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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簡介

ResarchCenter Introduction

文化金融研究中心

中心致力于全面推動文化經濟學與貨幣、金融經濟學的融合,為文化與金融的互動、支持,努力探索有效的實踐模式。當前,構建文化強國、提升軟實力成為民族復興的必由之路。同時,金融也是為文化大發展提供“新鮮血液”的“主動脈”。二者如何實現共贏發展,成為極其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命題。中心重點關注三方面問題,一是在廣義范疇內,最大限度地實現文化與金融的良性雙向促進;二是運用金融要素來促進文化公共事業的大發展;三是金融如何有效支持文化產品與服務的生產與消費。

中心專家:楊濤金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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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文化金融亟待構建兩大支柱

評論 金巍 2019年06月26日

文化產業信用體系和無形資產評估體系是文化金融基礎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文化金融發展的兩大支柱。構建兩大支柱,反映了文化金融服務文化實體經濟的根本要求,也是防范文化金融領域金融風險的必然要求。構建兩大支柱,應加大專門化政策支持,積極應用現代金融科技,同時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

自2010年以來,我國的文化金融取得了較大的發展,市場主體日漸增多,文化金融產品不斷豐富,文化金融市場規模保持高速增長。目前,隨著經濟發展形勢的變化,我國文化金融發展的方式也需要轉變,既要增長速度,也要高質量發展;既要鼓勵創新,還要加強金融監管,營造規范的文化金融發展環境。在這種背景下,大力推動文化產業信用體系與無形資產評估體系這兩大支柱構建就顯得尤其必要和緊迫。

一、兩大支柱反映金融服務文化實體經濟的根本要求

文化金融是通過金融工具、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實現文化生產領域資本金融要素和金融功能配置的運行體系。簡單地說,文化金融是基于文化生產領域的金融服務及金融市場體系。

從這個定義上,我們知道文化金融的根本目的是服務文化生產,是服務文化實體經濟。要服務文化實體經濟,就要結合文化產業和文化企業的實際情況。那么什么是文化企業最大的實際?顯然,文化企業在金融市場上的最大實際,就是由于所謂的“輕資產”影響著文化企業在資產市場的融資能力,使文化企業成為最缺乏融資能力的企業類型之一。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是市場化主體,不能要求無限滿足某一產業的超出市場化部分的融資需求。我國政府在投融資領域向文化企業多有傾斜,但解決文化企業在金融市場融資難的突破點只有兩個,即徹底解決文化企業信用和無形資產評估問題。文化產業信用管理和無形資產評估已經成為當前文化金融工作的最大瓶頸。

在間接融資市場,尤其在信貸市場,文化企業的特點就是缺少信貸抵押物。如果要改變這種被動狀態,首先就要擺脫抵押物依賴,大膽進行文化產業信用管理體系建設,主要是文化企業信用管理,使文化企業能夠依靠純信用就可以融資;如果必須使用信貸抵押,那么必須根據文化企業的資產特點,發揮無形資產在信貸中的作用。在直接融資市場,信用和無形資產評估同樣不可替代。在債券市場,要么依賴企業信用,要么依賴資產信用(資產證券化)。而在股權資本市場,所謂的高風險、高收益來自哪里?就是在文化企業的文化資源的時間價值上,具體說,就是無形資產在未來的盈利能力。

二、構建兩大支柱是防范金融風險的必然要求

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特別是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是我國當前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務。在當前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下,一方面要強化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另一方面還要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文化金融作為金融體系的一部分,也需要加強防范金融風險的工作。近年來,我國在文化金融監督方面的重點包括藝術品金融與文化產權交易市場、股權投資和證券市場、海外投資等領域。

文化金融基礎設施是未來文化金融發展需要突破的關鍵領域之一,而文化產業信用管理和無形資產評估是文化金融基礎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文化金融市場信息系統共同構成文化金融風險防范的三大支柱。所有金融服務都需要建立在良好的基礎設施之上。良好的金融基礎設施不僅能夠提高金融服務的效率,提高金融服務的覆蓋面,而且是防范金融風險的重要保障。在金融監管強化的背景下,具有基礎設施性質的創新工作將更具意義。

文化產業信用體系是多層次信用體系,除了公共服務性質的文化企業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還包括金融機構的文化企業信用管理和文化消費信用管理體系、社會信用機構(征信和評級)的文化企業信用服務體系等。除此以外,社會組織的文化企業信用管理與服務也是文化產業信用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建設文化產業信用體系是防范信用風險的最好途徑。而公允權威的無形資產評估體系是文化產業資本市場理性投資的可靠依據,同時,合理的價值判斷和合理的預期也有助于防范市場風險。

三、構建兩大支柱的三個主要路徑

第一,推動出臺專門政策,從制度方面進一步提供保障。

我國政府相關部門較早已經注意到文化企業信用管理體系和無形資產評估體系問題。在全國性政策中,有2010年發布的《關于金融支持文化產業振興和發展繁榮的指導意見》、2014年發布的《關于深入推進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見》;在地方性政策中,有2012年北京市發布的《關于金融促進首都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意見》、2019年北京市朝陽區發布的《國家文創實驗區高質量發展“政策50條”》等,均有文化產業信用管理的相關內容。2016年3月,中國資產評估協會發布了《文化企業無形資產評估指導意見》,對文化產業無形資本評估、流轉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參照系。

但由于目前政策內容還顯得零散,需要就這個方面出臺專門政策,并推動政府法規性立法,同時在執行層面推動細則等出臺。根據目前金融改革中創新與監管并行的形勢,應在文化金融的基礎設施方面推出專門政策,尤其應積極推動文化產業域信用體系、文化產業無形資產評估體系的建設,在優化風險防范環境的戰略框架下,鼓勵文化金融領域基礎設施的創新活動,鼓勵市場化機構對于具有未來競爭力的基礎設施建設進行長期投資,鼓勵征信服務業開展文化企業征信業務,鼓勵以PPP方式建設基礎設施類項目。

第二,借助金融科技,推動行業性信用管理平臺和無形資產評估體系建設。

無論是信用管理體系還是無形資產評估,其重要性早為業界所認識,但現實中的效果總是不盡如人意。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歷史積累較少,歷史經驗數據還不足以支撐一個有效的系統;二是缺乏具有決定意義的技術保障,現有的技術已經無法取得更大的突破。大數據技術、區塊鏈技術、云計算的飛速發展,都為信用管理、無形資產評估平臺的完善提供了極大的可能性。大數據征信技術擴大了征信主體的范圍,中小微企業甚至個人都可以進入征信范疇;大數據技術提供全樣本數據,這將改變現有的無形資產評估模型和邏輯,甚至人工智能技術,都可以作為無形資產評估平臺的一種輔助手段。在無形資本評估領域,目前中國資產評估協會正在推動金融科技與無形資產評估業務的結合。

南京金電文創信用信息服務有限責任公司提供的大數據信用服務和“文化征信貸”業務為業界提供了一個不錯的示范,但我國的文化產業發展需要一個行業性信用信息管理平臺。在2014年發布的《關于深入推進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見》中,要求加強文化企業信用體系建設。在《國務院關于印發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的通知》(國發[2014]21號)中,“加快推進信用信息系統建設和應用”要求“建立行業信用信息數據庫”。在政策范圍內,應積極推動部門合作、政企合作,以金融科技為技術支撐的行業性文化企業信用信息平臺的建設。

第三,積極推動建立專業性社會組織,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

在產業管理方面,往往只有協會、商會、聯合會等社會組織才是最佳的行為主體,社會組織在文化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也應發揮應有的作用。在信用體系建設方面,以政府主導的信用體系建設模式應向以行業組織與市場共同建設的模式轉變。北京國家文化產業創新實驗區設立文化企業信用促進會,為文化企業融通資金提供專業化服務,是值得借鑒和推廣的方式。該促進會服務對象為國家文化產業創新實驗區4萬多家文創企業,職能為信用宣傳、信用服務、信用監督,著力宣傳信用政策、推廣使用企業征信評級、培育信用服務市場、促進以信用為基礎的企業融資服務、發展文化金融、建立企業信用檔案和信用數據庫、搭建信用信息公共服務平臺等。這類行業組織在我國還很少。

文化產業組織以及文化金融方面的社會化組織是政策鼓勵建立的類型,如2014年印發的《關于深入推進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見》中要求“探索建設文化金融社會化組織,發揮其橋梁紐帶作用”。目前我國在這方面的社會組織非常少,需要相關部門積極推動建立,并適當放權,擴大社會組織的行業管理權限,這樣才能真正發揮第三部門作用,形成文化金融發展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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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政府主導的文化金融更有磁場

評論 金巍 2019年03月15日


文化企業大部分是中小微民營企業,在信貸融資中都沒什么硬資產可以用來做抵押擔保,因此,融資難、融資貴、融資慢問題在文化產業中尤為突出。

由于大多數金融及投資機構更喜歡選擇所謂“硬資產”,因此撬動金融資本投資文化產業,需要政府來彌補這種市場失靈。

“投貸獎”政策實施一年多,據了解其運行效果不錯,目前合計獎勵金額超過9億元,直接支持企業1300余家,其中中小企業占比93.76%,財政資金杠桿效應近30倍,對文化中小企業的支持非常明顯。這個體系由北京文投集團具體運行,地方國有控股文投集團代政府施能,為撬動社會資本進入文化產業走出了引人注目的創新實踐。

一、發揮國有文投集團的作用

這些年來,隨著各地文化體制改革的進程,各地成立了很多文投集團,我一直在觀察各級文投集團在中國文化產業發展中能起到什么樣的作用。首先,作為國有資本控股的類金融機構,他們應在文化金融融合發展中起到中樞作用,發揮國有資本本身的優勢;更重要的是,還應當發揮協調作用,充分調動金融資本和社會資本來參與文化產業,和文化資源融合起來,不要讓文化金融變成國有資本的“閉門游戲”。

北京文投集團是一個很好的示范,具有創新意識和實干精神的還有陜西、南京等地的文投集團。文投集團這個平臺的背后,是地方政府發展文化金融的決心和遠見。推動國家文化金融政策的實際落地,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在服務方式、產品、平臺名稱上不一,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推出的行動計劃都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北京的投貸獎體系、江蘇省的省級文化金融合作試驗區政策等都是我國重要的文化金融政策實施典范,南京政府牽頭組建的文創銀行梯隊、文化征信貸等也有較強的代表性,上海在國有引導、社會資本主導的金融思路下不斷創新,主抓徐匯區、靜安區、自貿區等文化橋頭堡的工作也成效卓著。

二、財政支持的創新和金融服務的下沉

從表象上看,北京投貸獎體系對機構的獎勵從“事前補貼”變成了“事后獎勵”,只是一個流程變動,其實是“去行政化”思路結出的成果。

發揮國有力量在文化產業中的作用固然重要,正確處理好經濟體制改革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也極為重要,政府應發揮有為作用和市場配置資源作用,讓事情最終歸于市場去解決。

從目前看,北京市在制定政策、管理投貸獎資金、對投貸獎平臺進行監管、對申報獎勵機構的復核等職能較為到位,而其為了推動金融服務進一步向市場下沉和去行政化,設立文創板和文創金服兩大運營平臺。該兩大平臺雖撮合金融交易,但與金融機構都是市場化合作關系,如銀行的每次放貸都會自發進行企業調研,這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政府提前做了風險評估和價值判斷。最終,政府取消評審環節,變為專家機構復核,明晰支持標準;取消風險高的項目補助形式,變為社會認可的貸款貼息、發債獎勵、融資租賃貼租等事后獎勵方式,大幅降低騙取財政資金的可能,獎勵的將是那些真正有需求和表現良好的企業,因此能夠調動文化企業的積極性。

三、發揮兩大平臺的競合關系

從目前看,兩大平臺中尚處“缺位”的是與風險補償機制和征信體系的結合,但北京也已在推進中。

文創金服和文創板作為“一胞雙生”的服務主體,應當充分發揮定位上的差異化、互補性。個人建議,文創板應當致力于完善文化產業多層次資本市場,側重為股權交易職能,而文創金服可以整合金融機構資源和文化產業資本合作關系為核心。銀行、信托公司等,同一機構的一個業務中經常涉及股債雙權,所以雙方無需在入口階段就進行業務分類,只需在服務上各有側重,并具備互為引流的合作關系,這樣才能更好發揮共振效應,也更有利形成北京文化金融的磁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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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文化金融如何突破

評論 金巍 2019年02月15日


我國的文化金融發展正在成長期,從各方面看都取得了長足進步,但這兩年有較大的結構性波動。政策環境有些變化,規范性要求多了,市場創新會受到一定的抑制。我們對這兩年文化金融發展的基本態勢還是那個判斷:規范與創新的平衡期,誰能做好這個平衡,誰就能異軍突起。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再結合粵港澳大灣區被納入國家級規劃的背景,我們看看,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金融發展有哪些良好的基礎,有哪些特質和基因,能在哪些方面取得突破。

一、基礎:粵港澳大灣區是文化金融中心集聚區

我們選擇文化金融中心這個角度來看粵港澳大灣區文化金融發展的基礎。文化金融中心城市問題不算是個新命題,今年我們在《中國文化金融藍皮書2018》中就分析過這個命題。文化金融中心意味著文化金融對區域經濟發展具有較高的貢獻值,意味著文化金融在全球、全國或特定區域的產業影響力。在粵港澳大灣區就有三個各具特色的文化金融中心城市。

從三個方面可以看到文化金融中心城市發展的趨勢性:一是文化金融合作示范區的創建成為文化金融與城市建設相結合的起點,這方面已經開了一個良好的開端;二是從主觀上,發展文化金融已經納入很多城市的總體經濟規劃中,是區域金融發展的重要內容;三是從客觀上,我國事實上已經形成數個文化金融中心城市。形成文化金融中心城市有三個基礎性條件,即:中心城市地位、金融發展基礎和文化產業發展基礎。

首先,廣州市是國家中心城市、國際商貿中心和綜合交通樞;深圳是我國最成功的經濟特區,是全國經濟中心城市、國家創新型城市;而香港是國際性大都市,是中西文化交匯之地,國際金融中心城市。這三座城市都具有鮮明的特點,對珠三角、全國乃至世界都有很強的輻射能力和影響力。

再看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發展基礎。這里有三個金融中心城市,香港是三大國際性金融中心之一,深圳是全國性金融中心城市,而廣州在區域性金融中心城市中名列前茅。根據今年發布的中國金融中心指數第10期的數據,深圳綜合排名第三,處于“上北深”第一集團,廣州排名第四,第二集團中遙遙領先,在產業績效、金融機構實力、金融市場規模、金融生態環境等各項指標上均全國的前列。

最后,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基礎非常好。粵港澳大灣區包括珠三角九市和港澳兩地。2016年,廣東文化及相關產業增加值為4256.63億元,其中珠三角(不含港澳)約為3500萬億,加上香港、澳門的文化產業約千億產業增加值,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產業增加值約為4500千億元,這個規模約占全國的14%以上。根據最近發布的2018中國城市創意指數(CCCI)顯示,香港、深圳、廣州分居二、三、六位,在要素推動力、需求拉動力、發展支撐力和產業影響力等指標上都居全國的前列。

在客觀上,香港、深圳、廣州已經是文化金融中心,但我們還是要思考一些問題,比如區域貢獻值能有多大,影響力和影響半徑有多大,還需要付出哪些努力,補哪些短板。

二、特質:粵港澳大灣區能為我國文化金融發展貢獻三種精神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是國家級戰略,是新城市群發展戰略之一,在這個背景下,文化金融的發展會有怎樣的機遇,應有什么樣的行動?在大灣區集聚了三個文化金融中心城市,這里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現代經濟發展的原因。這三個文化金融中心城市能給粵港澳大灣區文化金融發展帶來什么?由此,大灣區的文化金融發展會對中國的文化金融事業貢獻什么?我看,大灣區的一些特質,具體說來是三種精神,這三種精神比較突出,而恰是我國文化金融發展中所稀缺的。

一是創新精神。文化金融是新興領域,不是將原有的金融與資本市場和文化產業簡單相加就可以,需要新工具、新模式、新機制,創新在當下尤其重要。自2016年以來,由于金融監管環境和文化政策環境的變化,文化金融領域進入規范與創新平衡期,規范難,創新更難,這時候最能考驗創新能力。深圳的創新創業一直都是全國表率,在文化產業方面和金融產業方面都極具創新能力,比如金融科技創新。我經常參加一些會議,但凡是金融科技創新方面的企業,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深圳。我相信深圳能夠為全國貢獻新的創新實踐,重新注入創新活力。

二是商業精神。文化金融立足于文化產業,而我國的文化產業因為歷史、文化的原因,總體上比較缺乏產業精神、市場精神和商業精神,這是文化金融發展面臨的一大困境。廣州開埠建港較早,是千年不衰世界聞名的商業大都市,具有悠久的商業文化史。在我國的經濟地圖上,以廣州為代表的嶺南商業文化最具市場經濟基因。規則意識、契約精神大概是這一地區貢獻給中華民族商業文明的極其寶貴的財富,到現在為止這些看起來都是稀缺的。

三是開放精神。文化金融發展急需開放精神,幸好我們有個香港,時時在提醒我們到底什么才是開放,什么是國際視野。香港開放時間較早,與國際市場融合度很高,金融行業精英薈萃。大灣區的整體規劃中,如何利用好香港的優勢,如何發揮使其成為大灣區的優勢,是必須解決的問題,否則香港仍然還是個“島”。人才交流或許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如果能夠很好解決香港高端人才的引入問題,將助推粵港澳大灣區的擴大開放、產業升級與創新發展,那么對文化產業和文化金融的發展也將有極大的推動作用。

三、突破點:大灣區的文化金融發展可在四個方面有所作為

文化金融發展到今天,客觀上說已經很不錯了,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市場規模,在機構專業化、融資渠道、政策體系等方面都初見成效。但是現在開始遇到很多瓶頸,既有外部環境因素,也有內部發展不足的因素。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但有瓶頸,若暫不能在政策頂層設計上有所突破,全國的眼光就會看向南方,將希望寄托于這塊市場經濟的熱土。如果說粵港澳大灣區文化金融能在哪些方面有所作為,我想可以集中在這樣幾個方面:

一是以金融科技為支撐,構建文化金融的兩大支柱。文化金融的最大痛點在于信用和價值評估,具體而言就是要構建文化企業征信體系和無形資產評估體系,這是文化金融的兩大支柱。這兩大支柱,不是沒人做,很多機構在做,但不如人意。這個方面,也是文化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內容,到底依賴政府還是市場,或者說是以政府還是市場為主,一直是個問題,希望在大灣區能找到答案。但無論如何,這兩大支柱必須依賴科技,傳統方法和模式不行。珠三角是極具創新活力的地區,在金融科技發展這些前沿性的方面,也一直引領全國。現在看,利用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這些技術在這兩大支柱構建的應用上,已經具有很大的前景,只是缺少長遠的規劃,缺少經年累月的積累。這個為什么不能做個文化PPP項目?比如版權服務基礎設施?我覺得應該尋找那些在這些方面具有長遠計劃的創新性企業,予以最大的關注和支持。

二是以法人化金融機構為突破,推動金融機構專營化。我國的文化產業股權投資市場,產業基金發展比較快,而在在傳統金融機構的文化金融專業化方面,只有銀行的專業化有較大進展。北京、深圳、廣州都很多創新,成立了一些專營支行或特色支行,特色支行甚至細分到了電影特色行、動漫特色行,但是目前我國法人化的文化產業銀行還沒有,文化保險公司(或藝術品保險公司)也沒有。專門的文化融資租賃公司、文化擔保公司雖然有,但極少。這些方面是不是應該繼續有所期待?為什么不?我覺得文化金融領域應該有自己的牌照。文化金融機構專營化,能夠立足于傳統金融體系挖掘最大潛力,這對推動傳統金融機構創新工具為文化產業服務是有好處的。這些方面,很多地區做過努力,之所以少有進展,我覺得不僅是政策限制的原因,很多還是沒有找到好的“腳本”,沒有找到好的盈利模式,而且顧慮太多。

三是以私募股權投資為中心,重振文化產業資本市場。最近都在說“科創板”,科技金融發展二十多年,仍然在不斷補足短板,文化金融顯然需要更加努力。但當前看,一級市場才是文化產業投融資的關鍵。文化金融總體趨勢是間接融資為主向直接融資為主轉變,市場越發達,直接融資越活躍。今年,整體上資本市場遇冷,募資、投資都很困難,很多中小基金挺不住了,文化產業投資基金業大同小異,但一些大型基金活的不錯,在“寒冬”里反倒獲取了更多機會。所以,在這個周期里,活下來的基金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取得競爭優勢。廣州、深圳的文化產業類基金規模較大,光是廣州的基金規模就超過500億,而且相對其他地區更具創新精神和堅韌意志,所以我們對大灣區在這一周期中的作為充滿期待。

四是以大灣區整體規劃為契機,深化大灣區文化金融合作。廣州、深圳、香港在文化金融方面各位各的特點,有些人在擔憂,三個金融中心如何錯位發展,如何不陷入惡性競爭。其實這是不用擔心的,因為最終由市場決定,但有一定的統籌和協調機制當然更好。中央決策層提出要“推動大灣區內各城市合理分工、功能互補,提高區域發展協調性”,那么在文化產業發展和文化金融方面也應有這方面的努力。有“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科技創新走廊,要打造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那么為什么不可以建立大灣區文化產業金融協作機制,為什么不能打造大灣區國際文化金融創新中心?世界頂級城市群,都是巨型的產業生態系統,除了金融和科技,還要發展文化產業,那么深化城市群的文化金融合作、建設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文化金融中心就具有了特別的意義。

我在今年年初寫過一篇文章,認為2018年能夠開啟文化金融生態演化模式,主要是認為在機構多樣性、資本多樣性、產業鏈覆蓋程度、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空間構建上會有一定的改觀。我覺得這個判斷現在看起來并不錯,因為我們已經看到了產業界、學術界、政策層的一些化學反應。但這種演化的催化劑還是少了些,相信粵港澳大灣區的各部門、各機構會有更多研究、更多的交流平臺,推動文化金融發展環境優化,進而推動大灣區和全國的文化產業和文化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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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金融的立足和破題

評論 金巍 2019年01月21日


文化金融的幾個基本認識

國內的文化金融研究,從概念興起已近十年。關于文化金融,國內形成了基本的語境,也有了很多共識。以下是筆者認為比較重要的幾個基本認識。

第一,文化金融必須立足于文化生產。這幾年各方都一再強調金融要服務于實體經濟。第二,文化金融中金融與文化生產的關系中,主要是金融與文化產業的關系。文化是特性,金融是共性,是一種產業金融,所以文化金融研究從學科形態基本歸類為金融學。第三,文化金融是以無形資產尤其是版權為核心的一種金融形態。脫離了這個核心,文化金融將失去其作為獨立研究領域或學科的基礎。第四,文化金融作為一種業態,是一個體系,更是一種生態。

文化金融表現了金融和文化產業的整體性關系,能在中國興起,主要因為中國是一個超大型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特點是會把產業發展作為國家戰略顯性地擺在桌面上。目前,我們的文化產業政策大多數是針對產業整體的,而國外的文化金融都是分業的,比如美國有電影金融、歐洲有藝術品金融。

現實實踐中不太樂觀

雖然“以無形資產尤其是版權為核心”是文化金融的根本特征,但在實踐中,很多金融產品無法做到純粹以版權和無形資產做金融工具設計。現在雖然很多銀行和保險公司都設計了相應的融資方案,但達成合作的項目并不多。在風險評估上的嚴格管控,令金融機構更傾向于選擇上市公司或者國企。面對一般性的中小文化企業其融資模式依然會與重資產質押混合在一起使用。顯然,在學理上放棄無形資產核心觀,文化金融研究將失去意義,但在實踐中堅持無形資產核心論是有巨大風險令文化金融研究處于兩難困境。

即便如此,筆者仍覺得未來 10 年甚至 20 年之內,文化金融的發展都值得期待。因為文化、科技和金融,是未來很長一段時期每個產業發展的三元動力結構,對于文化產業發展更是如此。

應追求專業化發展

我國文化金融發展取得了一定成績,當下,文化企業基本可以通過多層次資本市場的不同渠道融資;文化金融政策的配套也有發展,包括各地的文化金融服務中心的建立;文化金融領域基礎設施架構有了雛形,包括文化企業征信體系和無形資產評估體系的建立。但總體上文化金融市場規模還太小,文化金融的市場信息系統目前尚沒有建立,我們只能通過一些間接數據比較得出。比如:銀行信貸系統投放給文化產業的錢占全部貸款比例、債權市場文化相關的債券比例等。這些數據額都很小,僅為整體市場規模的九牛一毛。

很重要的突破點是金融機構的專業化。金融機構是金融體系的支柱,有機構才有專業的工具,才能夯實基礎設施。從機構角度上,我國文化金融正在進入專業化發展時期。比如,2010 年前沒有文化金融專業機構,當下有了,服務于文化產業的融資租賃和擔保公司也有了。一些銀行設立專營支行或特色支行,在服務于文化產業的投放比例上有一定要求。筆者認為,文化金融要快速發展,應重視牌照專門化的問題。文化產業銀行、藝術品保險公司應該有,而且只能服務文化產業,業務具體化了,機構的動力才能被激發。

筆者認為,目前金融政策總體環境仍是防范金融風險,抑制過度投機,所以文化金融仍然會繼續處在創新與規范的平衡期,是在調整中發展,規范中突破。這不僅需要發揮創新能力具備長遠的戰略眼光,更要堅定文化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創新方向,如此,文化金融發展迎來繁榮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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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普惠金融的三大路徑

演講 楊濤 2019年01月15日

我討論的題目是金融科技與普惠金融創新。普惠金融是當前全球共同面臨的問題和難點。不光是我們國家,其他國家不同層面都會面臨原有的金融服務對不同金融主體支持有所差異的現狀。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國情下,普惠金融的內涵也有一定的差異,需要根據不同的情況進行細分。我個人把涉及到普惠金融的活動分為廣義和狹義兩個層面。第一,廣義的普惠金融。一個金融體系由機構組織、產品與服務、市場形態、軟硬基礎設施形成,整個體系過去都存在短板和不足,會使得這個金融體系所面對的各種金融消費者在金融供給上有一些瑕疵或者問題。無論消費金融、資管、小微企業金融,都把它跟普惠金融聯系在一起。廣義和狹義的討論邊界不一致,會導致一些現實中的矛盾。第二,狹義的普惠金融。學者更關注狹義層面,例如客戶對象更關注的是貧困和低收入客戶以及相對弱勢的中小微企業。當談到狹義的普惠金融時,也會涉及到不同層面的理解。從微觀層面、中觀層面、宏觀層面都有一系列基礎設施和機制的安排來配套和支持狹義的普惠金融。

我們應更進一步理解狹義普惠金融的對象。首先,赤貧人群,這不是普惠金融能夠解決的,是公益、慈善、財政才能解決的。其次,極度貧困、中度貧困、邊緣貧困是傳統的狹義普惠金融所關注的對象。第三,非貧困和富裕人群理論上不是狹義普惠金融所關注的對象。現在,經過改善后,許多原先不包含的都被劃在里面。所以,我們要對客戶對象有一些認識。狹義普惠金融不僅僅是需要無抵押的小額貸款,不僅僅是給錢的問題,背后人家也需要有多種類型的金融服務,這些服務也包含在原有的整個金融產業鏈條中。

相較于過去,現在的普惠金融發生了一些新變化,這些變化是由現有的技術發展所帶來的。2016年杭州G20峰會正式提出數字普惠金融及高級原則。里面提出了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前沿科技運用于金融領域,締造出全新的普惠金融發展模式。發展模式的核心就是改變原有金融運行中的風險定價、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等最根本的矛盾和問題。

金融科技和普惠金融可以通過三個路徑進行結合。

金融科技+普惠金融之路徑一:水漲船高。通過金融科技的利用普遍改善現有金融產品與服務的質量。在效率改善中獲得服務的提升。為什么會產生水漲船高的結果?因為過去的金融體系有大量的短板和不足。現在我們普遍化地利用技術改良效率,提升風險控制能力,進而會對所有的服務對象帶來一個共性的增量。關于金融科技的角度有很多研究,我們經常用巴塞爾委員會的分類方式,將其分為支付結算類、存貸款與資本籌集、投資管理、市場設施,前三類都是金融屬性,最后一類具有技術屬性。技術能夠解決大部分傳統金融中的痛點問題,因此它具有改良作用。與之相對應的,接下來可以針對每一個痛點尋找一個或者多個的解決方式。中國特色的金融科技所帶來的水漲船高的效果,背后是多平臺模式的支撐。無論是傳統金融機構,還是新型的科技企業與互聯網企業,在整個金融產業鏈中大大小小都會形成多平臺的經濟模式。在支付領域,中國核心真正的生命力在于“支付+”。中國特色的平臺經濟模式,一方面是過去特殊歷史環境下產生的,另一方面會在未來受到越來越多的約束。現在的平臺經濟模式所依賴的是大數據,這一方面強調個人信息保護,另一方面也提出了數據管控和數據壟斷方面的問題,中國特色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我們希望這些技術能夠改良原有的金融效率。金融科技的歷史使命不僅僅是服務金融本身,而應是通過金融制度的安排拉動技術的應用,技術的進步進而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服務十九大中提出的“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這其中的核心就是提高技術在生產中的增長作用。

金融科技+普惠金融之路徑二:精準治療。面對難點,面對原來繞不過的定價成本、交易效率問題,我們應更加精準地針對特定需求,解決原有的成本高、效率低的問題。利用金融科技解決狹義的精準治療問題,針對弱勢群體從單純補給金錢轉化為賦能。賦能就是支付金錢來推動他提升自己的生存、創業、理性消費等等綜合能力,這個需要利用新技術更好解決。無論是“三農”領域、中小微企業融資能力還是城市中低收入群體等等現在都需要在水漲船高之外進行一些針對性的治療。

金融科技+普惠金融之路徑三:優化保障。土壤不一樣,產生的結果是不一樣的。G20數字普惠金融強調了很多土壤的問題,消費者監管、教育、基礎設施等都是土壤必不可少的內容。目前居民進行財富管理時更傾向于進入高風險領域。過去50%以上都是現金和銀行存款,而現在大家都希望改善家庭資產配置,與此同時,高風險卻沒有帶來高收益。如果這樣的金融創新最最終消滅了大家的財富和福利水平,那么不如不創新。不瞎折騰反而是最大的普惠金融。新技術在金融安全、風險管理、信用體系、金融基礎設施、法律、制度、規則方面,必須著重強調優化保障。

普惠金融面臨的問題不是金融能解決的,我們要降低對金融功能的預期,發揮外部的合力作用。特別是服務小微企業、三農、特定居民群體,需要更多地從金融之外著力,例如新生產、新消費、新制度、新文化等等。

在這個過程中,銀行從三個層面能做什么?首先是要依托于水漲船高的思路。銀行確實在發生重大的變革,這個變革既是來自于需求端,也來自于技術供給端,同樣來自于規則的變化。擁抱科技,總體提升水漲船高的能力。2014年-2018年手機直銷銀行的APP,從22家到114家,這個背后已經體現了重要變化的發生。以服務普惠金融的水漲船高為核心,適應大的變化,以金融生態平臺創新的優化保障為重點,以精準治療為適當補充。對多數商業銀行機構來說,一方面改善綜合賦能能力,另一方面通過平臺建設模式來優化保障。

銀行要進行深入的布局。在應用生態中,互聯網助力金融服務不斷整合碎片化的客戶需求,逐漸構建出完整的應用場景生態體系。開始是金融領域,后來出現了亞金融領域,最后是居民需求分布在各個碎片的領域。以傳統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利用新技術,越來越嵌入到核心居民的需求中,整合為整個需求。

最后,關于生態方面,要優化保障。近期比較流行的概念是開放銀行,在未來一段時間里開放銀行是重要的研究口徑。2017年,隨著各國規則的完善,世界各國都對其進行探索,今年在我們國家也變成了一個熱點,有些銀行已經宣稱打造了開放銀行。開放銀行的背后是所謂的數據分享,最重要的數據是以銀行為代表的金融大數據。無論來自于前端中間層還是后端,金融機構都可以在開放視野下打造一個更加好的商業生態體系。通過銀行經濟模式的建立,發揮在經濟體中的核心作用,引導金融生態更加優化,里面的信用技術、標準化更完善,肯定會帶來對整個社會體系水漲船高的效果。

總而言之,銀行在面對的這個過程中首先要水漲船高改善自己的服務質量效率,同時探索開放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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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開放的思路對接數據是未來金融業發展的方向

演講 楊濤 2018年12月12日

楊濤:謝謝主持人,也感謝《財經》給我這個機會分析一下對象關問題的思考。今天的討論的分論壇的主題是傳統金融的科技轉型。一開始主持人也談了從過去討論互聯網金融,到現在討論金融科技,實際上更多體現了如何在金融的創新和發展當中體現出技術本身的驅動力。我覺得今天這個題目為什么好呢,因為早期我們一說金融科技或者新金融創新的時候,大家更多把視線放在主流金融體系之外這些新型的組織或者新興的企業,但是傳統來看銀行、證券、保險這些主流企業,一旦轉向之后充分利用已有的資源,實際上也算是金融創新重要的力量。我們看到國家近幾年主流科技發展的還是非常之快的,雖然有一些差異性。有一些數據反映商業銀行所推動的手機直銷銀行的APP,我看了一個數據大約是在2014年的時候國內已經有22家,到2018年現在已經有114家,而且里面除了城鄉行占相對的比重像農行也在占一定的比例。傳統金融機構在金融科技發生的變革當中當然也面臨不同的挑戰。

我自己思考了一下歸納為幾方面,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好技術跟場景的關系,一方面我們都知道說到金融科技離不開各種各樣的技術,不同的技術成熟度可應用的程度實際上是有差異的,我們自己也在研究的過程中把它分為大數據、人工智能、分布式技術、互聯技術以及安全技術,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面向未來的開放前瞻的技術,比如說量子技術等等。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的技術成熟度是不一樣的,涉及到人工智能、云計算等等有一些技術成熟度比較高,有一些應用程度比較高,短期內不同的金融機構所采取的技術路徑有差異。

再比如區塊鏈,長遠來看分布式技術中是有突破,但是短期內推動的類似的創新更多是面向未來可能的。就像當年的登月計劃一樣做的準備的工作,實際上短期內絕對的可替代性沒有那么的突出,所以不同的技術所起到的作用,或者說能夠應用的可能性是有選擇。另一方面無論什么樣的技術都要應用場景,場景大家說的比較多,說來說去離不開功能,這些功能可能是資源配置、支付清算等等,需要全面梳理一下,看看原來的場景面臨的痛點是什么,比如說是風控反欺詐等等,第一要處理好技術和場景的關系,要有選擇。第二個要處理好的問題就是要處理好變革與傳統之間的關系。一方面所謂的金融變革是大的趨勢。就是因為金融業一直在受到技術的沖擊和影響,只是說當前的階段影響可能更加突出,不管是怎樣的主流機構都要擁抱變化。另一方面正如邱總談到的要客觀看待能夠面向金融科技面向互聯網時代能夠做的這樣的一些業務轉型,因為傳統的核心部分短期內也不是說能輕易被顛覆,輕易被替代的。原油的金融運作的規律在較長一段時間內也有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一方面面向未來,一方面避免未經科技而科技,避免一哄而上跑馬圈地。

主流金融有三大因素,供給端是監管的影響,需求是來自客戶的需求,互聯網時代都是知道對于客戶需求的挖掘一開始可能那些比較明確的金融需求領域,慢慢地過渡多那些不是很明確的金融需求,但是跟資金相關的一些領域可以整合。最后大家利用這個技術手段可以過渡到各種各樣的生活場景,里面把碎片化的金融需求整合到一起。所以需求倒逼技術是整個金融業改變的根本的驅動力,也是把互聯網應用到各種的生活端拉進來。除了需求拉動之外供給如何配合業務和產品,應該也有主動優化的思路而不是被動的,比如說消費金融,有些領域被動配置消費產品有的時候不一定能帶來好的效果,因為有一些消費是非理性的一方面把握好理性的視角,另一方面從需求端進一步理順居民的需求,把碎片化的整合好。

第四個創新與合規。我們都知道創新需要有空間的,合規邊界也是很清晰的,當然現在合規的邊界有一些模糊之處,主流金融業面對邊界如何把握,歐美有一些看起來某些創新空間是有的,但是在創新當中如果踩錯了布點,超過了紅線未來有實質性的處罰,一罰就是幾億十幾億。對于未來如何把握好邊界,同時主動跟學界監管部門共同探索這個邊界。

最后一點就是如何處理好這個獨立發展還是對外合作的關系,我們都知道不同的金融機構采取的發展路徑其實是不一樣的,有一些是獨立的進行技術布局,有一些和外部的金融科技公司進行合作。有一些技術路徑也不一樣,比如說云發展中有一些走私有云有一些混合云,技術路徑不一樣,有一些機構覺得自己有實力完全可以進行自主化的布局,有一些通過跟外部的合作種一些小樹苗,如果這些小樹苗成功了嫁接在主干上也能帶來比較好的效果。

總的來說我覺得主流金融機構的發展就像開發銀行一樣,如何利用更開放的思路對接一些數據,業務合作,這個是未來主流金融業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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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成為互聯網金融中心的城市需要具備什么條件

演講 楊濤 2018年11月05日

想和各位分享三個方面的問題和思考。

1、現在金融科技確實非常熱,但是在討論金融科技之前需要把它的趨勢、概念、邊界稍微再清晰一點,大家從不同的視角可能做了一點研究。

比如討論金融科技的時候,類似于科技金融,互聯網金融這些概念始終混淆在一起,作為起點大家用的2016年金融穩定理事會的概念,表達科技金融對產業鏈帶來全面的影響和沖擊,但是又不改變金融的基本規律,在此基礎上可以看到金融穩定理事會在2017年又進一步指出,金融科技創新的供給側因素是不斷演變的新技術和不斷變化的金融監管,需求側不斷變化的消費者偏好,因此對號入座,各種各樣的金融創新或多或少可以從三個要素來看,供給側因素技術是什么,監管是什么,需求側企業跟居民它的偏好特征有什么變化,這是理解金融科技變革一個重要驅動因素。

當然發展金融科技歸根到底是實現一些高效、安全、智能、普惠的基本原則,也是衡量的標準。

進一步理解可以看到把巴塞爾委員會從功能角度進行分類,金融的發展慢慢轉化為主體和功能為主,金融科技影響到金融,這里面分為四類,支付結算,存貸款與資本籌集,投資管理,市場設施。第四類具有技術屬性,更多指技術基礎設施,跨行業通用的數據技術等等。

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變革有很多因素,為什么中國金融科技發生這么大的變革,整個需求端場景往移動端轉,歸根到底是信息不對稱,定價問題,規模經濟問題,成本問題,效率問題,欺詐問題等等,有這么一些痛點,新技術有助于緩解這些痛點,帶來金融科技變革最基本的原則。

明確這一點之后討論第二個問題。一個地方來發展金融科技需要考慮哪些事情?過去這些年,金融的發展一直在不斷的變化,有一段從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有一段強調地方自下而上發揮能動作用,后來又有一段又在往上發展,現在似乎又有一輪在地方發展金融科技的熱潮。每個地方都不一樣,很多地方在做,包括我自己參加北京市金融科技的研究規劃,一個地方要發展金融科技需要考慮那些東西,我么做了一點歸納。

一是研究先行,這也是相關的課題組所要做的工作,金融科技的研究嚴重滯后,概念邊界理論體系,框架邊界沒有形成一致性的大家公認的標準。為什么當年互聯網金融一哄而上,最后導致種種風險和問題,原因就在于此。現在要避免重蹈覆轍。

第二個概念,開放視野,也是結合了整個金融科技發展的大趨勢而談的,因為當一個地方發展金融的時候,過去腦海當中往往是空間地理意義上的,想在這個地方集聚要素,集聚市場和產品,筑巢引鳳,在金融地理學在興起的時候,有地理伊始的概念,金融科技如何跳出這樣的局進一步的思考有這樣的視野。

第三,安全優先,整個金融發展以風險和安全作為重中之重,如果創新出了問題就會對過去的成績一票否決,如何利用新技術有效實施風險管理監管,如何在現有科技創新過程當中,始終以風險管理安全作為最基準的生命線,這是地方發展金融科技重中之重。

再一個,功能為重,過去強調更多關注是數量、規模,但是現在要跳出這種簡單擴張的概念,更重視金融的結構性,金融的功能等等。否則這樣一些粗放的虛胖不一定會帶來好的效果。

還有一個,大象轉身。現在支持金融科技經常想的體系外新興的組織,但是實際上全球來看,銀行、保險等等主流的金融機構一直是金融科技新重要主體,因為它有自己的比較優勢,支持大象轉身也是著眼點。

還有科技孵化,孵化出一批純粹從事金融技術應用的企業發展,形成規模效應。場景構建,有了底層技術之后離不開場景,場景標準化建設,場景融合現在是非常迫切,也是嚴重不足的。

產融共享,無論做什么樣的金融科技創新,歸根到底服務于實體當中,某一些方面某一些亮點,比如綠色、文化、民生、科技可以與新產業下的金融結合。

還有生態建設。

人本原則,真正要出臺以人為本的政策。

總結一下,我認為某個地方要發展金融科技需要有一些必備要素。首先離不開底層技術的創新能力與成果轉化能力。底層技術創新需要大量的技術企業,需要大量的產學研合作,成果轉化需要一系列的機制。這個地方的金融業務與功能本身有一定的集聚效應,因為集聚場景才能在這個地方開發。

技術與金融場景能不能融合,而不是分立,這個融合既需要市場的力量,又需要公共部門的力量,公共部門更多是創造一個平臺環境,標準化的規則。

多層次產業形態的完備,產業形態除了金融機構類金融企業,技術企業,大量的經濟見證類,孵化類平臺,需要多層次的體系。

金融與信息基礎設施的布局。

風險管理與行業門檻的設置。風險管理是重中之重,行業需要門檻,不能一哄而上,像當年互聯網時代的P2P一樣。 現在支持區塊鏈企業,有沒有區塊鏈企業創新甄別能力。需要商榷。

政策支持力度與營商環境的保障。后面不管支持企業支持項目支持人來說總要有一些政策,總要創造一些營商環境來引導市場向這些好的方向來發展,是離不開的。

發展重點與空間布局。互聯網時代空間還是否重要,同樣也是重要的,你要承載政策主體,避免供給當中出現眾多的競爭沖突,國家層面需要這樣,因為不同城市有大量的重復競爭,一個城市還有大量的區域存在一些低效的競爭,統籌也很重要。

最后是專業的人才。

說的這么多其實最重要是六個方面,人才、技術、數據、場景、監管與政策。構成了一個地方發展金融科技、生態多元化的要素,當然每個城市可以按照這六點對號入座,北京、上海、深圳、杭州作為一線城市可以對號入座。杭州在這里面所謂典型所謂的比較優勢,或者進一步的發揮地方,比如人才層面,進一步轉化能力層面,場景層面都有比較有時在里面,當然在國家層面,全球層面圍繞六個方面進一步比較,哪些需要進一步發揮。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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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文化金融發展中的“虛擬經濟”

評論 金巍 2018年11月01日


在新的金融改革背景下,需要正確認識金融如何服務于文化實體經濟的問題,尤其要正確認識文化金融發展和虛擬經濟的關系問題,要警惕文化產業發展中的金融虛擬化。

第一,文化金融是現代金融業的有機組成部分,服務于現代文化生產是其根本目的。而虛擬經濟源自貨幣經濟概念,是指實際生產領域之外的貨幣交換形成的經濟形態,與實體經濟對應。貨幣經濟不直接產生生產價值,但不意味著脫離實體經濟——從歷史上看,金融源于生產、興于商業、盛于現代產業發展,一直都與社會生產緊密相關。文化金融是立足于文化生產的金融服務與資本市場體系,包含與文化生產相關的金融工具、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及相關監管制度,是服務于現代文化生產和文化實體經濟的,必須緊密與文化生產相結合。

第二,現代金融業的過度虛擬化制約著文化實體經濟的發展。應該認識到,虛擬經濟是金融與資本市場在為實體經濟服務當中衍生出來的,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也是有邊界的,超過邊界就是“過度虛擬化”。如果資本完全在機構與機構之間流轉,“錢生錢”形成閉環,幾乎不流入實際生產領域,利用金融工具、政策效應,形成一批“財富的掠奪者”。如此會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甚至引發多數“良幣”資本的投資理念變化成為“劣幣”,事實上制約了文化產業的資本供給和文化實體經濟的發展。

第三,警惕文化產品“過度金融化”問題。大多數資產具有一定的金融屬性,但負面效應就是價格脫離實際價值。在文化產業中,藝術品份額化交易和“郵幣卡電子交易”等專事炒作,大量社會資本進入并以快速套利為根本目的,完全無助于任何文化生產。

第四,警惕文化金融發展中的過度投機問題。如萬家文化事件中,投機者以少量資金高杠桿撬動30億資金進入市場,除了擾亂市場,還將引發諸多隱患。近年來,一些上市文化企業的過度投機行為也屢被調查,與文化產業相關的并購、跨界定增等一直受到監管層關注。在資本市場上、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少數產品的成功帶來的“羊群效應”帶動了非理性投資和產業的非理性繁榮。這種泡沫化經濟不僅意味著投資風險,也意味著對整體產業的傷害。其背后隱含著各類擾亂文化金融秩序的灰色活動,因此亟須加強反洗錢金融監管和信用約束。

我國文化金融在發展中一定要強化資本服務于文化生產的理念,以推動文化金融事業的長期良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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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系統性遷移,金融科技推動金融變革

評論 楊濤 2018年11月01日


金融科技異軍突起、蓬勃發展,是中國金融業發展變化必要、及時的催化劑和促進新金融業態發展的加速器。金融科技讓新金融時代愈發繁榮,金融市場與金融工具更加多樣。回顧改革開放40年,金融業經過兩次系統性遷移,金融科技為中國金融體系帶來了重大變革。

第一次是由人工業務處理向計算機自動化業務處理的系統性遷移。20世紀80年代,所有金融機構的業務都是手工操作。在這次遷移中,通過計算機主機系統建設和終端網絡的廣泛布局, 使得金融機構的前中后臺和組織體系縱向與橫向之間予以連接,實現了傳統業務處理向現代信息系統自動化業務處理系統的遷移,這就是被稱為“金融電子化”的歷程。這次遷移歷時20多年,整個過程有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同一家銀行內部實現數據聯網和數據集中;第二階段是實現金融機構區域內跨行互聯互通;第三階段是實現跨行跨地區互聯互通;第四階段是金融體系內與體系外商戶、機構、個人和自助機具實現互聯互通。經過這四個階段的建設,金融業業務處理方式完成了重大轉變。

第二次系統性遷移是以物理網點為主體的線下服務系統向移動互聯網線上服務系統的遷移。移動金融、網絡借貸、一站式綜合金融服務等互聯網金融服務逐漸興起,物理網點作用迅速下降。以商業銀行為例,行業平均離柜率大幅攀升,從2010年的45.2%上升到目前的84.31%,上市銀行平均離柜率接近95%。

同時,金融科技也給中國金融業帶來了三大變革。第一是工具變革,柜臺業務實現自動化,數據存儲代替了紙制賬簿。第二是發展模式變革,科技對金融逐步反客為主,由技術支持轉變為技術引領。第三是體系變革,緊隨互聯網金融之后,大數據金融、智能金融、區塊鏈金融也隨之孕育誕生,金融業務產品化、證券化、交易化、平臺化趨勢明顯,金融與電商緊密結合,場景化金融日益豐富多樣。隨著信息基礎設施完善與用戶習慣變遷,客戶金融需求的內容和形式在迅速發生變化。面對這種變化,金融機構開始重新審視自身業務,逐漸開始利用金融科技來實現轉型升級,從產品、服務層面,到金融機構整體的經營管理,金融科技目前已深入到金融變革的方方面面。

未來,金融科技在推動中國金融業變革方面預計將有六大發展趨勢,即服務移動化、服務集中化、服務智能化、服務社會化、金融與電商一體化、金融機構多樣化。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經濟互聯網化程度不斷提高,金融科技對傳統金融的影響還將不斷提升,商業銀行對金融科技的應用也將不斷深入。由于商業銀行本身的低風險屬性,一直以來的經營理念以及風險偏好難以在短期內扭轉,這意味著商業銀行在金融科技領域的發展路徑會與科技企業完全不同,需要商業銀行與科技企業拓寬合作空間,實現互利共贏。一是在技術層面強化合作。通過成立金融科技聯合實驗室,將科技企業的技術優勢與商業銀行的金融應用場景相結合,加快技術開發和應用速度。二是在產品和業務層面強化合作。搭建互聯網生態,聯合推出產品和業務,共享客戶資源和金融科技能力,以實現科技企業和商業銀行的共贏。此外,未來雙方合作的產品類型和業務范圍也將不斷擴展,有望從目前的消費信貸領域擴展到物聯網、供應鏈金融等更多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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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皮書(9)|我國電影金融發展狀況

論文 張琦 2018年10月31日

一、公司上市及再融資

根據互聯網相關數據顯示,2017年,國內影視行業大約有1100億存在“市值蒸發”現象。由于近期市場監管日趨成熟,文娛上市公司再融資考核更加嚴格。“據統計,在2017年的文娛類上市公司中,只有慈文傳媒和奧飛娛樂兩家公司的定增方案獲批,整體募資額不到2016年的30%。2017年IPO企業較2016年同期有所增加,據中國經濟網統計,2017年我國IPO的文化企業達24家,其中選擇在A股上市的21家,中國香港上市的有3家,較2016年有所增長。2016年整體IPO文化企業有15家,選擇在A股上市的為11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有2家上市,此外,還有一家公司在紐約IPO上市。”[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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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根據以上三板發展情況:“2017年掛牌新三板的影視公司總共有23家,2016年則有66家,相比降幅高達2/3。不僅如此,2017年新的掛牌公司實力也遜色不少。2016年有唐人影視、和力辰光、大地院線、長江文化、中匯影視等多家比較知名的影視公司相繼登上新三板,而2017年上板公司中效益較好地只有越界影業、今世界、華海影業等三家影視公司。橫向比較2017年全國新三板掛牌的公司總數為11630家,比2016年底增加了1467家,增長幅度為14.43%,”[ii]回顧2016年掛牌公司總數幾乎翻倍的漲幅,可以看出2017年總體走向低迷,而影視公司上板的情況更是不容樂觀,不但掛牌公司總數呈下降趨勢,而且公司效益亦為堪憂。

截止到2017年12月13日,國內企業有92家完成再融資,總共融資規模達到11342億元。與2016年相比,縮減了5832億的融資規模,幅度縮減至1/3;再融資企業的數量也縮減了3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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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二、債券融資

隨著2017年金融監管政策的調整,再融資形式被暫停使用,文化娛樂公司開始選擇發行公司債券進行融資。與定增募資相比較,債券融資具有審批通過相對容易,不會稀釋現有股東股權的優點。2017開始,光線傳媒、華誼兄弟,以及新文化、驊威文化、當代東方、慈文傳媒、唐德影視、當代明誠、大晟文化等影視公司相繼宣布發行公司債券。

自2015年開始光線傳媒獲準公開發行公司債不超過20億元,截止到2017年7月,首期發行的光線傳媒公司債已經達到10億,票面利率為3.50%。接下來,光線傳媒還將繼續發債融資10個億。光線傳媒在2018年的投拍計劃中,計劃投拍制作高成本影片10部、中小成本影片20部、電視劇及網絡劇6部,計劃投入約26.80億人民幣的流動資金,同時公司計劃對于優質IP資源的儲備還將投入約3億元。而已完成9.3億定增募資的慈文傳媒,2017年4月底將以公開和非公開兩種方式宣布發債,分別募資不超過5億元和10億元,資金將用于《爵跡》、《沙海》、《尋找愛情的鄒小姐》等IP劇集的制作。

當然,上市公司發債融資同債券市場的行情走向息息相關,也存在相應的金融風險,不景氣的債市會增大發行的難度,拉長利潤回收時間。同時也會給公司帶來不小的利息支出。目前,發行可轉換債券也成為A股市場上比較常見的融資方式。目前A股上市的三七互娛、湖北廣電、利歐股份、平治信息等幾家公司,都在大力推進發行可轉換債券,這種模式未來也可期待。

三、投資基金

2017年,紅杉、騰訊、IDG等多家公司相繼在文娛領域進行投資:而在文娛一級市場投資頻次最高的公司是騰訊,全年投資38次。除此之外,阿里在大面積布局文娛領域。但如果從文娛投資金額上計算,2017年的排名第一的投資機構應該是紅杉資本,紅杉去年在文娛領域投資金額將近100億,它通過今日頭條、愛奇藝等多筆大額投資,進一步鞏固在文化娛樂領域的優勢地位;相比之下,經緯中國2017年在文化娛樂領域的投入相對謹慎,從金額上看,幾乎跌出2017年文娛投資前十。

更值得關注現象,是各家機構投資關注的細分賽道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尤其是傳媒領域正在成為各家投資機構的重要投資對象。在2017年騰訊38次投資中,有15次投給傳媒領域,IDG、真格基金、華人文化等投資機構,也開始關注這一領域的投資。以文娛產業的大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為背景的新基金的不斷增加,成為2017年投資基金的新現象。2017上半年,貓眼與辰海資本合作,共同成立“妙基金”;兩點十分公司則與峰瑞資本合作成立武漢互娛基金;中信聚信攜手磨鐵集團,設立了文娛產業發展基金。此外,還有上市公司成立的文化產業基金。2017年9月,東方網絡發公告,公司將與金葵花資本共同發起設立文化娛樂產業基金,初步確定為50億元,分期多次募集。不少上市公司在并購時,并不是通過上市公司主體,而是通過產業并購基金的方式去投資。這種“資本+產業”的投資方式,相對而言更加靈活。未來這種模式可能會繼續加速整個文娛行業的整合。

四、電影信托產品

自從2012年以來,隨著“一壹影視(一期)集合資金信托計劃”的設立,這是最早的國內電影信托產品。從此以后,電影信托開始新產品的不斷開發。2014年,設立了由影視藝術品投資基金結構化集合資金信托計劃成立的五礦信托。該產品形式靈活,結構優化設計。同期,中信信托與百度、中影集團聯合開發作為影視文化產業金融平臺的“百發有戲”,其運用“消費眾籌+電影+信托”的理念,提供了資金平臺,募集超過1800萬元的資金,成為該產品的首個落地實現的項目。2015年,“星美國際影商城”被中信信托、百度、星美聯合推出,該項目作為影院消費眾籌產品,形成跨越影院和互聯網相關消費權的消費平臺。而用于星美影城建設的資金將有中信信托進行監管。

電影信托產品需要有配套風險控制措施,這些措施主要包括股權質押、電視劇版權質押、個人無限連帶責任擔保以及結構化設計等。

2017年,中糧信托、萬向信托等4家公司發行了多款影視投資信托產品。不同的信托產品針對不同性質的影視公司,比如直接投向影視制作公司,亦有用于投向并購包含多家院線的綜合影視公司。例如,中航信托發行的“天啟【2017】225號中影并購基金”,這項資金主要作為認購共青城騰軒投資管理合伙企業(有限合伙)LP份額。

五、創投平臺

近年來,電影項目創投平臺正逐步走向成熟,2017年全國有5家較為知名的有影響力的創投會(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HAF)、金馬創投會(FPP)、西寧FIRST青年電影展創投會上海國際電影節電影項目創投會、北京國際電影節創投會),共入圍電影項目123個;2017年,有4部國產影片獲得創投支持并在電影市場發行。其中,影片《指甲刀人魔》入選2014年HAF電影計劃、影片《愛情凍住了》于2012年入選金馬創投會、影片《上海王》2007年入選金馬創投會并獲得貳等獎、影片《暴雪將至》入選2015年第九屆FIRST影展創投會,四部影片作為創投平臺的優秀特色項目,開啟了創投平臺推向市場的前景。

目前,電影創投平臺的價值主要體現在:首先,創投會提供給青年電影人優渥的資源。在創投會上,青年電影人可以與眾多行業內優秀電影人深入交流,向影視公司或是投資人推薦自己的項目。其次,創投會帶給影視企業、投資人的便利。從創投會中脫穎而出的項目都是經過精心挑選有質量保障的優秀項目,適合影視企業或者投資人從中發掘有潛力的新人進行培養。

由于創投平臺并不十分成熟,還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國內創投平臺目前偏愛的影片多是中低成本文藝片,影片類型較有局限,不適合多類型多風格影片的發展;其次,國內有影響力的創投平臺數量少,投入創投平臺的各項目間競爭激烈;第三,入圍創投會的作品,在后續的開發中依舊困難重重,只有很少的項目最終能拍攝完成投入市場;第四,創投平臺目前多數只是專注于做平臺,未能形成電影項目孵化制作的上下游全產業鏈。

未來創投平臺應不止于做一個平臺,加快上下游產業鏈的延伸建設,真正自主孵化和制作出影視項目是下一步創投平臺發展的關鍵;同時,加快推進國內創投平臺的建設和發展,提升國內有影響力的創投平臺數量,擴大創投平臺市場規模;擴展創投平臺入圍作品的類型、風格的選擇,讓平臺項目更多元化也是未來創投平臺發展的重要環節。

六、“合縱連橫”電影投資主要模式

當前的國產影片投資模式,出現了“多家出品方風險分擔、資源共享,上市公司資源優先,網絡平臺與窗口同時售票”的電影市場現象,這一現象在春節檔期會尤為明顯。2017年春節檔國產影片《捉妖記2》、《唐人街探案2》《祖宗十九代》、《熊出沒?變形記》都為多家公司聯合出品。影片《紅海行動》更是有28家公司聯合出品,《女兒國》27家公司聯合出品。

除了傳統的影視制作公司,多家互聯網平臺和影院也參與影片的制片和發行。“淘票票影視”網參與了《捉妖記2》、《唐人街探案2》、《西游記女兒國》三部電影的制作和發行,“貓眼”網也參與投資了《熊出沒?變形記》和《捉妖記2》。大地時代、金逸影業、保利影業、幸福藍海等多家影院參與合作電影制片,成為2017年國產電影市場的重點現象。不同行業資本注入電影市場,追逐利潤的同時帶來“流量明星”火熱宣傳化、電影內容世俗化、敘事結構松散化等創作方面的不足出現。如何在不同行業資本共同參與電影市場的情形下,在電影創作源頭進行金融包容性滲透與傾斜,規范電影金融的運作,做好資本與內容本體的結合才是發展的關鍵。

七、國有銀行文創信貸業務

近年來,不斷有國有金融機構推出資金政策支持優秀影片創作。北京銀行在影片《戰狼2》的前期制作與后期發行過程中,均提供了大力支持。北京銀行為《戰狼2》的出品方和發行方累計提供貸款支持超過10億元。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7月末,北京銀行文化金融貸款余額539億元,累計發放超過1500億元貸款,支持實現長足發展的超5000余戶文創企業。在北京地區國有銀行中,北京銀行為首都文創企業累計投放貸款和市場份額,保持了連續9年第一。在《戰狼2》這部影片中,北京銀行采用的是“信用+追加股權質押+鎖定《戰狼2》票房回款”模式,為出品方提供了綜合授信8000萬元,用于影片前期的拍攝和制作。《戰狼2》由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啟泰遠洋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等提供保底發行8億元,其中,北京銀行早在2001年與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開展合作,已累計提供文創7500萬元貸款。2017年4月初,北京銀行與北京啟泰遠洋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提供支持,提供了3500萬元貸款,用于支持《戰狼2》的宣傳發行。

北京銀行近年圍繞文創特色支行發展,不僅僅是《戰狼2》,同期上映的影片《建軍大業》的制作方博納影業,也是北京銀行形成長期合作的電影公司。早在2008年,保利博納公司與北京銀行簽署了首輪戰略合作協議,在之后的十年中,北京銀行為博納影業提供了《湄公河行動》、《智取威虎山》、《龍門飛甲》、《楚漢傳奇》、《竊聽風云》,電視劇《十月圍城》等多部影視作品的金融支持。北京銀行成為保利博納公司從總資產不足百萬元發展到囊括制作、發行、院線覆蓋整條產業鏈的行業龍頭企業的支持者和見證人。作為國內最早介入文化產業的國有金融機構之一,北京銀行從金融政策和金融服務方面,相繼支持了博納影業、光線傳媒、萬達文化、新麗傳媒、山東影視、微影時代、凱撒國旅、耀萊院線的發展。

2017年10月14日,北京銀行宣布文創金融事業總部成立,在此次發布會上,北京銀行同時宣布成立了兩家文創專營支行并發布了行業類第一個IP產業鏈文化金融服務方案“文化IP通”。項目主要包括融資通、投資通、服務通三大系列。“IP服務通”則著眼于整合資源,搭建平臺,促進產業鏈各環節合作開發,帶動上下游企業合作共贏。北京銀行“文化IP通”體現了銀行從傳統的“融資”向“融資”+“融智”的轉變。

作為國有銀行,又是首都金融行業的發展代表,北京銀行在深入市場調研、創新發展理念、完善文化金融發展手段方面都處于領先地位。并旨在完善形成一套可行的,有效解決有形擔保的電影金融支持機制。北京銀行在創新金融體系中走在了行業發展的前列,親自參與到首都電影金融的財稅收入體系中,開拓金融紐帶,為首都電影發展搭建良性發展的橋梁。

 

[i]資本江湖熱點頻頻,2018最可能上市文娛企業,誰將成最大贏家?_搜狐財經_搜狐網

http://www.sohu.com/a/219916073_824915

[ii]《2017年掛牌新三板影視公司驟降2/3 耀客傳媒、新媒誠品等逃離》,2018.1.18,娛樂資本論,楊柳青

[iii]《2017僅兩例再融資獲批,文娛上市公司為何遭遇融資難?》2017-12-21,創事記,娛樂資本論


侯光明,系北京電影學院理事長/教師/博士生導師 中國文化金融50人論壇創始成員

張琦,系北京電影學院管理學院副院長/副教授 中國文化金融50人論壇特邀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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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 - 2018年11月06日

新華網 - 2018年08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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