的路徑。不同于工業化政府干預的規模化擴張,結構服務化以其異質性、集聚性,對規則和制度供給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的經濟轉型,是產品提供為中心向制度規則為中心的轉型。以信任體系建設為核心的制度變革,將成為中國解決轉型問題的重要依托。


學術論文內容詳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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