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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 Research Center > 支付清算研究中心

研究中心簡介

ResarchCenter Introduction

支付清算研究中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批準設立的所級非實體性研究單位,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作為主管單位,專門從事支付清算理論、政策、行業、技術等方面的重大問題研究。研究中心的名譽理事長、學術委員會主席為原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學部委員李揚研究員,理事長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學部委員王國剛研究員,主任為中國社科院金融所所長助理楊濤研究員。

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為適應支付清算理論和實踐的發展需要,2012年進行了全面重組和完善。2015年12月,李揚教授擔任理事長的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成為首批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單位之一,研究中心同時作為實驗室的核心機構,也成為“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支付清算研究中心”。

研究中心的團隊由專職研究人員、特約研究員和博士后等組成。主要宗旨是:跟蹤研究國內外支付清算領域的前沿問題和動態、支付清算行業發展新狀況、法規政策的變化,圍繞支付清算體系的改革與發展開展各類學術研究、政策研究,推動支付清算市場的創新活動,通過舉辦研討會、開展課題研究、咨詢和培訓等形式來促進支付清算系統及監管的改革與發展。研究中心每年組織編寫《中國支付清算發展報告》,每月組織編寫《支付清算評論》。中心網站:http://www.rcps.org.cn/

研究定位:

跟蹤研究支付清算領域的動態、支付清算業發展新狀況、法規政策的變化,為支付清算體系的改革與發展開展各類學術研究、政策研究,推動支付清算的創新活動,通過舉辦研討會,開展課題研究、咨詢和培訓等形式來促進支付清算及監管的改革與發展。

組織框架:

研究中心的組織框架為:理事會領導下的主任負責制。

其中:研究中心的名譽理事長、學術委員會主席為原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學部委員李揚研究員,理事長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學部委員王國剛研究員,主任為中國社科院金融所所長助理楊濤研究員,副主任為中國社科院金融所《金融評論》編輯部主任程煉研究員。

成果體系:

主要成果包括如下內容:

(一)學術著作

2013年4月出版了具有影響力的學術著作------《中國支付清算發展報告2013》(主編楊濤)。2014年4月出版了《中國支付清算發展報告2014》(主編楊濤)。2015年6月出版《中國支付清算發展報告2015》(主編楊濤),2016年6月出版《中國支付清算發展報告2016》(主編楊濤)。

此外推出了中國社科院金融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文庫系列,2014年4月出版了《網絡借貸與中小企業融資》(主編陳文、王飛),2014年12月由經濟管理出版社出版了《互聯網金融與理論與實踐》(主編楊濤),2016年7月由經濟管理出版社出版《真實的P2P網貸:創新、風險與監管》(主編楊濤),2016?年11月出版了《互聯網時代的銀行卡產業變革》(主編楊濤)。

(二)內部報告

組織《支付清算評論》的寫作與出版,每期完成多篇內部報告,向黨中央與國務院領導、金融監管部門領導、相關政府部門領導、自律組織、金融機構與企業、研究機構等進行發送,獲得了廣泛的社會認可與影響。

《支付清算評論》共完成44期,完成原創內部報告176篇。

(三)國際學術會議

2013年以來連續4年的4月或5月期間,由支付清算研究中心承辦、中國社科院金融所與VISA公司合辦了國際學術論壇 “《中國支付清算發展報告》發布暨支付清算理論與政策高層論壇”。論壇集聚了監管部門領導、國內外行業精英與學界專家,并且受到媒體的高度重視,為促進支付清算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創造了重要條件。

(四)內部沙龍與小型研討會

支付清算研究中心旨在成為國內支付清算理論研究、政策討論和實務分析的主要第三方平臺,因此在合作期間,努力推出了一系列內部沙龍和小型會議,促使各界人士加強專業交流與溝通。

(五)參加政府部門的政策咨詢活動

自支付清算研究中心成立以來,以中心主任楊濤研究員為代表的團隊,已經深入參與到央行等部門的監管咨詢活動中,對于重大政策的出臺和評價起到重要支持作用。

(六)其他主要成果

第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的專家學者,還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學術論文,在學術期刊發表,擴大了專業與學術影響力;

第二,積極推動在相關媒體的評論文章寫作,推動了公眾對于支付清算的認識,促使支付清算得到更廣泛的支持與認識;

第三,加強與國內院校的合作交流,共同推動支付清算學科建設,如與上海金融學院、西南財經大學都建立了支付清算學科建設的合作關系;

第四,積極與支付清算市場的相關代表主體進行交流合作,不僅與SWIFT等組織加強交流,還與中國銀聯、阿里巴巴支付寶、中證登、中債登、上海清算所、農信銀資金清算中心等展開了諸多有價值的調研與研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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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動態

Recent Development

中國支付清算發展報告(2019)

著作 楊濤 2019年06月01日

摘要

《中國支付清算發展報告(2019)》是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推出的系列年度報告的第七本。報告旨在系統分析國內外支付清算行業與市場的發展狀況,充分把握國內外支付清算領域的制度、規則和政策演進,深入發掘支付清算相關變量與宏觀經濟、金融及政策變量之間的內在關聯,動態跟蹤國內外支付清算研究的理論前沿。報告致力于為支付清算行業監管部門、自律組織及其他經濟主管部門提供重要的決策參考,為支付清算組織和金融機構的相關決策提供基礎材料,為支付清算領域的研究者提供文獻素材。自2013年出版第一本報告之后,連續六本都引起了政策層、實務界和理論界的高度重視與社會的廣泛關注。

 支付清算市場發展的核心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好效率與安全的“蹺蹺板”。一方面,在不斷加強金融監管、防范系統性風險的大背景下,支付清算強監管將是未來幾年的政策基調,支付市場規范發展也是一項長期性任務。另一方面,伴隨著新技術的快速發展,支付清算體系也迎來了日新月異的變化,尤其是在零售支付工具領域,各種創新令人眼花繚亂,不斷改變著百姓的日常生活。應該說,近年來,我國以移動支付為代表的新金融創新受到全球關注,但是與支付清算領域的表面繁榮相比,整個理論研究的進展嚴重滯后于行業和市場的發展,這也導致了在政策與實踐中難以形成共識,經常陷入各種爭議和矛盾。

本報告由總報告和專題報告兩部分構成。總報告全面分析了我國支付清算體系的發展歷程、現狀特點、存在問題及發展趨勢,并且運用量化分析工具考察了支付清算體系與宏觀經濟運行以及支付清算體系運行與區域經濟和金融發展、金融系統穩定、貨幣政策等的內在關聯;專題報告跟蹤分析了國內外支付清算體系的發展狀況、熱點與難點問題,系統梳理了近期支付領域的相關研究文獻。期待本報告能夠成為一個重要平臺,用來促進我們與各界同人加強交流與合作,共同為中國支付清算體系的創新與發展做出貢獻。

 

Abstract

China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 Development Report (2019), as the annual report of Research Center of Payment & Settlement, aims to summarize and reflect the various aspects of China's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 and their implication for real economy. It tries to cover the reform and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rules、and policies on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 over the world and track the theoretical frontiers in this area. With ample data and detailed analysis, the report tries to provide reliable and useful references for financial institutes, academic researchers, and regulatory authority. Since its first publication in 2013,the five issues of the annual report have attracted general and intense attention of academics, market professionals, and policy makers.

The key issu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ayment market is the balance between efficiency and security. On the one han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strengthening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preventing systemic risk, the regulation of payment market will be a basic and long-term task. O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our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s are evolving at a breathless pace. Especially in the area of retail payment, all kind of innovations are changing people's routine life. The financial innovations in China, especially those in mobile payments, have attracted the world's attention. However, the progress of payment theories is seriously lagging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market,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controversies in policy and practice.

The report consists of two parts: general reports and special topics. The general report presents a panorama of China's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 including its evolution path, current status, existed problems, and future trends and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yment system indexes with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regional development, financial risk, and monetary policy with quantitative methods. Special topics keep a track of the development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s as well as the hot issues in this area and provide a selective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in FinTech and payment innovation. We expect this report to become a platform for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Research Center of Payment & Settlement and all the peoples and institutes interested in this significant area t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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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科技創新有大片前瞻性領域亟待開拓

評論 楊濤 2019年01月25日


我國近年來以移動支付為代表的新金融創新風風火火,但與支付清算領域的表面繁榮相比,理論研究進展嚴重滯后于行業和市場發展,這也導致了在政策與實踐中難以達成共識,經常陷入各種爭議和矛盾。因此,從貨幣經濟學、支付經濟學、風險與監管、金融倫理與普惠金融、應用型拓展等多個層面加強支付清算理論研究已變得越來越迫切。

筆者注意到,近兩年大家都在熱議數字貨幣,在理論追溯時,常會談論哈耶克的貨幣非國家主義,但只是比較古典的初步分析。更有意思的理論線索,則還需回到貨幣經濟學研究主線。按新貨幣經濟學的觀點,貨幣的產生并非自然演進,而是法律限制或政府管制的必然結果,隨著新技術發展,電子貨幣或許會產生更復雜的影響。

就海外的研究來看,支付經濟學主要討論的是支付過程中的各種交換機制,既包括代理人完成支付使用的支付工具,也包括銀行等金融中介在支付過程中所發揮的核心作用。這樣的研究出現之后,我們就可以思考現實中的支付安排與變化,究竟背后有沒有理論邏輯,是不是靠拍腦袋。

概而言之,支付經濟學主要由三個分支構成:大額支付系統、零售支付系統、結算系統。具體看,一是分析大額交易的模式與參與者行為,包括流動性分析;交易的模式、時間與參與者行為;銀行間貨幣市場;拓撲與網絡分析;虛擬場景模擬。二是分析技術進步和產業規制等因素對零售支付產業的影響,即區分消費者行為類型,分析技術進步和產業規制等因素的影響,提供零售支付領域創新思路。三是通過建模、模擬等方式研究中央結算對手方的行為。

再進一步分析,在新技術環境下,支付經濟學還涌現出眾多新的研究視角。

一是基于制度經濟學來考量支付清算的制度安排。這里離不開委托代理機制、交易成本。評價不同制度安全之間的優劣,不能通過碎片化的現象來描述,而需要有一套自圓其說的理論支撐。二是支付清算市場當中的產業組織變革。如對于卡組織的平臺經濟研究,過去有三方模式、四方模式,慢慢我們發現,這些概念似乎已不足以覆蓋支付產業鏈發生的巨大變化。這種變化是否符合技術和制度內在變革趨勢,是否最終有利于平臺經濟的多方共贏,同樣需要結合中國豐富的實踐土壤展開深入研究。三是國家快速支付體系。一方面,可以看到快速支付有助于提升整個國民經濟運行的潤滑度,減少交易費用,另一方面,有時候也要避免夸大。比如,當強調有快速支付、無感支付有助于促進居民消費和福利時,不能忽視居民可支配收入變化才是根本因素,況且,還需考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表”惡化的風險。四是基于博弈論跟行為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這里也有大量有意思的成果,可以應用到商業模式中去。五是基于規制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包括制度規則的適用和完善,以及反壟斷,這些也都是研究和實踐熱點。六是基于技術跟業務自身的研究視角。比如,新技術對金融賬戶、支付賬戶體系的沖擊,因為賬戶是支付清算體系的微觀基礎。再如,技術與業務的標準化。所謂標準化最終為了解決業務互聯互通問題。但筆者認為,標準化不是為了消滅非標,非標在整個體系當中需價值重新定位。

新技術引領支付要素快速變化,究竟是在宏觀上增加還是減少了系統性風險,這在未來是需要給監管者提供答案。在微觀層面,我們要在支付工具中廣泛地應用生物識別技術,究竟有什么風險,這是需要量化的。歸納來看,在新技術環境下,我們衍生出大量有價值的研究主題,包括:支付清算體系、金融脆弱性和金融危機;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監管的特殊性;新技術放大了風險傳遞與脆弱性?還是相反。

進入新世紀以來,為了適應國際金融發展和維護金融秩序,避免金融發展中的扭曲和“連帶傷害”,越來越多的學者從不同角度研究金融倫理問題。世界銀行于2018年4月19日曾發布全球普惠金融指數(Global Findex),認為手機和互聯網加快了全球金融普惠性的發展趨勢。在實踐中,移動支付也確實在改善邊遠地區和農村金融服務過程。從支付工具、組織、市場等不同層面,當前亟待融入普惠金融的研究范式。

金融科技不僅是為了服務于金融,本質上是為了促進技術進步,進而產生更多的外溢性。支付是所有交易行為最底層的支持,所以其價值大量體現在支付之外。筆者在研究中發現,金融科技應用場景不僅僅是金融,還可擴展到城市治理、公共服務等領域。例如,在智慧交通發展中,可充分利用移動互聯技術和新型支付工具,對交通管理、交通運輸、公眾出行等等交通領域全方面優化,改善交通出行管理與保障能力。在智慧生活建設中,可推動以移動支付為核心的金融科技場景拓展,全面融入居民生活與日常需求,提高生活便利性。此外,智慧醫療、智慧社保等場景,也都離不開支付創新的服務和保障,這些都是研究支付科技創新的前瞻性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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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清算體系差異化發展

評論 楊濤 2019年01月22日


近年來,中央銀行支付服務體系平穩運行,各子市場保持較快增長,支付服務市場法律法規更加健全,支付清算服務改革開放繼續深化,支付清算基礎設施建設加快推進,打擊支付市場違法違規行為力度進一步加大。“強監管、降杠桿、防風險”仍是我國金融部門的主旋律,而相應的政策措施不僅直接影響著支付清算系統的建設和運行,也在支付清算數據中得到了反映。

一、支付清算運行新特點

在新形勢下,受到影響最為明顯的就是支付清算金額增速的放緩:2017年,我國非現金支付業務和支付系統業務金額的同比增長率分別為1.97%和5.86%,明顯低于2016年的6.91%和16.70%。

隨著非現金支付工具和支付系統業務規模增速的放緩,基于支付清算交易規模估算的貨幣流通速度也逆轉了之前的遞增趨勢。2017年,非現金支付工具規模與M2的比值繼續下滑,從2016年的23.78降至22.42;支付系統業務規模與M2的比值也自2010年以來首次下降,從2016年的32.99降至32.29。由于近期M2自身增速也在下降,因此上述貨幣流通速度下降意味著金融體系的流動性有較為明顯的收縮趨勢。

類似地,創造GDP所需的平均支付清算交易金額也出現了下降跡象。2016年以來,創造1元GDP對應的非現金支付金額再度下降,從49.56元降為45.46元;創造1元GDP對應的支付系統業務規模也自2010年以來首次下降,從2016年的68.78元降為65.46元。這種貨幣流通相對于實體經濟活動的規模緊縮有一部分是近期“降杠桿”成效的體現,也說明我國的金融深化過程已經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階段。

2017年,非現金支付工具的平均交易規模為2.34萬元/筆,較2016年的2.94萬元/筆下降了約五分之一。支付系統業務的平均規模也下降了類似的比例,從2017年的8.63萬元/筆變為7.00萬元/筆。支付系統業務平均規模的下降趨勢主要是由于在交易筆數上居主導地位的行內支付系統業務變化所導致的,后者的平均規模自2007年以來持續下降,從13.2萬元/筆降為2017年的4.13萬元/筆。與此相反,銀行卡跨行支付的平均規模則總體上處于上升趨勢,由2007年的0.13萬元/筆降為2017年的0.32萬元/筆。行內支付系統與銀行卡跨行支付系統在業務規模上的這種“收斂”趨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支付系統發展帶來的跨行業務綜合交易費用的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扣除季節因素,可以看到,自2015年以來,各類電子支付業務的平均規模總體上在下降。考慮到電子支付尤其是非銀行支付機構處理的網絡支付的平均交易金額大大低于傳統支付業務,這種下降趨勢更顯得難能可貴。這種支付交易平均規模的不斷的下降趨勢,結合支付系統業務交易筆數增速的上升,反映了更多的小金額支付被納入電子化的支付清算體系之中,因此也給生產和生活提供了更多便利。

2017年,在金融市場強監管的大背景下,監管機構進一步加強對第三方支付市場的監管。據初步統計,全年共發布二十余份監管文件,開出近百張罰單,無論是在規范性文件的發行數量上,還是在對支付機構的監管強度上,第三方支付行業都已從高增長、搶市場階段進入了嚴監管、防風險階段。具體看,監管機構通過開罰單、收牌照雙管齊下的監管方式,持續加大對第三方支付行業的整頓,一方面通過監管檢查,加大對違規經營的支付企業的處罰力度,另一方面利用市場退出機制,對不符合經營標準的支付企業停止發放經營牌照。在近年來發展迅猛的電子支付業務方面,隨著這一產業逐漸走向成熟和對于第三方支付監管措施的強化,其增長趨勢也變得較為平緩,并且顯示出與傳統支付業務類似的季節性特征。

在結算賬戶方面,單位結算賬戶和個人結算賬戶的增長率都延續了2012年以來的下降趨勢,并且個人結算賬戶增長率的下降趨勢比單位結算賬戶更為明顯,尤其在2017年更出現了一個較大幅度的下挫,其數值(10.43%)也自2009年以來首次低于單位結算賬戶增長率(11.07%)。聯系到個人結算賬戶的迅猛增長與新興互聯網支付方式發展之間的高度一致性,這種增長率的平緩可能也是新興支付產業走向成熟的一個標志。與此同時,個人結算賬戶增速的下降也反映了中國人民銀行近年來加強個人銀行賬戶管理的成效。

結算賬戶增速與結構變化的背后,是支付市場主要參與主體間的競合。隨著支付市場監管政策的不斷升級,各參與主體在市場中的分工定位和扮演的角色逐步明確,支付回歸本源,機構之間的競合逐漸增多。一方面,非銀行支付機構的Ⅱ、Ⅲ類賬戶以及與支付產業相關的行業類商戶的賬戶,依托云閃付實現線下場景的滲透,必將參與到對傳統銀行賬戶的用戶爭奪;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的基本面逐漸改善,其對支付等中間業務的投入也會增多,結合已經實施的銀行賬戶分類,商業銀行將發揮自身的優勢,推出更多基于賬戶類支付產品。另一方面,監管機構明確界定了市場中各參與主體的職能,市場參與主體的多元化和支付場景多樣化,使得機構間的合作將逐漸增多。

二、支付清算與宏觀經濟的關聯值得關注

“降杠桿”的努力在壓縮金融體系內資金自我循環空間的同時,也導致了支付結算數據與宏觀經濟指標之間關系的新變化。2017年以來,我們基于支付清算數據,根據以往相關關系預測的GDP增長率總體上要稍低于實際值,這也印證了上述創造單位GDP的相應支付清算業務規模的下降。基于早期的數據,我們曾經發現許多支付清算指標與經濟增長之間有著良好的相關性,但隨著數據時間的推移,尤其是在進入2012年之后,這種相關性大大弱化甚至完全消失。

對于上述現象有多種解釋,其中之一是,在早期數據中發現的支付清算系統與宏觀經濟運行之間的相關關系其實并不存在,而只是某種共同外部因素(最大的可能就是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導致了虛假的相關性。例如,PPI曾經表現出與滯后1期的單位結算賬戶增長率之間的良好協整關系,但是在2012年之后,PPI則與任何支付清算指標都不相關,而表現得更接近于純粹的“外生變量”——后一種情況實際上也更接近于我們對于我國經濟運行現實的理解。

不過也存在著對于支付清算與宏觀經濟之間相關性“消失”現象的其他解釋。對于某些支付清算指標,這種弱化的相關關系可能是由于實體經濟運行機制的轉換(如去杠桿與供給側結構改革)、支付清算體系的結構變化(如新型互聯網支付方式的興起)或者指標統計口徑的變化所導致的。例如,實際GDP與銀行卡支付金額增長率之間相關性的弱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2013年和2015年銀行卡支付業務規模兩次高速增長并未伴隨著相應的實體經濟增長。如果更深入地探究這兩次銀行卡業務高速增長的原因發現,2013年被譽為“中國互聯網金融元年”:一方面,第三方支付平臺的興起使得原來依托于傳統支付手段的大量交易轉向包括銀行卡在內的非現金支付方式,它的經濟拉動作用很大程度上被支付工具之間的替代效應所抵消;另一方面,以互聯網貸款平臺為代表的互聯網融資活動也帶動了龐大的銀行卡交易,但是事后看來,這些金融活動更接近于金融體系內自我循環的泡沫,對于實體經濟發展并沒有太大的實際意義。2015年,銀行卡交易金額的激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銀行卡轉賬業務量統計口徑的擴張,后者顯然不會影響實體經濟的運行。因此,對于這類支付清算指標,在金融市場經過強化監管而重新理順規則之后,也許我們又會看到它們與實體經濟運行之間相關性的回歸。

三、支付清算運行的區域差異

在更強的監管態勢下,國內區域間的資金流動也呈現出集中化的趨勢,尤其北京和上海在全國資金流動中的地位顯著上升。2016年,我國資金流動總量最高的5個省市依次為北京、上海、廣東、深圳、浙江,其中北京、上海和廣東三地在區域資金流動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別為35%、17%和6%。這也是廣東首次在資金流動總量上超過深圳市。與2015年相比,北京和上海的占比各上升了一個百分點,保持了自2014年以來的增長趨勢,而其他省份的資金流動占比則從2013年50%的最高值持續下跌至2018年的42%。對應于總體資金流動規模的上升,在2016年各地區內部大額實時資金流動規模的比重方面,北京由2015年的39%上升為41%,上海由2017年的13%上升為14%,其他省市占比則由2017年的48%下降為45%。總體上看,北京和上海不僅資金流動規模的基數大,增速也排在全國前列,使得區域資金流動呈現更為集中的趨勢。

在地區間資金流動的模式方面,2016年北京與全國各地區間資金流動所占的比重有明顯上升,由2014年的58%降為61%,并且在這一比例內部,北京與上海之間資金流動的比重繼續上升,由2017年的17%升為19%。類似地,上海與全國各地區間資金流動所占的比重繼續大幅上升,由2015年的34%升為2016年的39%。那些不通過這些金融樞紐城市進行的資金流動所占的比重則從2017年的24%跌至19%,延續了2017年的下降趨勢。從區域資金流向來看,北京是各地區除自身之外最大的資金流動對象,深圳流向北京的資金比重甚至超過了內部流動的資金規模。上海與深圳也是各地區的重要資金流動對象,盡管其地位遠不能和北京相比,除了西藏之外,上海是各地區除自身和北京以外資金流動的第二大目的地。這一狀況背后的成因及其經濟效應需要我們加以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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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金融供給側改革需多方著力

評論 楊濤 2019年01月21日


當前,伴隨著現代金融要素的日益復雜和多元化,國內金融改革也進入了新的“攻堅階段”,新形勢下的金融供給側改革,需要考慮幾方面的核心問題。

一、需要明確金融改革與發展目標

需要明確金融改革與發展的目標,即如何更好地服務實體,改變金融業“自我游戲”的傾向。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發達經濟體也在普遍反思金融創新的失控,以及金融能否真正促進“美好社會”的發展。同樣在我國,金融改革與發展不應該只有利于金融部門的自身利益,而是應當真正使得更多企業獲得良性的金融“血液”支持,從而得以健康發展和增進就業,并最終落到增進個人的福利之上。

具體看,首先,在微觀層面上,是強調滿足非金融企業和居民的合理金融需求,使多數微觀主體充分享受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的成果。由此來看,衡量金融是否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的關鍵,就是能否為那些最需要金融資源的主體提供了支持。其次,在宏觀層面上,是有利于實體部門規模和結構的完善,換句話說,如果現有實體經濟結構存在缺陷,那么金融部門不應強化這種矛盾,否則就是金融市場功能出現了問題。從總需求角度看,過高的儲蓄與投資、最終消費中的居民消費不足,都是改變我國結構失衡的重點,因此也應是金融服務的落腳點。從總供給角度看,產業結構的核心矛盾,應該是三次產業內部的低效擴張,而不僅是之間的替代問題,即高端的農業、工業、服務業發展嚴重不足,由此,如果不能認清金融支持的路徑,那么就只會加重現有經濟矛盾。再次,就金融部門內部來看,則是避免內部結構失衡和金融創新的失控。一方面,所謂“己不正難以正人”,如果金融部門內部效率低下、金融機構與市場體系不完善、金融產品與服務嚴重落后,那么也談不上服務實體經濟、引導經濟優化,因此,促進金融市場、機構、產品等基本要素的完善,自然是討論的起點。另一方面,判斷金融創新失控與否,無非就是分析這種活動是否距離實體部門的金融需求太遠,或者是否帶來不可控的額外金融風險,以及是否會扭曲微觀主體的行為。就此而言,雖然說我國面臨的仍是金融創新不足,但也必須避免把推動創新成為金融部門追求超額利潤的幌子。最后,必須解決好金融部門與實體部門之間的分配問題。從歷史上,影響各國持續穩定的最終因素,還是要歸為分配失衡。之所以有人開始把金融部門與實體部門對立起來,也是這個原因。

二、需重新審視金融健康的衡量標準

隨著中國金融體系的“跨越式”改革與發展,各類“總量性”“規模性”指標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逐漸在全球都位居前列。以包括金融相關率在內的早期金融深化指標來看,我國在世界范圍內也已經比較突出。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金融改革的成功,因為規模并不能代表一切。例如,在20世紀末期以來的歷次危機和動蕩之中,國際上許多“資產巨無霸”式的大銀行都消失在歷史長河中,尤其以日本的銀行為例。所有這些意味著,過去偏重于規模的金融改革衡量標準需要重新被審視,應該更加重視金融結構、金融服務功能等層面的問題,跳出金融“絢麗面紗”而著力解決所掩蓋的金融低效與失衡。

三、需要積極穩妥地迎接新技術挑戰

以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新技術,逐漸改變著經濟金融運行模式,并且對金融產業鏈起到重構的作用。依托技術的支持,原有金融體系中的一些“頑疾”和難點更容易得到解決,如小微企業融資、農村金融、大眾理財、信用體系等傳統的金融“短板”。未來全球金融競爭將更多體現為金融科技要素競爭。當前新技術在各國金融創新中的應用逐漸深化,主流金融機構普遍運用科技手段全面改造業務流程和組織架構,眾多新興機構加入原有金融服務產業鏈。各國政府與監管部門高度重視金融科技的沖擊與影響,在加強風險防范與安全約束同時,通常對前沿領域創新探索給予適度空間。此外,金融科技是解決現有金融發展“短板”的重要抓手。我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已進入轉型期,依托新技術支持,原有金融服務難點更易得到緩解,促使金融更加“脫虛向實”,從而實現金融體系的高質量發展。總體上看,推動金融科技發展,應是新形勢下金融強國戰略的核心內容。

四、需要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

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制定“十三五”規劃建議的說明》中指出,要“統籌監管重要金融基礎設施,包括重要的支付系統、清算機構、金融資產登記托管機構等,維護金融基礎設施穩健高效運行”。對此我們認為,正如經濟增長離不開道路、橋梁、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建設一樣,健全的金融體系也與金融基礎設施的完善程度密切相關。實際上,早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就指出了要“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保障金融市場安全高效運行和整體穩定”。此外,在央行發布的金融穩定報告中,“金融基礎設施”的范疇包括:支付、清算和結算體系;法律環境;會計標準;信用環境;反洗錢。

我們認為,能否把握全球趨勢和借鑒國外經驗,同時結合國情和現實約束,努力在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建設中實現效率與安全的平衡,成為支撐我國金融改革與創新的關鍵環節。當前,基于國家支付體系的戰略視角,需要統籌安排,構建“多層次新型支付市場”。在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中,隨著“初級階段”告一段落,需要從國家支付體系的大視野,進行更好的戰略統籌。同時,包括法律、會計、信用等在內的金融基礎設施,往往屬于“軟環境”的金融生態體系建設,同樣也是金融良性發展中不可或缺的外部保障。

五、需積極構建現代化金融監管框架

具體來看,一是需要在政策制定之前加強分析和研判能力,有效度量各類金融風險的水平。近年來,隨著多層次金融市場、多元化金融產品、多類型準金融組織的創新與發展,金融運行中的風險問題變得更加復雜,局部風險的積累如果控制不力,甚至可能轉化為系統性風險。對此,由于對于相關風險的量化分析能力不足,因此監管思路往往容易“走極端”:或者過于偏重事先風險防范而遏制創新,或者在風險顯現之后簡單地“一刀切”處理,或者由于難以研判具體風險程度及所在,而對風險的積累放任不管。要解決這些矛盾,就需要進一步改善風險數據收集機制,優化量化分析模式,更好、更及時地把握風險,為監管的跟進創造前提條件。

二是監管內容與對象,需要從機構監管轉向產品和功能監管,進而側重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外部條件監管。我們看到,由于金融子行業之間的混業趨勢愈加明顯,而且互聯網金融帶來了金融與非金融行業邊界的模糊,因此跳出傳統的機構監管視角,逐漸轉向產品和功能監管,已經成為大勢所趨,也才能適應金融創新逐漸呈現的跨市場、跨行業、跨時空特點。與此同時,必須注意的是,在這一監管轉型的過程中,也不能泛泛地照搬國外經驗,圍繞金融產品來構建監管模式。因此,與國外相比,許多教科書上的金融產品,在我國往往難以真正發揮包括資源配置、價格風險、風險管理等基本功能,并且反而可能成為風險觸發來源,其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市場環境、制度基礎、金融文化等保障。因此,監管重點同樣應該放在如何完善這些外部條件方面,從而促使金融創新走上良性發展道路。

三是把探索跨境監管作為重中之重。長遠來看,無論是我國金融市場的持續對外開放,還是國內金融資本的“走出去”,都需要有新型的、具有全球視野的監管模式與之相配合,更好地規范、約束和監管跨境金融交易中的風險要素。尤其在構建這一體系的過渡時期,更需要我國監管部門與境外監管部門進行有效協調合作,共同致力于防范跨境風險傳染和放大,努力尋求共同的監管利益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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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專業和開放是數字化財富管理的最終目標

演講 楊濤 2019年01月15日

楊濤:謝謝袁主編主持,也謝謝大會給我機會分享自己的觀點。核心我想表達一個意思,數字化財富管理時代確實是大勢所趨,如果按照傳統的思路來說,似乎大家覺得通州要重新打造是有點難的,但是基于金融科技時代、數字化時代,打破了原有空間地理意義上的金融要素集聚的特征,這是首先想表達的一個觀點。

當然第一方面想談的是,面對全球財富管理的新格局,加上金融科技的動力,使得中國已經成為數字化財富管理的一個重要熱土。一方面我們從一些主要的數據,比如說財富管理市場規模、成本與收益比,可管理資產規模等等,可以看下來全球市場當中北美首先是第一位,與此同時亞太區除日本之外,這些年地位不斷上升,這里有一個西風東漸特征。與此同時全球來看數字化財富管理已經成為一個浪潮,可以看到機器人投顧在全球不斷興起,目前已經超過1000億美元規模。無論是傳統大銀行還是一些新興基金,紛紛搞機器人投顧。有人說機器人顧問正在和華爾街投行家爭奪富裕人群。與此同時我們看美國數據,到去年基于互聯網所做的財富管理一些產品規模,已經達到3.3萬億,滲透率是35%。里面這樣一些大的全球化的趨勢,是數字化財富管理時代不斷涌來,西風又在向亞洲區進行東漸。再加上本來就處于金融科技快速發展的浪潮當中,所以這幾個因素綜合起來,我覺得中國代表的亞太區,應該說是數字化財富管理發展的重要熱土。

第二個觀點,我們所談的數字化財富管理,背后歸根結底是為了實現什么?我覺得通常大家所說的普惠、專業、開放。普惠是什么意思?過去做的主流財富管理方式,考慮到成本收益問題,考慮到人力問題,考慮到其它問題,實際上要降低門檻其實并不容易。當然智能投顧時代的興起,新興技術手段的涌現,某種程度上確實無論從供給端還是需求端都降低了原有服務的門檻,某種程度上,我覺得從廣義上來說實現了普惠服務水平的提升,使得眾多的中低收入人群,包括所謂的“屌絲”人群都能夠享受到,過去面向中高端人群才能有的依托新技術做的服務,這是關鍵之點。

第二是專業,智能投顧專業性不是說為了讓你賺大錢,而是利用新興的技術手段更有效精準進行客戶畫像,判斷他的風向承受能力,進而配置一套適合他的標準化投資方案,隨著時間演進可以不斷優化,使他賺風險承受能力之內應該賺的錢。某種程度上也在提升財富管理的專業化水平,因為過去這么多年,雖然叫大財富管理時代,但整個發展過程當中,很多專業化服務水平還是有所不足的。談到智能投顧有些側重投資這端,資產配置端,這里確實有大量“馬甲”在里,但如果著眼于顧問端,原有人力顧問水平可能嚴重不足,利用新技術改善這些問題肯定是正面促進作用。

最后是開放,過去整個業態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單打獨斗,業態開發融合,面向客戶需求的開放融合是重要的著眼點。

數字管理時代在中國蓬勃興起有幾方面重要原因:一方面驅動力來自于需求端,尤其居民需求端。過去也有很多數據,或多或少居民家庭金融資產配置狀況,沒有很準確的數據。社科院一位同事做的估計,居民金融資產140萬億左右,其中50%以上都是現金跟銀行存款。一方面居民到這個階段有非常迫切的改善自己金融資產結構的愿望,另一方面大量高風險領域不一定伴隨高收益。另外還有其它收益,比如說來自于瑞士信貸數據,說中國整個居民,金融加非金融資產一共12萬億。到了這個階段,需求越來越多元化,來自于需求的倒逼,是我們利用新技術手段改善流程、改善產品、改善風控、改善服務的重要著眼點。這是第一個層面。

第二個層面來源于技術本身,技術本身對數字化財富管理影響最大的路徑,基本體現在兩個層面,一個涉及到智能投顧,另一個在國內主要是線上互聯網財富分銷渠道。現在很多產品,互聯網很多產品更多是流動性管理,現金流管理產品,沒有往財富管理方面轉。這樣技術引領趨勢,在深刻改變著這樣一個流程。

第三個核心還是來自于監管與政策的變化,隨著監管規則的完善,隨著政策不斷演進,相信未來面臨新技術的財富管理,也會有一個更加良好的外部環境。

最后一個驅動因素來自于同業競爭本身,大財富管理時代意味著越來越多的機構涌入到這里,現在隨著新資管辦法出臺,整個市場100多萬億市場已經進行全面重構,主流金融機構、類金融組織、新興金融科技企業、第三方理財公司都在里面,這種同業競爭在未來,技術肯定是其中的一個主線。以上是三個觀點簡單分享,謝謝。

袁滿:您談到金融科技對財富管理來說很重要的影響在于普惠,讓眾多投資人能夠享受到因金融科技而帶來帶有個性化的財富管理和需求,滿足這種需求。同時實際上我的理解,這個也是業界當前普遍談到很重要的概念KYC,這背后隱含的是我們產品雖然理財門檻降低,但要把適度金融產品銷售給適當的投資者,當前我們看到在互聯網金融也好,或者金融科技也好當中呈現的科技亂相里,確實有一部分原因因為普惠同時在這一點上并沒有做得非常理想。后面一場專門看到關于投資者保護的,這個議題設置還是非常完整的。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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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開放的思路對接數據是未來金融業發展的方向

演講 楊濤 2018年12月12日

楊濤:謝謝主持人,也感謝《財經》給我這個機會分析一下對象關問題的思考。今天的討論的分論壇的主題是傳統金融的科技轉型。一開始主持人也談了從過去討論互聯網金融,到現在討論金融科技,實際上更多體現了如何在金融的創新和發展當中體現出技術本身的驅動力。我覺得今天這個題目為什么好呢,因為早期我們一說金融科技或者新金融創新的時候,大家更多把視線放在主流金融體系之外這些新型的組織或者新興的企業,但是傳統來看銀行、證券、保險這些主流企業,一旦轉向之后充分利用已有的資源,實際上也算是金融創新重要的力量。我們看到國家近幾年主流科技發展的還是非常之快的,雖然有一些差異性。有一些數據反映商業銀行所推動的手機直銷銀行的APP,我看了一個數據大約是在2014年的時候國內已經有22家,到2018年現在已經有114家,而且里面除了城鄉行占相對的比重像農行也在占一定的比例。傳統金融機構在金融科技發生的變革當中當然也面臨不同的挑戰。

我自己思考了一下歸納為幾方面,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好技術跟場景的關系,一方面我們都知道說到金融科技離不開各種各樣的技術,不同的技術成熟度可應用的程度實際上是有差異的,我們自己也在研究的過程中把它分為大數據、人工智能、分布式技術、互聯技術以及安全技術,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面向未來的開放前瞻的技術,比如說量子技術等等。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的技術成熟度是不一樣的,涉及到人工智能、云計算等等有一些技術成熟度比較高,有一些應用程度比較高,短期內不同的金融機構所采取的技術路徑有差異。

再比如區塊鏈,長遠來看分布式技術中是有突破,但是短期內推動的類似的創新更多是面向未來可能的。就像當年的登月計劃一樣做的準備的工作,實際上短期內絕對的可替代性沒有那么的突出,所以不同的技術所起到的作用,或者說能夠應用的可能性是有選擇。另一方面無論什么樣的技術都要應用場景,場景大家說的比較多,說來說去離不開功能,這些功能可能是資源配置、支付清算等等,需要全面梳理一下,看看原來的場景面臨的痛點是什么,比如說是風控反欺詐等等,第一要處理好技術和場景的關系,要有選擇。第二個要處理好的問題就是要處理好變革與傳統之間的關系。一方面所謂的金融變革是大的趨勢。就是因為金融業一直在受到技術的沖擊和影響,只是說當前的階段影響可能更加突出,不管是怎樣的主流機構都要擁抱變化。另一方面正如邱總談到的要客觀看待能夠面向金融科技面向互聯網時代能夠做的這樣的一些業務轉型,因為傳統的核心部分短期內也不是說能輕易被顛覆,輕易被替代的。原油的金融運作的規律在較長一段時間內也有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一方面面向未來,一方面避免未經科技而科技,避免一哄而上跑馬圈地。

主流金融有三大因素,供給端是監管的影響,需求是來自客戶的需求,互聯網時代都是知道對于客戶需求的挖掘一開始可能那些比較明確的金融需求領域,慢慢地過渡多那些不是很明確的金融需求,但是跟資金相關的一些領域可以整合。最后大家利用這個技術手段可以過渡到各種各樣的生活場景,里面把碎片化的金融需求整合到一起。所以需求倒逼技術是整個金融業改變的根本的驅動力,也是把互聯網應用到各種的生活端拉進來。除了需求拉動之外供給如何配合業務和產品,應該也有主動優化的思路而不是被動的,比如說消費金融,有些領域被動配置消費產品有的時候不一定能帶來好的效果,因為有一些消費是非理性的一方面把握好理性的視角,另一方面從需求端進一步理順居民的需求,把碎片化的整合好。

第四個創新與合規。我們都知道創新需要有空間的,合規邊界也是很清晰的,當然現在合規的邊界有一些模糊之處,主流金融業面對邊界如何把握,歐美有一些看起來某些創新空間是有的,但是在創新當中如果踩錯了布點,超過了紅線未來有實質性的處罰,一罰就是幾億十幾億。對于未來如何把握好邊界,同時主動跟學界監管部門共同探索這個邊界。

最后一點就是如何處理好這個獨立發展還是對外合作的關系,我們都知道不同的金融機構采取的發展路徑其實是不一樣的,有一些是獨立的進行技術布局,有一些和外部的金融科技公司進行合作。有一些技術路徑也不一樣,比如說云發展中有一些走私有云有一些混合云,技術路徑不一樣,有一些機構覺得自己有實力完全可以進行自主化的布局,有一些通過跟外部的合作種一些小樹苗,如果這些小樹苗成功了嫁接在主干上也能帶來比較好的效果。

總的來說我覺得主流金融機構的發展就像開發銀行一樣,如何利用更開放的思路對接一些數據,業務合作,這個是未來主流金融業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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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宏觀審慎政策的再思考

評論 程煉 2018年12月05日


最近的一段時間可謂中國金融體系的多事之秋,各種“狀況”紛至沓來,企業、投資者、金融機構和金融監管當局都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從“去杠桿”、資管新規到P2P風險處置,我們都看到長期與短期、時間與空間、經濟與金融等各個維度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也更加認識到金融監管時刻如履薄冰的狀態。與此同時,金融風險及其政策應對的復雜性也讓我們不得不再次重溫金融監管的一些基本概念的內涵,其中之一就是宏觀審慎政策。

宏觀審慎政策可以說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機后人們對于金融監管體系進行反思得到的最重要理論成果之一,并且已經付諸許多國家的政策實踐。在我國,十九大報告提出“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也正式確立了宏觀審慎政策的地位。不過,雖然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后才廣為人知,其基本概念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已經被提出,而中央銀行的金融監管職能也并非新鮮事。實際上,由于其“最后貸款人”的角色,中央銀行“天生”就肩負著金融穩定的功能。只不過,受制于“丁伯根法則”——要同時實現多項政策目標,至少需要與其數量相等的政策工具,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的主流觀念是在央行的貨幣政策工具有限的情況下,穩定功能和價格穩定功能應該分離,這也就是所謂的“杰克遜·霍爾共識(Jackson Hole Consensus)”。

盡管讓中央銀行承擔更多的金融穩定職能已經成為全球金融危機后的一個潮流,但杰克遜·霍爾共識背后的機制卻并未被否定。在政策工具有限的情況下,如何同時實現金融穩定和貨幣政策的其他目標,依然是學界和政策當局所關切的重要問題。在最糟糕的情況下,如果中央銀行并無新的武器可用,那么讓其承擔金融穩定職責只是給貨幣政策增加了另一個外部約束條件,用以體現“價格穩定并不等于金融穩定”的理念,但其實際效果卻是值得懷疑的。畢竟對于金融穩定而言,貨幣政策是個相對“粗獷”的工具,遠不像微觀審慎監管措施那么細致。幸運的是,經過努力,人們為宏觀審慎政策找到了諸如“流動性覆蓋比率”、“凈穩定融資比率”等新的指標工具,而電子化支付結算系統的發展更使得央行獲得了直接對金融體系中的資金流動進行直接干預的能力,從而使得其金融穩定目標實現獲得了依托。但即便如此,前面的問題也仍然沒有獲得完全的解決。因為“丁伯根法則”背后的機制是政策工具在經濟效應上的獨立性:如果幾種政策工具的經濟效應相互之間獨立性越強,那么其組合使用可以實現的政策目標也越多,反之,如果幾種政策工具在最終經濟效應上是完全重合的,那么它們實際上是同一種工具,對于擴大政策目標范圍沒有任何意義。從這一角度來看,宏觀審慎政策在工具發掘上的成就依然非常有限:雖然很多工具指標在入手點上各不相同,但是都會產生很明確的貨幣政策擴張或緊縮效果,從而使得中央銀行依然無法擺脫在貨幣政策目標與金融穩定目標上的權衡。

使得情況更為復雜的是,當中央銀行肩負多個政策目標時,其政策選擇不僅僅是在不同目標之間的“權衡”,而是必須考慮到這些目標相互的非線性關系。在大多數語境下,當我們討論中央銀行的宏觀審慎政策時,我們所指的實際上是順周期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經濟高漲時期不斷擴張的資產泡沫和經濟緊縮時期金融機構拋售資產導致的流動性枯竭。為了預防這類金融風險,中央銀行所要做的就是遏制經濟主體行為的順周期性——在信用擴張時踩剎車,在信用緊縮時加點油,也即所謂的“逆風而行(leaning against the wind)”。但是,實際情況并不那么簡單。例如,對于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促進經濟增長是其政策目標之一。

在人們致力于探討央行可得的各項政策工具對于金融穩定目標作用的同時,另一個向度的問題也同樣值得我們重視,那就是宏觀審慎政策工具對于中央銀行其他政策目標的影響。在賦予中央銀行宏觀審慎政策功能及相應工具之后,我們實際上也賦予了它利用宏觀審慎政策工具來實現其他政策目標的可能性。而從技術上看,隨著全球金融危機使得各國經濟陷入緊縮,非常規性貨幣工具正獲得越來越普遍的應用,其中也不乏某些金融監管政策的身影。可以推想,當宏觀審慎政策成為中央銀行的常規職能時,其政策工具與傳統貨幣政策工具之間的界限也會逐漸淡化甚至消失。實際上,在宏觀審慎政策框架的概念體系中本身就為其上述功能預留了位置。在理論探討中,宏觀審慎政策目標主要有三種:第一,金融體系的安全性或系統風險防范,即防止由于某些金融機構的倒閉導致金融體系功能的喪失。這是宏觀審慎政策被廣為認可的基本目標,它所帶來的直接效應就是導致對“具有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特別關注。第二,金融體系或金融中介功能的穩定性。這一目標不僅要求保證金融體系的健全,而且要求盡量減少金融中介功能,也即信用供給的波動,它的提出主要是針對微觀審慎監管所表現出的順周期性,這也是當前宏觀審慎政策的主流共識。第三,宏觀經濟或實體經濟的穩定性。這一目標是金融中介功能穩定的進一步擴展,而且就其實質而言更具根本性,因為金融的最終目標是為實體經濟服務。但是這一目標與具體金融活動的距離太遠,因而可操作性相對較弱,也未能成為宏觀審慎政策的主流意見。不過正如我們前面所提及的,從中央銀行的角度來看,將宏觀審慎政策的目標放在宏觀經濟穩定的層次則有助于避免將眼光局限于金融監管本身,而是能夠從更高也更為豐富的視角來考慮宏觀審慎可能發揮的功能,從而也為其承擔金融穩定職能提供了額外的激勵。

在理想情況下,宏觀審慎政策目標的上述擴展是一種帕累托改進。因為在中央銀行以社會福利最大化為目標的前提下,政策工具范圍的擴展將會使得其各項政策目標獲得更好的實現。不幸的是,在現實當中則未必如此。首先,正如前面已經提及的,至少在目前我們還無法建立經濟增長、通貨膨脹、金融穩定等各項政策目標與社會福利之間的確切關系,這也是為什么經驗在貨幣政策制定中具有如此重要性的原因。其次,在面臨多重目標并且目標之間關系并不清晰的情況下,中央銀行有可能對于這些目標并無一視同仁。根據激勵機制的基本原理,在目標的可觀測性以及與其努力的相關性存在差異的情況下,代理人會給予那些容易觀測并且和自己的努力相關性更大的目標以更高的權重。從這一點上看,金融穩定目標處于相對不利的地位。在經濟增長、通貨膨脹、金融穩定這三個目標當中,通貨膨脹有非常成熟的度量指標,并且基本上被認為是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直接結果,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各國中央銀行通常把價格穩定作為第一要務。經濟增長雖然也有成熟的測度體系,但它更多地受制于其他部門的政策措施,所以中央銀行主要扮演“配合性”的角色。相形之下,金融穩定盡管在理念上具有極高的重要性,但卻很難加以清晰合理的測度,并且在大多數情況下,維護金融穩定主要是微觀審慎監管的職責,因此我們很難指望中央銀行在實際政策實施過程中賦予金融穩定特別高的權重。在這種情況下,讓中央銀行將其實現貨幣政策目標的工具箱擴展到宏觀審慎政策范圍內,對于金融穩定而言并不一定是有利的。

傳統貨幣政策和金融穩定目標的潛在沖突還體現在政策風格或“文化”上。在傳統的貨幣政策領域,規則與相機抉擇之間的選擇一直是爭論的熱點。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鑒于“處置非常情況需要使用非常手段”,相機抉擇和政策手段的靈活性似乎得到了更多的青睞。然而在傳統的金融監管領域,規則和政策一致性則是主流方向。這不僅是由于監管框架賴以建立的法律傳統,更是由于金融穩定本身就有賴于金融體系內主體行為的穩定性,而后者則又極大地依賴于規則及其預期的穩定性。如果金融監管規則朝令夕改,不僅會使得金融主體失去穩定預期,承受巨大法律風險,嚴重損害金融監管當局的權威,而且還會帶來巨大的金融套利風險,直接危及金融穩定。從這個角度來看,維持穩定一致的金融監管規則是一個必要的選擇,盡管這并不意味著金融監管體系無須修改完善。然而如果金融監管規則被用于實現貨幣政策或其他宏觀經濟目標,那就難以保證這些規則的穩定性。反過來,這種做法很容易加劇貨幣政策領域本身已經存在的政策動態不一致問題,誘發金融機構的投機傾向,甚至導致后者為了獲得有利的監管環境而通過制造風險進行“逼宮”,導致軟預算約束和金融風險。

上述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在政策風格與文化上的沖突也折射出了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在概念上的折衷性質。通常狀態下的金融監管和貨幣政策在風格上如此不同,卻能夠在宏觀審慎政策框架的概念之下得以結合與統一,追根溯源,仍在于系統性風險與金融危機的“非常規性”。和通常的金融風險不同,系統性風險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它的復雜性和非線性,這使得人們無法根據通常狀態下的金融與經濟指標簡單外推來獲得對金融危機的預測,從而也使得系統性風險和金融危機被劃歸到需要單獨加以考察和處置的非常態類別。這種特殊性不僅使得金融危機的處置和防范措施可以完全不同于通常的金融監管或宏觀經濟政策,也使得經濟與金融主體在政策預期上將它們與經濟和金融政策的常態區分開來,從而宏觀審慎政策這樣的概念組合得以存在。但也正因為此,在對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加以落實和應用的時候,一定要意識到其特殊性,而不能夠簡單加以推廣,甚至“泛化”到其他領域的政策當中,否則很容易導致政策目標的誤置和政策效果的扭曲。無論如何,從操作層面而言,宏觀審慎政策仍然是一個新的概念,需要通過實踐來摸索經驗,進而對理論進行反思和完善。因此,面對著金融穩定這一重要目標,宏觀審慎政策的操作首先要求我們秉承審慎的態度,不忘初心,方能持重行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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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黃金,遭遇強監管

論文 楊濤 2018年08月01日

互聯網黃金,遭遇強監管

楊濤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 副主任

近日,為了規范互聯網黃金業務,防范黃金市場風險,央行發布了《互聯網黃金業務暫行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征求意見稿》),擬從機構資質、業務范圍、備案管理、信息披露等多個角度對互聯網黃金業務進行全面規范。由于黃金交易的特殊性,這一政策也引起了各方的廣泛關注。其將對互聯網黃金業務帶來哪些影響,應該多加思考。

論文內容詳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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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應用于金融領域需非常謹慎

演講 楊濤 2018年08月01日

區塊鏈應用于金融領域需非常謹慎

楊濤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 副主任

“整體上來看,現在區塊鏈最適用的領域應該說還是在非金融領域。在金融領域特別是涉及到金融穩定性這塊,它受到各個國家監管的嚴重關注,應用還是比較難的。”7月8日,CFT50首席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助理楊濤在以“探尋開放與監管新范式”為主題的第四屆中國財富論壇上如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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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濤談區塊鏈應用:不適用于金融領域

演講 楊濤 2018年07月31日

楊濤談區塊鏈應用:不適用于金融領域

楊濤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 副主任

支付清算研究中心 主任

“整體上來看,現在區塊鏈最適用的領域應該說還是在非金融領域。在金融領域特別是涉及到這一個核心穩定性這塊,它受到各個國家監管的嚴重關注。還是比較難的。”7月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助理楊濤在以“探尋開放與監管新范式”為主題的第四屆中國財富論壇上如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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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專家

CenterExpert

媒體報道

MediasPress

新浪財經 - 2019年01月16日

新華網 - 2018年11月06日

中國新聞網 - 2018年05月30日

新華網 - 2018年0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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