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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簡介

ResarchCenter Introduction

金融科技研究中心

中心由國內外頂尖的金融、技術、法律專家等組成,圍繞國內外金融科技(FinTech)領域的理論、政策、實踐,開展前沿性的學術研究活動。中心所關注的金融科技,是指技術帶來的金融創新,它能創造新的業務模式、應用、流程或產品,從而對金融市場、金融機構或金融服務的提供方式造成重大影響。中心基于國際視野,致力于推動跨學科交流,打造金融科技創新實驗平臺,促進大數據、人工智能、互聯技術、分布式技術、安全技術在金融活動中的應用。

中心專家:楊濤曾剛

最近動態

Recent Development

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驅動因素和改革重點

演講 楊濤 2019年05月17日

一、金融供給側改革背后的影響因素和驅動因素

這個因素可能有三種:政策本身、經濟面、金融本身。

據搜集公開信息,習總書記第一次談金融是在2015年,共談兩次,一次談金融支持小微企業,一次談普惠金融。從中央最開始的一些相關思考,到后來“國家牛市”、e租寶、安邦等事件,引出對金融穩定與安全的擔憂,再后來去杠桿與嚴監管,也出現了某些“一刀切”等,其背后中央金融政策思路演變的影響很大。

第二是經濟問題,因為金融的發展離不開對經濟的服務和判斷,這里可能是指經濟增長方式、經濟政策目標,例如十九大提出的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抑或是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就業問題。究竟實體經濟指的是什么,金融發展服務的目標是什么,這個是重中之重。

最早討論實體經濟的是美聯儲,2008年之后美聯儲幾個報告里面討論的實體,是除了金融跟房地產之外的經濟部門,屬于使一國經濟得以持續穩定運行的核心部門,并且與大多數企業的健康運作及居民生活福利密切相關。對此,要結合國情,進一步明確實體經濟的邊界和內容。

第三是金融自身,無論從宏觀還是微觀層面,金融自身發展當中遇到了問題,衡量標準變得越來越模糊,比如直接金融和間接金融,究竟還能不能用,它的邊界是怎么樣的?是否間接金融主導的模式一定要變,變了是不是就是最優的?這些都需要進行討論。例如前兩年去杠桿,究竟在當前階段,討論的是金融深化過度,還是仍然需要探討金融抑制?

那么在早期戈德史密斯時代的一些金融發展的衡量指標,是否現在都沒用了?根據金融自身發展規律,這都是需要重新來定位的。

二、對于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解

(1)新的情況下如何對金融服務實體進行重新理解和定位

這個概念長期以來是很模糊的。對于金融應該服務的實體經濟,應該進一步聚焦。從服務對象看,首先是服務中小微企業和民營經濟,這是最大的政治任務,這個過程當中如何確定好行政與市場的邊界又是重中之重。另外金融服務的實體究竟哪些是落后產能,哪些不是落后產能也需要進行進一步的探討。

例如,當我們過去“一刀切”去掉紡織業產能時,現在海外紡織業利用新技術的越來越多,農業、制造業里面也大量利用“黑科技”。此外,支持消費時,究竟根本動能和原則是什么,如果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比上不去,只靠發展消費金融行不行?

從服務主體看,無論是銀行業還是資本市場,都需考慮一些難點。比如科創板衡量成功的標準是什么,如果出現大幅價格波動怎么辦,如果出現大量的沒有交易的“偽科技企業”怎么辦,這些都需要考慮。另外金融與實體之間的環節,也面臨的中長期資金的期限錯配問題,這也很重要。在金融服務中,有沒有有效的激勵機制也是大問題。

(2)穩增長的基礎上談風險

結合前期一些領導對于三大攻堅戰的表態,到去年底,強調穩增長可能會更重要一點。這里面涉及到一個問題,1月份到4月份,市場預期很紊亂,穩增長的目標究竟是什么,政策的底線是什么,這些都不是很清楚。整個社會預期、市場預期不但變化,政策信號本身成為導致預期不穩定的因素,這也是未來金融供給的改革從宏觀層面很重要的一點。

(3)談防風險的時候更重要的是補短板

當討論補短板的時候,習總書記提到很多涉及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的問題、人的問題、綜合統計信息系統的問題、信用體系等等,如果說過于主動的監管行為難以把握尺度的話,還不如把各類金融基礎設施先做好,如增加信息透明度,做好綜合統計,做好信用基礎,包括資本市場要增加違法犯罪成本等,從這些“短板”入手,反而為中長期的防風險與監管優化創造條件。

(4)對外開放

供給側改革離不開金融對外開放,我們更應該在大江大海里迎接金融國際化挑戰。這是我們始終繞不開的,金融開放式“開弓沒有回頭箭”。例如,當前我國面臨FATF的反洗錢第四輪國際評估,既有積極因素,也有很多太樂觀的地方,如果未來無法通過FATF的反洗錢游戲規則,就相當于一次嚴重的金融制裁。

三、關于金融科技的問題

近兩年在金融科技方面我們做了很多研究,對于金融供給側改革,金融科技能做很多的貢獻,具體而言有以下四點:

(1)服務增長。金融科技帶動的這些技術進步,反過來在經濟社會發展當中有更多的應用價值,這是它更重要的使命。

(2)提升金融體系自身的運作效率。抓住金融功能的痛點,真正拓展金融服務的效率與邊界。

(3)服務于普惠金融的短板。關鍵在于能否在過去那些金融服務的“百慕大三角地帶”、難點上真正有所突破。

(4)安全。如何利用新技術服務于金融穩定和安全,應對系統性風險到非系統性風險的挑戰,這是重要的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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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金融科技三要素,技術、生態、風控

演講 楊濤 2019年02月15日

今天的主題,金融科技與智能風控是當前大家非常關注的問題,既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實踐問題。大家也看到了今天這樣一個活動的設置,其實也代表了未來我們經常會采取的形式。就是每次請行業的理論專家加上一家應用型的企業專家,共同來分享觀點,其他專家通過圓桌的形式進一步進行多元化的點評。

圍繞這個主題,我做一個粗淺的闡述,當前在辭舊迎新的時候討論金融科技,其實離不開幾個方面的主題詞。一個是技術,一個是生態,一個是風控。

第一是技術。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這兩天我也一直在思考,首先談金融科技離不開對技術的判斷,但是對于技術的判斷其中有兩點我自己近期也一些困惑也是在不斷地思考。一方面,我們要充分地了解能夠運用到金融領域的技術有哪些,它的優先選擇是怎么樣的,它的技術成熟度和市場成熟度怎么樣的?我們一方面高度重視大數據、人工智能這些技術未來能夠給金融效率帶來什么樣的巨大沖擊。與此同時,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關注的金融科技不僅僅是這些技術給金融帶來影響,而且通過金融的制度安排,資本的力量,能夠進一步擴大到金融領域之外,能夠給社會經濟發展,城市管理、社會治理,甚至經濟增長帶來更大的促進作用,這是對技術理解的重要視角。與此同時,還要避免金融科技里面的技術被人為抬高。

特別是近一段時間,大家看到中國對于技術進步的訴求越來越強烈,因為在中美競爭當中我們覺得自己的技術在很多方面有所不足。但與此同時要看到如果是技術推動,采取大干、快上、運動式可能也有問題。在二戰時期,大家知道美國人曾經跟蘇聯有星球大戰計劃。星球大戰計劃一方面推動了技術進步,另一方面也產生了很多低效、無序的競爭,拖垮了一些國家,在我們典型的熱點技術里面,區塊鏈技術還有所不足。近期的熱點,我發現大家在討論5G,是移動互聯的典型技術。一方面很多人認為5G是撲面而來,是當前的一個重大變革,而且中國在其中發揮著一定的主導作用;另一方面,這幾天也有不同的聲音開始發出來,也就是說5G不僅是一個重大的變革,但也有一些瑕疵和不足之處,缺乏殺手锏應用。5G的快速發展要依靠密集的投資基站來支持高頻的信息傳輸,特別像在中國這樣的大城市、人口密集的地方,要快速的布局基站支撐5G的發展也有不現實之處。核心的意思討論金融科技的時候,我們首先要對技術有更深刻的認識和理解。

第二,所謂生態。當我們討論完技術之后,就考慮這些技術在金融哪些長場景里能夠予以運用?早期是支付功能、清算、資源配置、風險管理等等的一些功能可以配置。但是最早大家考慮的往往是碎片化的,在不同的場景里有什么樣的應用。今年各位可以發現,有一個典型新的變化,雖然這個變化可能一開始更多是為了追逐熱點,但是其背后隱含了技術發展的程度,金融科技真正追求的是平臺和生態這樣一個大趨勢。什么概念呢?依托開放銀行,我們進一步開放金融的概念。

大家知道早期以英國為代表推動開放型的理念發展,核心是希望銀行把內部的數據,這些非常有價值的數據能夠通過合理的方式和機制被第三方所使用。慢慢這幾年各個國家都在按照自己的視角來探索開放銀行的發展。去年年底到今年以來,開放銀行一下子成為我國的熱詞,很多機構都在推動探索和研究。我們現在討論的開放銀行不僅僅是數據共享的問題,而且考慮到以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如何跟其他一些類型的組織,其他一些純技術企業如何更合理,更有效的實現技術的互動,數據的互動,系統的互動,業務的互動。因為開放是整個大的趨勢,面對里面傳統的各類金融組織如何更好的在標準化的場景下,在標準化的模式支持下跟技術企業合作共贏,這已經是當年重要的主題。

大家可以看到金融科技到2019年進入全新的階段,我覺得關注的不僅僅是技術自身,不僅僅是局部的場景,而且是這樣一些以平臺為代表的生態,其核心的表現是開放金融的研究會成為重要主題。依托于開放金融的主線,我們試圖把金融科技生態里面不同類型的主體在整個產業鏈當中的定位更有效的穿起來,使得這個技術企業能夠更好地跟金融組織實現合作共贏。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重要的要點。

第三,又落到今天首次大講堂討論的著眼點上,就是風控。大家都知道風險本身就是金融運行很重要的一個資源。有人說金融運行能否完全消除風險?那肯定是不可能的。沒了風險,金融創新的源頭也沒有了。我們要避免風險積累到系統層面,乃至對系統進行沖擊。局部的風險是無法完全消滅的。正如啤酒的泡沫一樣,泡沫完全消除了,啤酒的價值就沒有了。我們可以看到,當我們把金融新技術跟風險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大家有不同考量的視角。

一方面考量的視角是這樣一些新技術進入到金融領域究竟帶來什么新的風險?這可能是監管部門關注的第一位的事情。我們在判斷大量的金融科技相關的產品的時候,包括互聯網的產品的時候。如果從系統性層面來看究竟會不會產生沖擊和影響,有時候大家觀點是不一樣的,有時候可能存在夸大之處。比如從整個金融資產規模來看,我們關注的P2P網貸,它沒有系統穩定性的沖擊和影響。再比如在微觀層面來看,為什么監管部門高度關注智能投顧,看起來是AI、新技術、智能學習。如果它參照的模型背后的參數出現高度的一致性,這種新技術所引導的市場操作有可能產生劇烈的順周期波動,這是理解新技術加風控的重要視角。

另外,大家更關注的視角是如何把這些新技術融入到現有的風險管理當中。因為風險管理本身就是金融的一個重要的功能。當然它可以融入到宏觀層面,融入到監管手段里面,構成監管科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可能是在行業層面更好的進行風險分散,更有可能是從我們企業主體的層面更好的來利用進行客戶管理、反欺詐、業務的管理、內部的風險控制,等等這樣一些東西。同樣在談到風控的時候,我也需要強調一個觀點,就是它解決的問題雖然很多,但仍然是有限的,有時候有些東西不一定是技術能夠完全解決的。比如說我舉一個例子大家就明白了。過去從監管到合規,整個風險的管理體系是有一個制度安排,需要多層次、多元化的。從監管的視角來講一方面有效的把控風險,另一方面如果利用新技術使得這個行業當中存在的所有的微觀風險,都讓監管部門的領導及時看到和判斷,現在看來這也不一定是最優。因為一方面監管的領導知道了你每時每刻每個機構的情況,是不是他要承擔風險和問題?另一方面,從監管角度最優處置的是系統性風險,并不是時時刻刻把握微觀風險就可以應對,監管科技里面利用新技術完全可以把所有的風險特征及時擺在領導的案頭,但這不一定是最優的選擇。 

總之,我們當前看金融科技,需要高度關注技術、生態、風控這三個重要的主題詞。我就做一個簡短的致辭,我們后續還有更多的活動,希望大家共同推動這個平臺的建設,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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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動信托科技創新與變革

評論 楊濤 2019年01月25日


所謂信托科技,即新技術、新場景在信托產業、市場、組織、產品等方面的廣泛應用,能夠全面提高和改善原有信托業的服務效率與管理能力,真正實現“智能信托”。具體來看,信托科技創新離不開以下六個方面的影響:底層技術、場景與業務模式、資金配置對象、客戶管理與產品服務、運營管理、開放合作。

當前,科技創新成為了引領新時代發展的第一動力。發展金融科技是科技和創新領域的重要命題,不僅能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還能促進科技在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對此,一方面,必須把握金融科技創新的歷史“窗口期”。因為未來全球金融競爭將更多體現為“新金融維度”競爭,同時金融科技也是解決現有金融發展“短板”的重要抓手。另一方面,應以推動安全創新、規范創新作為金融科技的“生命線”,有效把握創新中的風險邊界。

在此背景下,所謂信托科技,即新技術、新場景在信托產業、市場、組織、產品等方面的廣泛應用,能夠全面提高和改善原有信托業的服務效率與管理能力,真正實現“智能信托”。具體來看,信托科技創新離不開以下六個方面的影響:底層技術、場景與業務模式、資金配置對象、客戶管理與產品服務、運營管理、開放合作。

第一,注意推動底層技術的研究與應用。就金融科技的底層重大技術來看,需關注人工智能、大數據、互聯網技術(移動互聯、物聯網)、分布式技術(云計算、區塊鏈)、安全技術(密碼技術、量子技術、生物識別技術),還有一些尚在發展的前沿技術,如邊緣計算、數字孿生、腦機結合、增強現實等以及有向無環圖(DAG)、哈希圖(Hashgraph)等下一代分布式技術。

對于底層技術,信托機構需從基礎研發、金融應用層面予以高度重視。當然,不同技術的成熟度和可應用程度實際上是有差異的,這也影響到信托科技創新的技術路徑選擇。比如,大數據、云計算、移動互聯、機器流程自動化等的技術成熟且應用范圍較寬,可優先布局和發展;區塊鏈則相對較低,應進行更多的相關實驗。

第二,以創新場景與業務模式作為 “抓手”。通常來看,典型的金融科技需求場景包括:金融安全與金融監管、支付結算、融資產品與服務、智能營銷與服務優化、身份認證與風控、保險服務、智能投顧與財富管理、信用服務等,也可能向城市治理、公共服務等領域進一步拓展。這些場景與實體經濟相結合,最重要的是兩大創新方向。一是新型“家庭金融”,即從家庭層面實現消費金融、財富管理、風險管理等多樣化服務功能的配置。二是新型“產業金融”,包括產業鏈金融,即以金融科技創新引領產業鏈優化,服務產業升級、規模經濟、中小微金融與普惠金融;平臺鏈金融,即創新基礎金融生態與交易平臺、底層金融科技基礎設施平臺等。

與此同時,信托科技的創新,一是智能家庭信托,即充分運用金融科技手段,服務于智能財富管理、新型消費信托、面向中產階級的家族信托,全面提升產品配置能力與投資咨詢能力;二是智能產業信托,即實現金融科技助力信托資產管理,打造產業投行,推動證券化創新,全面提升投資與管理能力、資產獲取與資金營銷能力、風險管理能力等。除此之外,還需發展智能公益信托,真正承擔新技術、金融所支撐的信托機構社會責任。

第三,面向新經濟,優化信托資金配置對象。根據2018年三季度的數據,信托資金配置領域結構發生了某些變化,投向工商企業繼續排在首位,資金規模略有下降但占比仍然小幅提升;投向房地產規模有所上升;投向金融機構、基礎產業、證券投資等領域的信托規模和占比都繼續下降。在經濟周期、結構調整、去杠桿等大環境下,信托資金配置出現被動變化趨勢。雖然短期內仍需把握存量業務,但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轉型未來還要依靠數字時代的新經濟。所謂新經濟,體現為新的技術內生動力、新的資源配置模式、新的產業發展模式、新的勞動力和就業模式、新的消費模式、新的企業組織架構等。由此,信托科技的著眼點,一是圍繞數字資產特征,創新信托產品與服務;二是充分運用信托資金的特點,結合新技術手段,積極為新經濟“輸血”。

第四,創新和完善客戶管理與產品服務。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在金融機構的基礎應用場景,往往是客戶獲取與管理。這對信托科技來說也具有同樣價值,一是通過大數據挖掘方法,可以用來找出客戶數據庫中的特征,預測對于機構活動的響應率,并提升精準營銷水平,發掘潛在客戶。二是通過技術手段及時掌握潛在流失客戶的特征,采取各類增值服務或激勵機制保留客戶。三是積極推動信托科技產品與服務的行業標準化建設,全面優化信托機構客戶服務能力。

因此,信托科技應用將使信托行業的客戶體驗更加智能、服務渠道更加便利、產品場景更加嵌入、多樣需求更加定制、風險管理更加優化。

第五,全面提升信托機構運營管理水平。面對金融科技發展的大趨勢,更多金融機構基于新技術進行業務流程再造和優化,將管理操作流程由線下轉移到線上。對于信托科技來說,著眼點之一也是推動信托機構實現業務與風控流程的前中后臺一體化,實現運營管理流程化、信息化,提升內部運營效率并降低成本。與數字化信托業務相適應,信托機構也應該構建新型的專業化組織架構,強化信息科技部門的專業能力,加快實現業務管理流程的數字化、智能化改造。一方面,針對標準化流程,加快大數據、人工智能的替代作用;另一方面,針對非標準化及專業化、個性化流程,以人工智能為驅動,有效融合人工實踐經驗。對于行業領先的信托機構來說,不僅應全面進行自身“科技賦能”,而且應該嘗試推動技術或系統的外部“輸出”,甚至打造專業的信托科技子公司。

第六,加快開放合作,以構建信托科技生態。金融科技還伴隨著傳統金融機構的開放式發展。作為典型代表,全球開放銀行近年來成為各方關注的熱點,諸多相關的監管政策、機構創新案例紛紛落地。在美國,金融科技企業和賬戶整合者逐漸興起,客戶期待著更無縫銜接式的體驗,不斷推動著開放銀行的進程。歐盟則出臺了PSD2(支付服務指令2),要求銀行開放客戶數據。所謂開放銀行,是以開放API為技術,以數據共享為本質,從而提升客戶體驗的平臺合作模式。

對于信托機構來說,內外環境變化都倒逼開放式發展的新模式。尤其是銀行理財子公司設立之后,傳統的銀信合作、銀證合作、銀保合作可能都會弱化,需要尋找全新的外部合作生態與模式,推動信托機構與其他各類主體的深度融合。建設金融科技環境下的“開放信托”,本質上是通過技術與生態的創新結合,更加有效地服務自身、服務實體、服務同業。從路徑來看,建設開放信托可通過自建、投資、合作、參與等模式;從場景來看,則是實現與其他非銀行金融機構、金融科技企業、實體企業的產融互動,更加有效地探索數據合作、技術合作、系統合作、業務合作和生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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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變革是大勢所趨

采訪 楊濤 2019年01月24日

《金融時報》記者:近年來,“金融科技”的受關注度越來越高,我們應該如何定義“金融科技”?它與“互聯網金融”的區別是什么?

楊濤:與互聯網金融相比,金融科技似乎更體現了新金融的本質,即金融與科技的全面融合。眾所周知,金融穩定理事會(FSB)于2016年初對“金融科技”作出定義,即金融科技(FinTech)是指技術帶來的金融創新,它能創造新的業務模式,應用、流程或產品,從而對金融市場、金融機構或金融服務的提供方式造成重大影響,金融科技強調將技術作為服務金融產業發展的手段,在具體應用和發展過程中,仍需遵循金融市場運行的基本規律。

“金融科技”主要是從技術進步這個角度來說的,“互聯網金融”則主要是從它的場景、模式角度來說的。由于互聯網金融的用戶風險不確定性更大,加之互聯網金融領域欺詐事件高發,因此需要通過金融科技來持續提升風控水平,降低風險損失。

巴塞爾委員會將金融科技業務模式分為支付結算、存貸款與資本籌集、投資管理、市場設施等。FSB指出,金融科技創新供給側驅動因素是不斷演進的新技術和不斷變化的金融監管政策,需求側影響因素則是不斷變化的消費者偏好。

由于當下互聯網技術最大的應用場景在中國,國內金融科技風險投資快速發展表現為互聯網巨頭基于自身的核心業務,打造“一站式”的金融平臺。在國外,以美國為代表,其金融科技風險投資份額經歷了一次變動,從2015年的貸款占58%、支付占11%、區塊鏈占3%、其他占28%,到2016年9月的保險占34%、借貸占20%、支付占14%、區塊鏈占8%、財富管理占7%、其他占17%。實際上,從概念看,盡管國內外對“金融科技”是金融與科技融合發展的認識并無二致,但是在融合發展的模式側重和關注焦點上有所差別。

《金融時報》記者:技術對人類社會的沖擊與影響程度,在歷史上從未如今天這樣強烈。您是怎樣看待金融科技的歷史使命的?

楊濤:目前,金融科技將是助力經濟轉型和金融業升級的重要因素幾乎已成為共識。同時,金融科技并不僅僅止步于通過新技術來提高金融效率,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與金融的結合,或將帶來革命性的顛覆,開啟一個全新時代。

金融作為經濟活動的“血液”,同樣面臨這些技術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例如,面對大數據和小數據,金融活動如何管理和發掘數據的價值,使之提高實現金融活動效率與經營業績;更加低成本、便捷、安全、智能地提供個性化的金融服務,而不僅僅是“冷冰冰”的金融產品“流水線”;利用線上系統迭代與人工智能的深度學習功能,不斷優化金融運行的內在“升級”能力;利用大數據加區塊鏈的分布式技術演進,真正實現信息的互聯互通以及信用合約的智能化,提升金融交易的效率;減少金融活動中的溝通、協調、交易成本,改變原有金融產業鏈的分工模式,使“令人生畏”的金融巨頭不再那樣“難以觸及”。

在全球金融科技浪潮之中,中國已成為領航者之一。根據不同機構的統計,目前在全球金融科技領域的投資總額中,中國位于前列。種種事實表明,金融科技的熱潮在全球涌現,并在中國快速發展,但也應注意到,由于各種原因,發達經濟體的金融科技應用面不是很廣,與預想相差甚遠。而中國金融科技的快速發展,資本驅動、電商經濟擴張、監管寬容等因素起了一定的作用,這其中不乏短期因素。

事實上,中國金融科技創新正面臨“向左走、向右走”的抉擇。中國的金融科技創新要真正成為全球金融變革中的“常青樹”,除了已有優勢外,還需激發兩方面的驅動力:一是真正強化科技創新能力,提升技術對金融活動的正效應;二是完善金融制度規則,使之更公開、透明、高效、安全、便捷、共贏。

金融科技的使命在于矯正金融發展中的各種扭曲,實現新興金融技術與制度的優化組合。其根本作用是使金融“走下神壇”,實現開放、融合、共贏,改變金融資源配置方式與產業分工模式。雖然它是一把“雙刃劍”,但如果進行有效引導,完全能為解決原有難題提供全新路徑。一方面,不管對金融科技的內涵有多少爭議,其確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需要考慮潛在不確定性與新風險來源;另一方面,不要夸大其對金融穩定與安全的負面影響,畢竟最大的風險來源還是在原有的金融部門“主干”上。整體上看,金融科技浪潮肯定會帶來更多的積極因素與進步效果。當然,最終衡量金融科技變革成功與否的標準,不是讓誰賺了多少錢,也不是無原則地降低門檻,而是能否實現彌補短板、改進社會福利、增加就業等現代化社會發展目標。

《金融時報》記者:金融科技的發展會帶來哪些新的金融變革?

楊濤:從金融科技視角來看,新技術已經貫穿于整個金融產業鏈之中,不僅帶來了全新的金融運作模式,反過來也為技術創新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應用場景”和“實驗田”,從而有助于同步推進科技產業發展與科技金融創新。我們所期待的、金融科技所引領的“新金融變革”,至少體現出以下幾個特征:

第一,從科技金融到金融科技。過去談科技金融,我們希望談的是科技產業與金融產業融合,但在考慮這對關系時,更多的還是金融對科技的單向支持,相關部門出臺的政策,在提到科技金融時,潛意識都指向金融如何更有效地服務于科技創新、科技產業和科技事業。反觀金融科技,思路并不是完全單向的,而在更高層面上實現了科技與金融的融合——一方面,強調將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應用到金融產業鏈中,實現金融功能的優化;另一方面,科技的發展,還會帶來創新的金融模式。

金融科技并不是簡單的虛擬經濟。新金融科技使金融與實體在更多層面上有效融合,虛擬與實體的劃分并不那么容易。科技提升整個金融產業鏈的效率,在某種意義上不僅有助于完善金融,而且間接有利于金融更好地服務實體。

第二,從經濟科技到金融科技。從技術層面看,我國在科技應用層面還有很多短板。例如,國際電信聯盟在其《2017年衡量信息社會報告》中,公布了“2017年國際電聯ICT發展指數”,其中能反映ICT普惠程度的IDI指數,中國在全球的排名僅為80名。顯然,發展金融科技不能僅以金融一條腿走路,尤其不能有“金融科技騰飛幻覺”。應在抑制各類“彎道超車”狂熱的同時,真正推動信息技術與金融技術“并駕齊驅”。

第三,從金融要素到金融功能。金融機構、產品、市場等稱為金融要素,金融功能指的是這些要素可能實現的一些效果,如融資、投資、支付清算、風險管理等。目前,科技沖擊使傳統金融要素的邊界變得更模糊,金融科技著眼于功能的實現,典型的銀行類機構變得不像銀行;產品也在不斷跨界,無論是銀行理財產品,還是保險公司的萬能險,在某種意義上都更接近私募的特征。要素邊界不再像過去那樣涇渭分明。

在新思路導向下,金融科技支撐下的金融創新會從規模導向向功能與結構導向轉化。因此,金融科技追求的是功能的優化、落實及結構的完善,而不僅僅是爭規模,這是傳統金融機構和新型金融機構都面臨的問題。

第四,從金融技術到金融科學。科學與技術的著眼點不同,科學解決理論問題,技術解決實際應用問題。我國一向重視實用,而科學精神重視“無用的好奇心”。因此,也有批評者認為,我們只有“技術哲學”,沒有“科學思潮”。具體到金融層面,我們關注應用層面的技術,關注產品、組織、渠道、客戶等這些短期內能帶來效率、改善盈利的模式。但從金融科學角度,更應重視金融制度、規則、文化、生態。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我們需進一步反思現代經濟金融的科學精神,更應關注金融創新土壤的質量。

第五,從金融深化到金融共享。新技術改變了原有金融發展中的生態關系,有利于改變金融創新中的失衡、失控與分化,進一步在金融運行中體現個性與民主,遏制金融巨鱷的“丑惡”與金融面紗的“虛妄”,在決策共舉、各方共贏、利益共分、機制共建、風險共擔、事業共助的基礎上,構建真正有利于社會的“好金融”。當然,科技利用不當,也可以激化矛盾,那樣的話,著眼于規模和數字,脫離結構、功能和服務實體的“金融科技超車”是否有意義,是否會造成“翻車”或“脫軌”,是值得思考的。

第六,從行政干預到市場機制。進入21世紀以來,政府推動的金融部門改革取得了突出成就,但也積累了許多新的矛盾。在新形勢下,迫切需要政府減少對金融部門的“父愛主義”,重構更加健康的政金關系生態。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決定著我國金融能否從“躁動的青少年”轉向“心智成熟、身體強健的中青年”。面對金融科技的挑戰,同樣亟須改變這種既有理念,把宏觀政策、政府工作與金融業務運行區分開來,在制度方面設定“市場傳導區”而非“行政教鞭”,避免制度和規則的大起大落,本身成為挑戰金融穩定的因素。

《金融時報》記者:對于金融科技未來的發展前景和方向,您是如何研判的?

楊濤:第一,必須把握風險可控的原則,不給金融穩定“添麻煩”。對于金融科技創新探索來說,需要關注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當金融技術與信息技術融合起來,帶來更多的產品、組織、市場創新時,也必然面臨更多的風險與不確定性,因為創新的源泉是追求高風險對應的高收益。由此,在金融發展的“效率與安全蹺蹺板”偏向后者的未來幾年,應該避免過度追求高風險型的創新活動,更加偏重于穩健創新;另一方面,不管是直接介入還是間接介入金融領域,金融科技創新活動都必須充分明確和牢牢把握風險底線,避免非系統性風險的積累以致帶來系統性影響,或者帶來眾多風險的“負外部性”。

第二,未來一段時間的金融科技發展“藍海”,恰恰在于如何更好地支持風險防范與金融安全。具體而言,一是從監管層面看,充分引入大數據等技術手段,及時掌控和監測、監督、應對風險;二是從行業看,可利用新技術實現信息透明,優化機構或平臺的全面風險管理機制;三是從產品看,可以在保險、擔保等風險管理產品中積極引入技術做支撐。需要強調的是,新技術可以應用于互聯網時代各類金融風險短期治理,但是更需要構建現代金融風險管理的“內在穩定器”。

第三,高度重視以金融科技支持中小金融機構發展。近年來,以銀行為代表的大型金融機構發展迅速,而城商行、農商行、民營金融機構等則面臨政策與市場的多方挑戰。長遠來看,在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中小金融機構要實現差異化競爭,積極抱團取暖,都離不開對金融科技的運用。

第四,真正發揮科技對金融的優化與促進作用。金融科技的真正“藍海”,一方面是為現有金融體系提供新技術外包,而不涉及金融業務自營,如IT基礎設施、大數據風控、客戶分析等;另一方面則是著眼于利用金融科技進行基礎設施改造,為金融活動提供基于開放型平臺的綜合技術解決方案。

第五,無論是純粹做技術,還是以技術來做“小而美”金融,金融科技創新都要在安全穩健的前提下,突出“服務實體經濟”,有效支撐國家戰略領域、薄弱領域,滿足居民與實體的多元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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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有效助力金融安全

演講 楊濤 2019年01月22日

我先講,不耽誤大家時間。今天非常榮幸,首先做一個拋磚引玉,給大家匯報一下。今天分論壇主題應該是金融科技與智能風險控制相關,我匯報的題目是金融科技如何有效的助力金融安全。其實主要想從幾個方面跟大家簡單分享一下觀點,到我們討論到金融安全金融風險的時候有不同視角的考量。

其實討論到金融風險與金融安全的時候有不同視角的考量,想從幾個方面,主要是四個方面簡單的做一點拋磚引玉的分享。第一個層面,想說的是什么,當我們談到金融科技與金融安全的時候,離不開對當前整個金融創新與發展的格局的判斷。如果從宏觀層面上來看,當前金融發展當中很多問題,不是金融自身產生的問題,而是在于金融所服務的實體部門,產生了很多的問題,使得相關的風險,進一步傳染到金融部門的運行當中,這是一個互動的關系。所以,我們在最高層面的討論金融科技服務金融安全的時候,實際上需要想到的是如何以金融的發展,更多的促進經濟的有效發展,來實現經濟進步。

當然從整個歷史演進來看,整個金融發展的歷史,實際上跟技術迭代進步的過程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如果大家從60年代開始看,每個十年都有典型的信息技術的發展的代表,與此相應在每一個十年里邊,金融自身也在發生一些相應的變化。在當前這個時代,技術從過去的亮點到質點階段也在推動金融迅速的變化。如果技術對金融本身帶來什么樣的變化,我們可以從三個視角來理解,第一個改變了現代金融體系的核心要素,包括產品、市場、制度文化等等,第二改變金融核心功能,支付清算,配置資源,風險管理信息管理基本功能。第三個視角,彌補了過去金融運行當中的主要的短板和困難,這些困難主要解決交易信息不對稱,規模經濟等最根本層面的問題,這是我們可以看到金融變革內容的一些邏輯。

當這些的邏輯進一步能夠使得金融科技它所帶來的技術的外延性,影響到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的時候,我們就說金融科技真正在最大層面上,實現了優化金融安全發展的外部經濟環境,為什么強調這一點,大家都知道,我們過去討論經濟增長的時候,實際上它的源泉有各種各樣的要素和技術的支撐,而現在我們面臨的重大問題,就是需要迫切提高技術,在經濟發展當中的促進作用。以至于十九大報告當中提高全要素生產力,為什么?我們要實現新的增長,擺脫過去依靠房地產,依靠其他一些短期化的因素所支撐的經濟發展模式,真正發揮技術本身的促進作用。就此意義上來講,我們覺得金融科技更加重要的使命是通過資本力量,與金融制度安排帶動底層的技術進步,拓展多層次應用場景,間接提升技術的外延性服務與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所以當我談到金融科技與金融安全的時候,最重要的是通過金融科技帶動的技術進步來進一步改善經濟社會發展的模式,這是它更重要的歷史使命。

在這樣的最大的視角基礎上可以有第二個視角,第二個視角是比較綜合的視角,我們基于國情來考慮在新金融發展的背景下,究竟有那些金融安全的問題值得我們考量。當然,談到新金融安全的時候,無論過去的互聯網金融,還是金融科技,像早期的E租寶等等各種風險困擾我們金融安全和金融穩定。需要看到為了實現整體上的金融安全,避免這樣所謂的金融創新,反而成為帶來消滅財富的效果,因為這樣的變化本身是具有問題的。要從幾個方面來著手實現宏觀層面的技術服務與金融安全。

比如說如何把新技術有效的用到風險管理自身,風險管理包括宏觀層面的風險管理,也包括微觀層面的風險管理。第二個是把新技術有效的運用到信用體系的優化和建設當中。第三,新技術著眼于結合其他金融基礎設施,其他金融基礎設施以支付清算信用基礎設施等等是不可或缺的部分。還有最后是適應新技術法律制度規則的變化,這些都是因為業務模式組織形式變化超出了原有的規則邊界,也難以規范這樣的行為,這四個層面在宏觀層面上考慮金融科技和金融安全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我們到第三層面的考量,第三層是從監管的角度看待金融科技發展與金融風險金融安全之間的關系。金融安全考量與金融科技伴隨的兩大問題有兩大視角,系統性風險和非系統性風險。系統性風險對整個金融體系金融市場帶來的沖擊和影響,個體在其中難以進行分散的。非系統腥風險更多值得微觀層面的監管,我們現在知道有宏觀審慎的監管機制,更關注系統性風險,系統性風險有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內部因素是金融自身的脆弱性,市場主體的有限理性,資產階級波動,外部因素,經濟周期,政策干預,制度變遷等等。

我們現在怎么樣從制度角度理解系統性風險和非系統性風險,比如機構與體系的脆弱性,創新與混業,監管規避,道德風險轉軌與政策,我們需要回答的是金融科技的快速發展與應用給上述風險因素,帶來什么新的變化呢?這種變化是否在主流風險特征上產生差異,或者覆蓋人群方面產生了差異,這是理解的切入點。在非系統性風險層面主要的風險類別,欺詐風險,信用風險,操作風險,市場風險等等都是我們時候考慮把風險類型甄別清楚,看清楚新技術對風險類別帶來的變化。

在系統性層面,更多的關注的是是否會產生風險同時性同因性和劣勢反應,比如說同樣是智能投顧在新資管辦法出臺之中,監管部門擔心的是什么,如果智能投顧相關的模型采取的參數過于一致,有可能加大順周期風險,這有可能局部風險向系統性風險進行轉化的一個可能。再比如如果說貨幣市場基金加支付產生了各種各樣的產品,背后會不會使得貨幣基金在宏觀審慎層面得到關注,這些都是在系統性層面對金融科技有可能伴隨的風險特征進行甄別避免我們拍腦袋判斷。據我們研究系統性層面典型的金融科技模式和產品,尚未能夠產生系統性的沖擊,即便一些處于邊緣地帶的網貸,整個系統規模上,遠遠達不到系統性沖擊的地步,一方面重視這些風險,另外一方面避免把它夸大。

當然在宏觀層面要利用金融科技有效的完善宏觀審慎功能還是很難的。背后有很多原因,我舉了美國大片的例子,如果預制未來進而改變它如何宣稱已然預知未來,這時候有可能監管的行為受到更多的影響,下一次如果危機沒有爆發,監管者動用過多的資源就會遭受其他方面的詬病,再面臨危機可能性的就很難動員資源面對危機的挑戰,全球來說都面臨的悖論,更多的把監管科技運用在微觀層面。

我們當時談監管科技的時候,可以有效的著眼于微觀審慎層面,由此利用這樣的圖,典型的利用新技術來解決監管當中面臨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可能來自于信息驗證,信息統計,信息傳遞,風險分析,監管流程分析,一般合規性分析等等。大家可以看到,現有的技術特征完全在整個現有的監管流程當中,把原有的短板予以彌補予以完善。

當然,從監管的角度來說,有時候也不是說把被監管對象信息傳遞的越充分,越透明越好,因為有時候需要考慮成本風險分擔邊界。如果說利用極高大數和人工智能手段,使得監管部門能夠非常及時的了解每個機構,及時能夠發生的風險可能性,這時候這樣的責任究竟讓監管部門承擔還是被監管機構承擔,如果監管部門實時了解你所有的風險,所有的責任都會放在監管部門頭上,這個風險是無法有效分擔的,所以大家要注意,所謂監管科技的優化,背后也離不開制度的約束,它只是盡可能有效的暢通這樣信息傳遞的機制,但是也不是說達到一個所謂透明的機制,這是我們需要注意的。

當然除了這樣一些事情之外,還要注意監管之外的其他著眼點。比如說改良信息風險積累的土壤,有效應對危機,提升危機恢復能力,避免出現所謂的猝死,這樣一些都是在技術之外離不開的一些問題。

最后,第四個是理解金融科技和金融風險就是微觀視角,微觀視角是我們市場化機構更關注金融科技應用領域,為什么要這么說?因為我們都知道,隨著新技術的發展,原有的金融業務領域鏈條越來越長,越來越復雜,里面各種各樣的欺詐,風險行為無處不在,像各種樣的行為欺詐,信貸欺詐,垃圾文本等等,面對這樣的挑戰,其實是越來越嚴峻的。為什么,因為對手越來越專業,這些灰色產業,黑色產業它的技術能力,技術水平越來越高。過去我們說到產業鏈的時候,經常認為國內,做黑產欺詐產業似乎層級不是那么高,海外做黑產的大量都是哈弗MIT出來的高材生,他很頂尖的一些人,這樣一些人你可以慢慢的也在往國進行延續來提升他們的欺詐能力。

由此我們提出來智能風控的挑戰,我們可以有效的利用新技術識別用戶的身份,可能是用多方的方式來判斷對象欺詐的可能性。也可能是有效的甄別正常用戶的行為特征以及意愿,所有這些都是我們討論金融科技與金融安全所謂的微觀視角。總而言之,討論金融科技金融安全,是需要從不同層面來細分的,然后最終是為了構建一個多層次的有效促進金融安全的體系。以上作為一個粗淺的分享,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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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科技只有技術哲學,缺乏科學思潮

采訪 楊濤 2019年01月21日

一、業態獨立,共建共生

金融可以說是最早一批與科技融合的行業之一。楊濤表示,伴隨互聯網金融向金融科技時代的演變,新金融愈發強調新技術的驅動力,而在合規前提下,金融機構、類金融組織、新技術企業正在構建更豐富的合作生態。

他將推動金融科技發展的主體歸納為四大類:銀行保險等主流機構大規模應用金融技術;互聯網巨頭利用自身的優勢,在金融業務技術輸出方面布局;純粹提供技術服務于外包的機構;還有利用新技術,自己從事類金融業務,比如P2P。

但從整體發展趨勢來看,無論那種力量,都是無法單獨完成整個產業升級的,因為這是一個科技術、金融、政策等多重因素疊加驅動的過程,比如BATJ這樣的互聯網巨頭,技術再強大,在合規性要求下會缺失很大一部分金融場景,必須與金融機構合作。金融如此,其它產業同樣如此。

因此,“單邊”的互聯網公司推動的產業互聯網和傳統的產業技術升級都無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突破,產業數字化需要數字科技和產業的行業know-how無界深度融合,走一條“共建”的道路,才能真正實現“產業x科技”的乘數效應。

我們可以看到,阿里巴巴和京東最早都是純線上電商平臺,但當進入線下零售時,能夠實現與零售企業的“共建共生”;百度為研發自動駕駛汽車,更是聯合國內外知名汽車制造商。其已經說明,科技與產業的融合并非一蹴而就,也不是重復建設和閉門造車,而是在各自的優勢基礎上,尋找到切入點,逐步實現傳統產業的互聯網化、數字化和智能化。

這個過程只有在產業開放其全部鏈條的基礎之上,科技企業才有空間對產業數據進行在線化、標準化、結構化,實現對所有生產要素和運營流程的數字化改造,對生產和經營環節進行精準預測、優化布局、精細化運營、實時反饋并進行修正,從而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可持續發展的閉環,真正意義上突破產業增長的既有模式和邊界。

楊濤以金融和科技的融合為例,他表示,一方面會把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應用于金融產業鏈,實現金融功能的優化;另一方面,科技的發展也會帶來一些在過去技術不發達時代難以想象的金融模式。在其它領域同樣適用于這一大邏輯,科技與城市、農業、制造業等領域的融合,也將誕生新城市、新農業和新制造業。

值得注意的是,在共建共生的融合過程中,數字科技本身也逐步形成一個獨立的業態。而最徹底的當屬京東金融,11月20日,京東金融正式宣布品牌升級,更名為“京東數字科技”,旗下包括京東金融、京東城市、京東農牧、京東鉬媒、京東少東家等子品牌。這在國內脫胎于互聯網公司的科技公司中當屬首家,以獨立的集團品牌,專注數字科技對金融、城市、農業、營銷等傳統產業的升級改造。

楊濤表示,京東金融更名京東數科,也是看到了開放銀行變革帶來的主流金融機構對外合作的藍海,以及自身在技術綜合解決方案的比較優勢,符合了新金融合作共贏的趨勢。當然金融科技的價值不僅在金融領域,而且技術、工具與模式的應用,可拓展到產業、城市治理、公共服務等,從而全面優化經濟社會效率,相信京東數科也會在這些領域有所作為。

二、科學+技術=科學

科技與產業的融合,并非單一層面的。楊濤在談到金融科技時表示,新金融意味著我們從更重視金融的技術層面的東西,到更重視金融科學層面的東西。

他解釋說,傳統上我們更重視實用,科學精神重視的是無用的好奇心。只有技術哲學,沒有科學思潮。簡單說金融技術重視的是金融的產品、組織、渠道、客戶這樣一些層面的效率改善,引領模式的創新;金融科學重視的是背后的制度、規則、文化、生態,這個對于我們這樣一種快速在幾十年來經歷了歐美上百年以及幾百年金融發展歷程的經濟體來說,我覺得尤為重要。

這樣的進化,同樣適用于科技與其它產業的融合特征。作為新時代經濟的發動機,科技在對整個產業的改造中,勢必將越來越重視科學的價值,而當數字科技作為一個獨立業態時,也加速推動科學思潮的發展。

首先,以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為代表的新技術本身,大部分還需要實驗室科學研究的繼續升級迭代,同時進行更多基礎學科的研究;第二,無論金融、零售,還是城市、農牧,其自身的運行發展本身具有一套科學的邏輯,新技術的應用必須同樣以科學的方式進行融合。第三,“科技×產業”也將逐步建立起一套新的科學體系,培育出新的生態、新的規則和新的文化。

這種趨勢已經非常明顯,一個典型的信號是,科學家越來越受到企業的歡迎。阿里巴巴1000億成立達摩院,全球招募科學家;馬化騰在知乎上也發出“哪些基礎科學突破會影響互聯網科技產業”之問;而百度早在轉型人工智能之初,就挖來了吳恩達等AI領域的科學家,盡管之后離職,但足以證明即使只關注技術的應用,也需要科學家的支撐。

科學人才的引進,不僅提高了基礎學科的研究以及技術的應用效率,更是在規則、文化建立建設方面提供了一個更加多元和科學化的視角,京東數字科技最近的布局,也印證了這一趨勢。據了解,京東數字科技成立智能城市研究員和京東農牧院士研究員,委員會成員不僅包括人工智能等技術領域的科學家,比如潘云鶴,是新一代人工智能規劃的專家組組長;還包括城市、農牧等多個產業的中國工程院院士,比如李德發,在農牧領域具有極深造詣。同時與國內20多所高效研究機構達成合作。

數字科技已經進入規模化推進階段,因此,在前期完成單點測試、落地應用之后,需要更系統和更科學的方式推進,具體來講,科學人才的引入、產學研的打通是關鍵一步。潘云鶴表示,現階段城市建設規模已經很大,但同時面臨著城市管理、物流、污染和“千城一面”等問題,而“智能城市建設將成為城市發展的重要抓手”。這便是一種技術科學融入產業的高度概括,而不僅僅是單一技術的應用。

新技術與科學的方式正在加速推動數字科技和數字經濟的發展,未來,也將自然而然進化成一個全新的產業科技(科學+技術)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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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驅動支付清算變革

演講 楊濤 2019年01月21日

非常榮幸受協會的邀請來參與本屆支付清算論壇,這個論壇已經7年了,7年磨一劍,應該說整個中國支付清算行業確實發生了重大的變革。作為對這個領域一直感興趣的研究者,我也一直在觀察、在思考。來自于監管和行業的各位嘉賓,才從國家政策、實務等各方面發表了真知灼見,我自己則從理論的角度來思考,結合當前金融科技一大背景,我們需關注哪些方面。

當然,今天大會的主題是“金融科技”,我首先想說的第一個問題,是金融科技變革確實是大勢所趨。

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支付清算領域的技術變革,不僅僅是支付本身的事情,而是整個金融科技領域發生的一些變化。

近期我有一個觀點,金融科技不僅僅是利用技術來改善金融自身的效率問題。自十九大以來,中央高度強調促進新經濟發展,為什么要促進新經濟發展呢?就是因為我們需要找到新的經濟增長動力,而在過去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核心就是技術驅動的增長,實際上近年來增速是趨緩的。

如何利用金融的力量、金融的制度帶動技術的進步,不僅服務于金融自身的效率提升,且一些技術的外溢性,可以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更深遠的影響,以此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我個人覺得,這是金融科技更為重要的歷史使命,因為技術的演進離不開金融要素的支持。

整個現代金融業,我們都知道就是一部科技發展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金融的IT屬性也是很突出的。正如當時1838年電報的誕生,給當時的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效率帶來重大突破。而且中國近現代一個重要案例,當年盛宣懷和胡雪巖曾經掀起過商戰和金融戰,為什么胡雪巖會失敗呢?就是因為他沒有掌握電報的傳輸手段,而電報被盛宣懷給控制了。

整個技術發展的路徑是不斷輪回的,1991年咱們中國人民銀行就成立了金融科技司,當時就叫“金融科技”,全球來看當時還沒有“金融科技”這個概念。從某種意義來講,這個歷史也是在不斷地演變。

當我們談到金融科技時,大家會關注很多要素,近兩年在從金融技術的角度,把關注的技術要素分為人工智能、大數據、互聯技術、分布式技術跟安全技術等等。當這些技術到金融領域會產生哪些影響,一個重要的邏輯是理解FSB在2017年指出的,金融科技創新的供給側驅動因素是不斷演進的新技術和不斷變化的金融監管,需求側影響因素則是不斷變化的消費者偏好。我們現實當中各種各樣令人眼花繚亂的金融科技創新,背后其實都是來自于供給側和需求側這兩大因素,可以對號入座分析。

現在大家在研究過程當中越來越多接受Basel委員會對于金融科技業務模式的分類,它分為支付清算、存貸款與資本籌集、投資管理跟市場設施。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全球趨勢,為什么呢?早期各國的新金融發展過程當中都有一些“讓子彈飛”的空間,而主流監管部門的思路首先是要保障金融體系的穩定性,然后看一下新興的技術帶來的新模式,對主流體系的穩定性帶來什么樣的直接和間接的影響。這種監管思路的擴展,就會對未來各種各樣的金融科技創新模式形成外部約束。其中,支付結算類就是我們現在關注的,從工具到組織、到市場、到機制都受到技術深刻的影響。

為什么會發生這些變化呢?剛才很多行業專家和領導們都談到了,從根本上來講就是希望這樣一些新技術疊加新的業務,所做的這樣一些方案,能夠解決傳統金融當中的一些痛點問題。這些痛點可能是基于信息不對稱、定價、風控與反欺詐、渠道問題、獲客問題等等這樣一些固有的難題,這也是金融科技創新的安身立命之本。

當我們說到支付清算的時候,大家可以看到是這樣一個大的圖景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背后意味著技術對傳統的金融行業、金融產業鏈都帶來深刻的影響跟沖擊。剛才有兩位都是銀行的專家,如果說未來銀行業的組織架構、形態會受到進一步的影響,發生一些新的變化,那么整個支付清算體系無論是支付系統還是零售支付,那肯定受到巨大影響。因為從最終結算環節,過去是離不開主流銀行體系的支撐,所謂的支付賬戶背后對應的也是不同類型的銀行賬戶。

我們可以看到銀行業的變革有很多的表現,比如說我引用的這個數據是2014-2018年國內銀行推出手機直銷銀行APP的家數,2014年只有22家,到2018年已經是114家。除了城商行作為主力之外,像農村商業銀行很多也在推出手機直銷的APP。有些人說這可能是為了跑馬圈地,而另一個視角它也是為了適應未來在金融科技領域“登月計劃”可能產生的一些巨大突破,現在如不適應這種登月計劃,雖然它離你比較遠,但未來一旦有了變化,那么肯定會帶來深遠的問題。

近期大家都在關注開放銀行,2015年底我們曾經研究關注英國財政部成立開放銀行小組做的一些事情,后來遇到很多阻礙,有一段在全球似乎進展都有限。從去年中期開始,突然又掀起了全球關注開放銀行的新浪潮。這背后是不是有一些因素呢?值得我們思考。當然,對于開放銀行的變化,背后也離不開特定的政策監管逐漸發生的一些變化。比如,歐盟出臺的PSD2里面可能帶來的一些深遠影響。從根本上來講,開放銀行是以開放API為技術,以數據共享為本質,以平臺合作為模式。發展的路徑可能是自薦、可能是投資、可能是合作,也可能是參與。

這兩張圖實際上給大家一個更直觀的開放銀行,可能會發生的一些變化,左邊這張圖給我們直觀的一些感受,開放銀行打造的是一個所謂開放性生態。剛才建行的那位領導也作了很多類似的分享。

無論是前端的商業生態系統,中間層的第三方開放的銀行平臺,還有后端的一些環節,某種意義上都可以打造更加開放的生態模式。當然了,所謂開放有不同層面。比如,右邊這張圖給出API的三種類型。當你討論對外開放平臺的時候,首先銀行要實現內部的開放跟資源整合,解決內部的低效競爭問題。第二個層面,面對商業伙伴如何來開展API的創新。到最高層面,可能是面對第三方更加開放的一些API的設計。

總而言之,我個人認為金融科技的發展是大勢所趨,它的影響背后直接決定了其中的支付清算的發展邏輯。這是第一個層面,想跟各位交流的。

第二個層面想說的是,當我們關注金融科技跟支付清算時,大家可能更多考慮的是從工具層面,也要考慮,從清算結算具體的流程層面可能會帶來什么樣的影響,即新技術影響支付清算運行的表現。

考慮到整個支付清算是經濟金融體系的基礎設施,我們在研究過程當中也有一個團隊持續地在關注整個支付清算體系跟宏觀經濟運行當中會發生哪些變化。由于時間關系,我只是給一點點簡單的跡象,大家可以關注。

從2017年的數據來看,大家可以看到非現金支付交易筆數跟金額的增速其實略有下降。在支付系統層面,雖然說交易金額增速明顯下降,但交易筆數的增速確是高于2016年,這也使得平均交易規模的下降勢頭比較明顯。平均交易規模下降,不僅是在小額層面,而且是在大額層面普遍出現了,那背后有什么樣的原因?有沒有跟突飛猛進的技術,金融科技的發展帶來的影響,這是值得我們思考。

再比如我們從工具層面來看,2017年非現金支付工具平均交易規模大家可以看到,這種平均規模不斷下降的趨勢,結合支付系統業務交易筆數增速的上升,可能會反映更多的小金額支付被納入到電子化的支付清算體系之中,帶來了更多的便利。如果說進一步深入研究的話,它對背后的貨幣流通速度也會有一些更加深遠的影響,我們有相關的學術研究團隊都在關注這些問題。

從賬戶層面,這又是大家比較關注的點。大家可以看到在結算賬戶方面,單位結算賬戶和個人結算賬戶在2017年的增長率都延續了從2012年以來的下降趨勢,并且個人結算賬戶增速的下降趨勢要比單位結算賬戶更明顯,尤其是在2017年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滑。

這里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現象,大家可以觀察。早期的個人結算賬戶的迅猛增長,或許與互聯網支付方式、新興支付工具的發展是有正相關性的,是有一致性的。到了一定層次,這種增速有所放緩,背后意味著什么呢?是不是意味著新興的支付產業、支付工具,究竟是它受到了抑制還是走向了成熟?我個人覺得更多的可能體現為它走向了成熟,因為賬戶最終比較有效的一個狀況是越來越實現更好的互聯互通。當然了從另外一個層面來看,單位結算賬戶的變化同樣也可能會反映了一些技術從早期著眼于C端,慢慢地往B端進行產生影響的過程。

比較有意思的是,我們早些年研究支付清算指標跟宏觀經濟之間有非常強的相關性,而最近兩年(從去年以來)相關性略有減弱。我個人認為略有減弱可能有幾方面的因素:一方面,金融的去杠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能會產生一些影響。最重要的是,支付清算體系自己的結構性變化,與金融科技是密切相關的。最后一個因素是指標統計口徑可能會發生一些變化,我們作為研究者來說只能是盡可能地觀察。

總而言之,用這幾個現象表達的是什么意思呢?支付清算在新技術環境下發生的變革不僅僅是局部的事情,不僅僅是微觀的事情,它是決定未來貨幣政策運行、宏觀金融穩定整個金融體系順暢性的一個重大因素,而它需要跟技術的影響更密切地聯系起來考量。

最后一個想說的問題,對于金融科技跟支付清算的相關問題,有哪些是我自己覺得比較重要的研究主題。

為什么要討論這個問題呢?大家都知道這兩年國家對于新金融、新支付、新技術理念討論得紅紅火火。但是一旦和海外的學者要進行理論層面的交流時,就發現沒什么可交流,整個理論推進的速度嚴重滯后于表面市場的繁榮。而理論是金融創新真正最底層的支撐,大家都是學金融的,也知道在微觀金融市場當中最核心的一個因素就是風險評估跟定價問題。如果說新技術把原有微觀個體的行為可實驗化,甚至改變了原有的風險定價模式,整個市場的交易機制未來就有可能發生重大變化,這是我們討論AI這樣的新技術對這個市場產生影響的中長期最重要的方面。

所以,我個人覺得理論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基于支付清算領域,我個人覺得需要關注的有幾個層面。因為研究金融的人大致上分兩個大的主線,一是偏宏觀的貨幣經濟學,二是偏微觀的金融經濟學。

第一,貨幣經濟學層面,大家會關注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為近兩年大家討論的都是數字貨幣,尤其是加密數字貨幣比較多。進行理論追溯的時候,經常會追溯到哈耶克的貨幣非國家主義,這只是一些比較古典的初步判斷。更有意思的線索,在做宏觀研究的時候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叫“哈恩難題”。1965年,英國經濟學家哈恩就提出一個概念,為什么在主流宏觀分析當中會有貨幣產生的價值,沒有在內在價值的紙幣與商品和勞務相交換的過程中會有真正的價值?因為在宏觀分析當中這是一個長期面臨的悖論。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所有的經濟學家都對貨幣理論缺乏有效的微觀基礎感到不滿。后來所謂新貨幣經濟學學的分析方法提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提的幾個概念,當然這是一個純理論概念,新貨幣經濟學的主要論點是現有的貨幣、金融體系并非是自然演進的,貨幣的產生并不是自然演進的,而是法律限制或政府管制的必然結果。在未來隨著新技術發展,電子貨幣進一步地演變,你想像一下它甚至有可能產生一種所謂的精密的物物交換。這種理論的研究過程天然地就涵蓋了電子化貨幣、數字貨幣可能產生的影響。這是我覺得宏觀層面最重要的,也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的一點,而不是僅僅著眼于具體的項目或具體的現象。

第二個重大研究層面,我覺得是基于支付經濟學,這也是在國際上這幾年不斷地有所進步,但是在我們國家還有所不足的一個領域。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位專家參與跟推動了當時美聯儲在本世紀早期所推動的幾次重大的學術討論,每次學術討論都出一些學術論文,里面把支付經濟學作了相關的界定。比如在支付經濟學研究當中,更關注整個支付過程當中的交換機制。包括各種各樣的代理人,完成支付需要什么樣的工具,也包括不同自主體在支付過程當中需要發揮什么樣的作用。這樣一些學術論文出來之后,慢慢地大家就開始思考我們現實當中這樣一些支付制度的安排、支付的變化究竟背后有沒有理論邏輯,是不是靠拍腦袋。

支付經濟學的研究領域由三個主要的分支構成,大額支付系統、零售支付系統、證券清算結算系統。按照現在的分析,大額領域的模式語參與者行為,比如說涉及到流動性分析、交易的模式、時間與參加者的行為、銀行間的貨幣市場、銀行間的貨幣市場、拓撲與網絡分析、虛擬場景模擬。這部分由于數據比較多,其實研究已經出現了一批有價值的文獻。

再往下跟我們這個行業參與者老百姓比較密切,大家比較關心的是分析技術進步和產業歸置對整個零售支付產業可能帶來的影響,里面可能研究消費者行為類型、分析技術進步、分析產業歸置等等這樣一些因素的影響。在證券領域,其實主要研究的結算機制。

可以看到,支付經濟學在全球已經快速地演進。我們國家現在面臨的一個現象,一方面在整個支付領域結合新技術、結合新市場類型在發生著天翻地覆的變化,它在不斷地演進。它已經從過去金融的后臺到了舞臺的前面,全世界都關注。與此同時,理論嚴重滯后于行業、市場的發展。以至于我們無論是在作行業判斷還是某些分析的時候,實際上多數人只能靠直觀的感受和拍腦袋。

比如說,我覺得在新技術環境下可以影響支付經濟學有很多的研究視角:

1、基于制度經濟學來考量支付清算的安排問題,這里離不開委托代理機制、交易成本。你說一個支付清算的安排比另一個好,為什么好?不能夠通過碎片化的現象來描述,而是背后需要有一套自圓其說的理論支撐。

2、支付清算市場當中的產業組織變革,如平臺經濟。正如大家對于清算組織討論的時候有三方模式、四方式。慢慢你會發現,這樣一些概念似乎已經不足以涵蓋這個市場產業鏈發生的巨大變化,主體變得越來越多元化。過去這種多方模式是涇渭自明的,現在產生了什么變化,這種變化是好的還是不好的,是不是最終有利于平臺經濟的多方共贏,這同樣是需要結合中國豐富的實踐土壤進行深入研究的。

3、國家快速支付體系的研究,是這兩年各國都研究的,包括一些區域。當然在討論國家快速支付體系的時候,一方面,大家可以看到有助于提升整個國民經濟運行的潤滑度,減少交易費用;另一方面,有時候也要避免夸大。比如說,有些國家在討論快速支付的時候和我國一樣,其實很多情況下跟消費聯系在一起。當你天天在體驗快速支付、無感支付,提升別人花錢速度的時候會忽視了這兩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在下降,后續會不會有“居民家庭資產負債表”惡化的風險,是要考量的。

4、基于博弈論跟行為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這里也有大量有意思的東西,可以應用到商業模式當中。

5、基于規制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監管與規則問題,大家討論比較多,包括反壟斷。

6、基于技術跟業務自身的研究視角,這里同樣有大量有價值的東西。比如,對金融賬戶體系的沖擊,我們都知道現有所有討論的支付清算體系,無論是支付系統、小額還是證券,全都建立在原有比較既定的金融體系賬戶模式下。從極端視角看,加密數字貨幣實際上已經影響到了原有的,完全跟原有的這套賬戶體系所支撐貨幣形成機制是不一樣的。從正常視角看,當然較長時間內還不會產生這種根本變化,但是在技術影響下,也需看到,原有的這套賬戶模式究竟會發生哪些概念、邊界的變化?它本質上還是一個功能的變化,正如問你什么是支付賬戶,很多人其實都是不清楚的。

7、對金融賬戶體系的統計。

8、技術與業務的標準化。我覺得更重要的,所謂標準化背后最終或是解決這個領域的互聯互通問題。但我個人認為,標準化不是為了消滅非標,正如金融也不是為了消滅非標一樣,而是非標在整個體系當中有自己存在的價值和重新定位。

第三個大的方面是基于風險與監管理論,這也是跟支付密切相關的。我們有時候寫一些咨詢報告,但自己的理論和數據支撐也有所不足,比如說某種支付領域發生一些變化,究竟是在宏觀上增加了系統性風險還是減少了系統性風險,這在未來是需要給監管者回答的問題。在微觀層面,究竟會面臨哪些風險,我們要廣泛地應用生物識別技術,在微觀層面它的風險究竟是什么?這是需要量化的。經常有消息這個出事、那個出事,老百姓很恐慌,究竟背后的風險如何進行量化,我覺得是需要深入研究的。

還有基于經濟學的普惠金融,同樣也與支付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

最后一點,是應用型拓展研究。

什么意思呢?正如我一開始說的金融科技不僅僅是為了服務于金融,本質上是為了促進技術。支付現在由于它是所有交易的行為最底層的東西,所以它的價值大量地是體現在支付之外。比如說前段時間我的團隊幫助北京市作了金融科技5年規劃,北京市的領導也是不斷地提,所討論的金融科技的應用場景不僅僅是金融,而且要應用到城市治理、公共服務等這些領域。比如,我們列了智慧交通、智慧生活、智慧醫療、智慧社保,你就會發現這里面哪個層面似乎都離不開所謂的“支付”,這也是我們依托于新技術的支付創新最重要的前瞻性的領域。

最后我也說兩句題外話,也是跟我們研究相關的。雖然這兩年我們有一個支付清算團隊研究團隊,也做了一些研究。但正如我一開始所說的,迫切感覺這個領域的研究力量有所不足。

能做一些什么事情呢?我個人也非常呼吁,在央行的領導下、中國支付清算協會的主導下其實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比如說把行業、監管、院校的青年學者這些力量充分地動員起來,激發他們在理論方面有更多地研究和探索,通過純學術的會議,通過有獎征文等等機制,迅速地填補我們在支付清算領域的不足,挖掘已有的學術富礦。最后,使得中國支付領域發生的這樣一些問題、素材、現象真正能夠有利于支付清算的研究提升。

總的來看,支付清算的研究為什么有困難?缺理論、缺數據、缺人才、缺方法,這是四個最大的制約,也特別歡迎行業中有興趣的人參與到我們團隊當中,我們這幾年在持續招博士和博士后,非常歡迎專業人才的加入。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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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貨幣來勢如潮,零錢理財潛力漸顯

評論 曾剛 2018年12月13日


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以及交易場景不斷豐富拓展,貨幣也有了新的表現形式。2013年以來,移動支付等電子支付方式迎來了爆發式的發展。目前,電子貨幣在消費支付領域全面代替現金已成趨勢,第三方支付也逐漸成為居民小額支付和貯藏貨幣的重要選擇。目前來看,相當一部分貯藏在第三方支付工具中的零錢還沒有得到很好的利用,零錢理財具有巨大的市場潛力。

一、電子貨幣在消費支付領域已成主流

電子支付因其支付便利等優點迅速普及,很快成為現金、銀行卡之外,國內城鎮居民最主要最常用的支付方式。目前,電子支付在全國的平均滲透率已經達到了60%,微信支付在一二線城市的滲透率高達90%,已經滿足了居民絕大多數的日常交易性需求。根據騰訊理財通發布的《2018年國人零錢報告》(以下簡稱“零錢報告”)對日常生活中常見的16個消費和轉賬支付場景進行的調查,發現在這些最主要的日常支付場景中,第三方支付在絕大多數領域超越其他支付工具,成為城鎮居民消費支付方式的首選。現金支付僅在路邊攤消費和公交地鐵卡充值這兩個場景中排名第一,其他場景均被第三方支付主導。可以預見,隨著第三方支付巨頭對移動公交、線下二維碼支付的布局逐漸擴大、向三四線城市逐漸滲透以及使用場景逐步下沉,第三方支付在消費支付領域尤其是小額消費支付上將實現對現金的全面替代。

目前,城鎮居民對貨幣的預防性需求也逐漸被第三方支付賬戶余額滿足。根據“零錢報告”的調研,人們對貨幣的預防性需求——零錢正逐步被第三方支付取代。根據報告的調研結果,在國人對零錢的認知上,第三方支付余額(如微信支付上的零錢)以91.1%的得票率居于所有常用支付方式之首,已經超過了現金(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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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支付的賬戶余額成為國人零錢首選,有其必然性。

其一,以移動支付為載體的電子貨幣因支付技術成熟、企業品牌聲譽高等優勢能夠避免假幣風險、保證支付信息安全以及避免被盜,多數用戶認為與現金、銀行卡相比,第三方支付以及存放在第三方支付虛擬賬戶中的電子貨幣安全性更高。

其二,與現金相比,第三方支付賬戶零錢具有貯藏成本低、方便攜帶、無需找零、避免錯找、環保、消費記錄一目了然等優點,極大地提高了使用的便捷性。

其三,移動社交紅包改變了居民保存現金零錢的行為習慣,近幾年移動社交和移動支付共同發展、相得益彰,微信紅包因其小額、便捷和粘度高的特點發展迅猛,并且普及至各個年齡層;在零錢來源中,微信紅包的比例已經超過最為傳統的現金找零,且比例差達到了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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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錢理財發展潛力巨大

零錢理財是第三方支付賬戶余額的獨特優勢,發展潛力巨大。隨著金融科技的發展,如果第三方支付的賬戶余額投資于在一定額度內可快速贖回的基金,那么這部分零錢既可以用作零錢,滿足預防性需求,還可以同時用來理財、滿足投資需求,這是現金難以做到的。不過,截至目前,多數用戶存放在第三方支付工具的余額只是為了下次支付更為方便,或者是由社交紅包等產品帶來的日常性閑置。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主要原因是第三方支付工具中的余額往往較小,多數用戶都沒有意識到這筆閑置資金的潛在收益。事實上,對每個人而言很小的額度,集腋成裘,用戶每年因零錢閑置而錯失的收益是巨大的。

目前多數居民的零錢最終還是以現金、活期存款、支付工具余額等形式存在,從第三方支付余額轉向零錢理財或有難度。分析起來,國內零錢理財不發達的原因是多方面深層次的。微觀上,國內居民尚沒有培養出健康的理財觀念和慣性的理財意識,片面追求高收益,卻不愿意承擔高風險,甚至認為風險收益較低的理財產品收益不顯著、理了也是白理。宏觀上,國內金融業的發展也制約了零錢理財的發展,目前國內直接融資市場不發達、產品體系不全、風險對沖工具較少,而一些投資于信貸收益權的理財工具門檻太高,盲目追求高收益P2P產品的風險太大,普通居民缺乏風險收益適當的理財投資標的。

發展居民零錢理財,最重要的是要有好的合適的產品。展望未來,期望零錢理財市場的創新,可以在提高居民的零錢理財意識的同時,提供更多的低門檻、收益風險適當、申購贖回方便的產品,以滿足居民對零錢理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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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強化背景下銀行資本工具創新

評論 曾剛 2018年12月12日


曾剛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

賈曉雯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博士生

2018年,在日趨嚴格的內外部監管環境下,我國銀行業現有資本水平中存在的“水分”將不斷被擠出,同時復雜的國際監管形勢對我國大型銀行提出了新的資本補充需求,多種因素的疊加將導致我國銀行業面臨較大的資本補充壓力。

2018年,巴塞爾協議Ⅲ的過渡期即將結束,疊加監管部門對金融亂象的整治,早前出于資本套利動機而開展的各項表外業務加速回表,我國銀行業面臨較大的資本補充壓力。除眾多機構排隊等待IPO外,資本工具的創新也被提上了日程。2月27日,人民銀行就規范銀行業金融機構發行資本補充債券發布公告。3月12日,原中國銀監會、中國人民銀行、中國證監會、原中國保監會和國家外匯局聯合發布《關于進一步支持商業銀行資本工具創新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明確支持商業銀行探索資本工具創新并拓寬資本工具發行渠道,為銀行發行各類創新型資本工具創造了有利條件。隨著上述政策的落地實施,預計銀行業資本工具創新將進入快速發展的階段。

一、資本監管與監管套利

資本監管是銀行業審慎監管的基礎制度。次貸危機之后,巴塞爾協議Ⅲ修訂了資本監管的框架及標準,對商業銀行提出了更高的資本要求。為配合巴塞爾協議Ⅲ的實施,原中國銀監會于2012年發布《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以下簡稱《新資本管理辦法》),并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新資本管理辦法》對資本的定義及資本充足率要求進行了調整,對資本工具設定了更高的質量標準,并提出了比巴塞爾協議Ⅲ更為嚴格的資本充足率監管要求。資本充足率監管要求可分為最低資本要求、儲備資本要求、逆周期資本要求、系統重要性銀行附加資本要求以及第二支柱資本要求等五個層次,其中最低資本由核心一級資本、一級資本及二級資本構成。各層次資本的定義及監管要求如表1所示。

根據《新資本管理辦法》的規定,商業銀行需要達到的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一級資本充足率及資本充足率分別為7.5%、8.5%及10.5%,國內系統重要性銀行的資本要求則分別為8.5%、9.5%及11.5%。《新資本管理辦法》設置了6年的過渡期,監管標準要求逐年提高,并于2018年底前達到最終的資本充足率監管要求。

從資本的結構與來源看,目前,我國的資本補充工具品種相對有限,主要包括普通股、優先股和二級資本債券,國際上主流的資本補充工具——資本補充債券,僅有二級資本債券一種,品種單一且只涉及二級資本補充。

從公開數據看,《新資本管理辦法》實施以來,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狀況總體上穩中有升,基本上符合過渡期監管的要求。但從實際情況來看,由于資本天生具有逐利性及稀缺性,商業銀行在自身利益驅使下存在著通過監管套利行為進行資本“粉飾”的動機。近年來,隨金融市場日益活躍,監管資本套利活動也愈發頻繁,套利形式也日益復雜化、隱蔽化,極大削弱了資本監管的有效性。

分子策略主要通過增加一級資本和二級資本的方式擴大資本總量,從而提高資本充足率。作為商業銀行資本構成主體的普通股、優先股及其他合格資本工具均較為清晰透明,難以進行套利操作,但是剩余的部分項目存在較大操作空間。以超額貸款損失準備為例,根據監管規定,銀行實際計提的貸款損失準備若未能達到最低要求,則需要在核心一級資本中相應缺口予以扣減,同時超過最低要求的超額貸款損失準備可計入二級資本,因此商業銀行可以通過壓低不良貸款,來變相提高超額貸款損失準備及資本水平。實踐中,人為壓低不良貸款的套利方式有很多,在此不一一贅述。

分母策略主要通過降低風險權重及風險加權資產總量的形式變相滿足資本監管要求。在實踐中,商業銀行往往通過同業業務、票據業務、理財業務開展交叉性金融業務,并未按照“穿透性”原則及“實質重于形式”原則準確進行會計核算、風險計量及資本計提。以監管套利為重要目的的“影子銀行”盛行,使部分銀行實際承擔的風險(表內風險和表外風險)遠遠超過其資本能承受的范圍。

二、監管強化背景下的資本補充

2018年,在日趨嚴格的內外部監管環境下,我國銀行業現有資本水平中存在的“水分”將不斷被擠出,同時復雜的國際監管形勢對我國大型銀行提出了新的資本補充需求,多種因素的疊加將導致我國銀行業面臨較大的資本補充壓力。

金融嚴監管,風險集中回表。2017年開始的“三三四十”專項治理行動揭開了銀行業嚴監管風暴及金融去杠桿的序幕。2018年,隨著我國金融監管體制的逐步完善,監管短板將逐步得到補齊,監管真空得到填補,可以預見銀行業監管力度不會衰減,各種市場亂象及監管套利行為將得到進一步遏制。同時伴隨著即將落地實施的資管新規,銀行業通過同業、理財等業務無序擴張的時代終結,表外業務將加速“回表”,非標業務回歸標準化,資產質量也將更加透明和真實,但無疑將對銀行資本的承接能力提出嚴峻挑戰并加速資本消耗,行業陣痛難以避免。

過渡期結束,銀行迎來“終考年”。2013年發布的《新資本管理辦法》給出了長達6年的過渡期,要求商業銀行在2018年年底前達到規定的資本充足率監管要求。2018年已是資本達標過渡期的最后一年,國內系統重要性銀行資本充足率、一級資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一級資本充足率和資本充足率將分別達到8.5%、9.5%和11.5%,其他銀行則要分別達到7.5%、8.5%和10.5%。在監管力度增強及資產回表的背景下,部分銀行特別是近年來資產規模過度擴張的中小銀行將資本端承壓,并要于年底前沖刺完成資本補充任務。

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的追加要求。2014年11月,金融穩定理事會(FSB)發布《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損失吸收能力充足性要求》(以下簡稱“TLAC監管”),要求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的總損失吸收能力(TLAC)至少應達到風險資產的16%-20%。TLAC監管與巴塞爾協議Ⅲ資本要求存在一致性,最低總損失吸收能力要求包含巴塞爾協議Ⅲ中8%的最低資本要求,但不包含巴塞爾協議Ⅲ的資本緩沖要求(2.5%)和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的附加資本要求(1%-3.5%)。這意味著,TLAC疊加巴塞爾協議Ⅲ之后的總要求需要達到風險加權資產的19.5%-26%。根據現有規定,TLAC在2019年1月之前至少應達到風險加權資產的16%,在2022年1月前應至少達到18%。

目前,我國中國銀行、工商銀行、農業銀行和建設銀行已被確定為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其中,中國銀行、工商銀行和建設銀行將于2019年開始適用第二檔(1.5%)的附加資本要求。從理論上說,TLAC超過巴塞爾協議資本監管要求的部分,可以用資本或其他符合TLAC要求的債務工具來滿足,但與國際銀行業相比,中國TLAC工具發展滯后,滿足TALC要求在很大程度上等于更高的資本充足率要求。從這點來看,四家大型銀行可能面臨更大的資本補充壓力。

合格資本工具匱乏,資本補充機制不暢。與國際銀行業相比,我國銀行資本補充工具較為單一,主要依賴普通股、利潤留存、優先股、可轉債及二級資本債券等工具補充資本。其中,普通股、優先股及可轉債的集中發行可能在對資本市場形成較大沖擊,同時上述工具的發行門檻較高,大量非上市中小銀行難以具備發行條件,同時審批或轉化周期較長,難以解決銀行補充資本的燃眉之急;在利潤留存方面,近年來我國經濟面臨較大的增長壓力,同時銀行凈息差持續收緊,銀行業利潤增速放緩,內源性資本補充難以為繼;二級資本債券的適用范圍最為廣泛,各類銀行均可根據自身資本情況發行減記型二級資本債券,但該工具并無法解決銀行一級資本短缺問題。資本補充機制的不暢已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國銀行業未來發展擴張及支持實體經濟的能力產生制約,資本補充渠道亟待拓寬。

三、資本工具創新的方向

總體上看,強監管背景下,中國銀行業面臨著較大的資本補充壓力。為確保銀行體系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拓展銀行業資本補充渠道、加快資本工具創新已勢在必行,結合六部門聯合發布的《意見》,重點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豐富資本工具種類,靈活補充機制。目前我國合格的其他一級資本工具及二級資本工具較少,非上市中小銀行可以使用的資本工具類型更是有限,此次《意見》提出,在原有優先股及減計型二級資本債券的基礎上積極研究增加資本工具種類,為銀行發行無固定期限資本債券、轉股型二級資本債券、含定期轉股條款資本債券和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務工具

等資本工具創造有利條件,進一步豐富了資本工具種類,增加了資本補充的靈活性。

從新增工具種類來看,無固定期限資本債券不設定到期日,可以填補我國其他一級資本工具中債務性資本工具的空白。4月6日,哈爾濱銀行發布公告,擬發行不超過150億元人民幣資本補充債券,扣除發行費用后,全部用于補充該行其他一級資本。這是《意見》發布后,首家公開披露將采用創新型資本工具補充其他一級資本的銀行。對于剛剛撤回A股上市申請的哈爾濱銀行而言,無固定期限資本債券及時滿足了其補充一級資本的迫切需求。

從國際銀行業的實踐來看,優先證券(包括優先股、信托優先證券等)在其他一級資本補充中占據絕對主導,中國銀行業在這方面未來應有有較大的空間。其他資本創新工具主要涉及二級資本工具,增加了含轉股條款的資本工具,將進一步提升二級資本工具的靈活性和多樣性。

擴大投資主體范圍,降低風險集中度。從目前我國已發行的減計型二級資本債券來看,投資主體主要為商業銀行及其發行的理財產品,風險仍集中于銀行體系。此次《意見》提出要在防范風險的前提下,研究放寬社保基金、保險公司、證券機構、基金公司等非銀機構對銀行資本工具的投資政策,有利于擴大投資主體范圍,緩釋集中度風險,并增加市場資金供給,降低銀行融資成本。

優化資本創新工具發行流程,提高資本補充效率。以優先股發行為例,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發行優先股進行資本補充需要先后經銀行監管部門及證監會審批,審批鏈條較長,導致商業銀行在緊急情況下難以及時補充資本。此次《意見》提出要探索并聯審批,逐步完善儲架發行審批制度,有助于優化資本工具發行審批流程,并賦予商業銀行一定的發行自主性,有望提高商業銀行資本補充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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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開放的思路對接數據是未來金融業發展的方向

演講 楊濤 2018年12月12日

楊濤:謝謝主持人,也感謝《財經》給我這個機會分析一下對象關問題的思考。今天的討論的分論壇的主題是傳統金融的科技轉型。一開始主持人也談了從過去討論互聯網金融,到現在討論金融科技,實際上更多體現了如何在金融的創新和發展當中體現出技術本身的驅動力。我覺得今天這個題目為什么好呢,因為早期我們一說金融科技或者新金融創新的時候,大家更多把視線放在主流金融體系之外這些新型的組織或者新興的企業,但是傳統來看銀行、證券、保險這些主流企業,一旦轉向之后充分利用已有的資源,實際上也算是金融創新重要的力量。我們看到國家近幾年主流科技發展的還是非常之快的,雖然有一些差異性。有一些數據反映商業銀行所推動的手機直銷銀行的APP,我看了一個數據大約是在2014年的時候國內已經有22家,到2018年現在已經有114家,而且里面除了城鄉行占相對的比重像農行也在占一定的比例。傳統金融機構在金融科技發生的變革當中當然也面臨不同的挑戰。

我自己思考了一下歸納為幾方面,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好技術跟場景的關系,一方面我們都知道說到金融科技離不開各種各樣的技術,不同的技術成熟度可應用的程度實際上是有差異的,我們自己也在研究的過程中把它分為大數據、人工智能、分布式技術、互聯技術以及安全技術,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面向未來的開放前瞻的技術,比如說量子技術等等。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的技術成熟度是不一樣的,涉及到人工智能、云計算等等有一些技術成熟度比較高,有一些應用程度比較高,短期內不同的金融機構所采取的技術路徑有差異。

再比如區塊鏈,長遠來看分布式技術中是有突破,但是短期內推動的類似的創新更多是面向未來可能的。就像當年的登月計劃一樣做的準備的工作,實際上短期內絕對的可替代性沒有那么的突出,所以不同的技術所起到的作用,或者說能夠應用的可能性是有選擇。另一方面無論什么樣的技術都要應用場景,場景大家說的比較多,說來說去離不開功能,這些功能可能是資源配置、支付清算等等,需要全面梳理一下,看看原來的場景面臨的痛點是什么,比如說是風控反欺詐等等,第一要處理好技術和場景的關系,要有選擇。第二個要處理好的問題就是要處理好變革與傳統之間的關系。一方面所謂的金融變革是大的趨勢。就是因為金融業一直在受到技術的沖擊和影響,只是說當前的階段影響可能更加突出,不管是怎樣的主流機構都要擁抱變化。另一方面正如邱總談到的要客觀看待能夠面向金融科技面向互聯網時代能夠做的這樣的一些業務轉型,因為傳統的核心部分短期內也不是說能輕易被顛覆,輕易被替代的。原油的金融運作的規律在較長一段時間內也有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一方面面向未來,一方面避免未經科技而科技,避免一哄而上跑馬圈地。

主流金融有三大因素,供給端是監管的影響,需求是來自客戶的需求,互聯網時代都是知道對于客戶需求的挖掘一開始可能那些比較明確的金融需求領域,慢慢地過渡多那些不是很明確的金融需求,但是跟資金相關的一些領域可以整合。最后大家利用這個技術手段可以過渡到各種各樣的生活場景,里面把碎片化的金融需求整合到一起。所以需求倒逼技術是整個金融業改變的根本的驅動力,也是把互聯網應用到各種的生活端拉進來。除了需求拉動之外供給如何配合業務和產品,應該也有主動優化的思路而不是被動的,比如說消費金融,有些領域被動配置消費產品有的時候不一定能帶來好的效果,因為有一些消費是非理性的一方面把握好理性的視角,另一方面從需求端進一步理順居民的需求,把碎片化的整合好。

第四個創新與合規。我們都知道創新需要有空間的,合規邊界也是很清晰的,當然現在合規的邊界有一些模糊之處,主流金融業面對邊界如何把握,歐美有一些看起來某些創新空間是有的,但是在創新當中如果踩錯了布點,超過了紅線未來有實質性的處罰,一罰就是幾億十幾億。對于未來如何把握好邊界,同時主動跟學界監管部門共同探索這個邊界。

最后一點就是如何處理好這個獨立發展還是對外合作的關系,我們都知道不同的金融機構采取的發展路徑其實是不一樣的,有一些是獨立的進行技術布局,有一些和外部的金融科技公司進行合作。有一些技術路徑也不一樣,比如說云發展中有一些走私有云有一些混合云,技術路徑不一樣,有一些機構覺得自己有實力完全可以進行自主化的布局,有一些通過跟外部的合作種一些小樹苗,如果這些小樹苗成功了嫁接在主干上也能帶來比較好的效果。

總的來說我覺得主流金融機構的發展就像開發銀行一樣,如何利用更開放的思路對接一些數據,業務合作,這個是未來主流金融業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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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專家

CenterExpert

媒體報道

MediasPress

微信公眾號“金融科技研究” - 2019年02月22日

新華網 - 2018年11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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