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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簡介

ResarchCenter Introduction

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

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是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下屬的二級研究機構,成立于2017年5月。中心的宗旨是,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為指導,充分利用中華傳統文化中的思想資源,積極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成分,總結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實踐經驗;在此基礎上致力于解釋中國經濟發展與轉型中的重要現象,發掘出其背后的理論邏輯并加以系統化,探索創建“中國經濟學”的可行路徑。

正如恩格斯所言,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代都是一樣的。我們要發展和完善植根于中國實踐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和方法為指導,承上啟下,兼收并蓄,對人類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采取兼收并蓄的開放心態;始終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深入細致地分析中國經濟的特質,扎實縝密地總結中國經濟的典型化事實,然后在此基礎上進行學術思考、機理分析和理論創新。這就是本中心開展一切研究活動所秉持的基本態度。

2013年以來,在李揚教授的主持下,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和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組織團隊開展了一系列重大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問題研究,產生了以《失衡與再平衡》、《論新常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再思考》、《中國經濟改革的大邏輯》、《“十三五”時期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主要趨勢和思路》等為代表的一批高質量學術成果,為中心的創立與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本中心將秉承業已形成的優良學術傳統,把我們對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進一步向縱深推進。

創立初期,中心擬開展的主要學術活動包括三大塊:第一,以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為指針,組織力量對其中涉及到的若干重要經濟現象和經濟政策開展經濟理論分析和歷史分析。近期的研究重點包括全球長期停滯與中國經濟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新理論與創新政策、城市化道路的國際比較、一帶一路的政治經濟學、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等。第二,用以書代刊的形式出版文摘類刊物《政治經濟學通訊》,刊載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優秀成果,并體現我們的研究理念和研究導向。第三,以前兩類工作的成果為依托,召開全國性學術研討會,與各界同行一道,推動中國經濟學研究的本土化、多元化、國際化。

?中心主任:董昀

最近動態

Recent Development

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采訪 董昀 2019年05月16日 :

一、外部環境發生深刻變化

中國經濟面臨新的下行壓力

《金融時報》記者: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綜合分析國內外形勢,今年我國發展面臨的環境更復雜更嚴峻,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風險挑戰更多更大,要做好打硬仗的充分準備。請你具體談談外部環境的狀況以及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董昀:從全球經濟形勢看,我們面對的是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的外部環境,全球經濟中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加,外部輸入性風險上升。

總體而言,2019年的全球經濟,將繼續處于“長期停滯”的新常態之中。“長期停滯”首先表現為經濟增長速度顯著放緩。雖然在2016年至2018年間,美國等主要發達經濟體一度出現經濟回升態勢,但從2018年下半年開始,這一勢頭已經見頂,2019年全球經濟下行風險正在進一步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9年1月份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繼續調低全球經濟增長預期,預計2019年和2020年分別增長3.5%和3.6%,分別比3個月之前的預測低0.2個和0.1個百分點。同月發布的世界銀行《全球經濟展望》也指出,全球經濟增長率低于預期的風險正在增大。

從長周期視角看,美國乃至全球經濟增長面臨的問題主要不是總需求不足導致的產出缺口,而是潛在經濟增長率自身的下降。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的原因大多是結構性、長期性因素。其中,技術創新乏力導致的勞動生產率增速放緩尤為重要。因此,全球各主要經濟體都致力于推進結構性改革,激發創新活力,全球進入“改革競爭期”和“創新競爭期”。誰能夠更加徹底地推進改革,誰就有望收獲大規模改革紅利,激發市場主體的創新創造活力,進而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經濟長周期中占得先機。

在經濟增長陷入低迷的同時,“逆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美國等主要經濟體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正導致全球貿易緊張局勢加劇。從短期看,這勢必導致全球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上升,從而引起金融市場動蕩,并導致投資和貿易增長乏力,總需求擴張速度相應放緩。從長期看,貿易壁壘的增加會破壞全球供應鏈的正常運轉,阻礙新技術的傳播和潛在產出水平的擴張,最終導致全球生產率和消費者福利增長停滯。以上兩種效應對中國經濟金融體系的影響有多大,目前尚難預料。

此外,時至今日,全球各經濟體的債務風險仍居高不下。根據世界銀行的測算,過去4年間,全球低收入國家的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已從30%升至50%。低收入國家正把越來越多的政府收入用于支付利息。在經濟增長乏力的情況下,一旦融資環境進一步緊縮,償債壓力勢必加大,進而導致資本外流和借新債還舊債等情況的出現,過度借債導致的高杠桿將引發新的金融風險。

面對復雜嚴峻的世界經濟形勢,《報告》提出,要統籌好國內與國際的關系,凝心聚力辦好自己的事。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既是解決我國一切經濟社會問題的基礎和關鍵,也是世界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在世界經濟充滿變數的動蕩局勢中,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風險挑戰都可能更多更大。要辦好自己的事,首先就要保持戰略定力,敢于應對各種外部沖擊,善于化危為機,用穩中求進的辦法牢牢把握發展主動權,為國內經濟高質量發展營造穩定的外部環境。

在外部環境深刻變化的同時,國內也出現新的經濟下行壓力。《報告》指出,經濟運行穩中有變、變中有憂,經濟轉型陣痛凸顯,兩難多難問題增多。“變”和“憂”引發的經濟下行壓力源自多重因素的作用:既有外部輸入性風險增加、消費和投資增長乏力等需求側因素導致的周期性問題,又有發展階段變化、發展方式轉變不到位、體制性扭曲未能根除等供給側因素導致的結構性問題。其中,主要矛盾在供給側。《報告》中列舉的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尚未有效緩解、營商環境與市場主體期待還有較大差距、自主創新能力不強、關鍵核心技術短板問題凸顯等一系列難題均是供給側的結構性問題,表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是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社會生產力水平尚不能充分滿足人民的需要。

二、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

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

《金融時報》記者:《報告》明確提出,要依靠改革開放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堅持以市場化改革的思路和辦法破解發展難題;只要市場主體有活力,就能增強內生發展動力、頂住經濟下行壓力;中國人民勤勞智慧,具有無限的創新創造潛能,只要充分釋放出來,中國的發展就一定會有更為廣闊空間。這是否意味著,2019年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更加注重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

董昀:我國當前經濟運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給側結構性的,必須繼續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3年來,我們在“三去一降一補”方面已經取得了階段性成果。過剩行業的價格水平正在回歸均衡,供求關系明顯改善,宏觀杠桿率趨于穩定,大量經濟資源從低效率部門中釋放出來,發展新動能快速成長。2019年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更加注重運用市場化改革的辦法,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個字上下功夫,即鞏固“三去一降一補”成果,增強微觀主體活力,提升產業鏈水平,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從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在鞏固“三去一降一補”成果方面,《報告》提出了堅持結構性去杠桿、穩妥處理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依法處置“僵尸企業”、加強國際產能合作、加快補齊老少邊窮地區發展短板等多項具體舉措,這些政策將有助于進一步促進市場出清,鞏固防風險成果,切實提升發展潛力。

在增強微觀主體活力方面提出的一系列重大舉措是《報告》的一大亮點。《報告》通篇都在強調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的重要性,“市場主體”一詞在《報告》中出現了11次,“活力”一詞出現了14次。在部署2019年政府工作任務時,除了專辟一節談激發市場主體活力,著力優化營商環境之外,其余各節的不少政策措施也都指向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涵蓋簡政、減稅、降費、融資等諸多方面,可謂干貨滿滿。從根本上說,這些政策措施的重點在于用改革的辦法打破一切阻礙資源自由流動和市場主體充分競爭的藩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生產成本,穩定市場主體預期,增強市場主體信心,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真正發揮決定性作用,同時把政府工作重點放在實施公正監管、促進市場公平、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上。

需要強調的是,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并非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的權宜之計,而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舉措。在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時,各地各部門應堅持市場化、法治化原則,防止行政干預和道德風險,避免形成新的體制扭曲;也要注重加強市場溝通和政策解讀,及時回應市場關切,使市場主體的預期真正穩定下來。

在提升產業鏈水平方面,《報告》著力強調堅持創新引領發展,培育壯大新動能。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和社會創造力歸根到底是為了提升創新力,促進新舊動能接續轉換,形成新的國家競爭優勢。《報告》特別指出,科技創新本質上是人的創造性活動。因此,調動人的積極性是提升創新力的重要一環。《報告》一方面提出要充分尊重和信任科研人員,在人財物支配權、技術路線決策權、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支持力度、項目經費使用“包干制”改革試點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新舉措;另一方面強調要培育專業精神,激發企業家精神,這將使得科技創新成果與市場需求更好地對接,把技術發明更有效地轉化為經濟發展新動能。

在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方面,《報告》重點部署了三個方面的工作。一是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持續釋放內需潛力,從而形成國內市場與生產主體之間,需求與供給之間的良性循環。《報告》抓住人口老齡化、中等收入群體崛起、新一輪科技革命興起等重大趨勢創造出的巨大需求,提出了多渠道增加優質產品和服務供給,加快破除民間資本進入的堵點,吸引更多民間資本參與重點領域項目建設,加強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等改革發展新舉措。二是首次將就業優先政策置于宏觀政策層面,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并列,使得就業目標與宏觀經濟政策工具之間形成了有機的內在聯系機制,致力于實現經濟增長與就業擴大之間的良性循環。三是以服務實體經濟為導向,改革優化金融體系結構,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實現金融與實體經濟的良性循環。

三、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助推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

《金融時報》記者:今年2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提出,要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報告》以服務實體經濟為導向,對金融業改革發展做出了具體部署。對此,你做何評價?

董昀: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務。金融危機的教訓表明,金融風險的重要源頭在于過度借債導致的高杠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以來,我國的結構性去杠桿已經初見成效,實體經濟部門杠桿率出現了自2011年以來的首次下降,部分實現了去杠桿目標。但我國杠桿率居高不下的體制根源仍未根除,去杠桿任務依然任重道遠。使用杠桿是現代社會運行不可或缺的基本活動,因此去杠桿不等于不要杠桿,而是要充分考慮債務的可持續性,把杠桿有利于經濟發展的方面留下來,把它造成金融風險的那部分去除。正如《報告》所指出的,要平衡好穩增長與防風險的關系,確保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落實到去杠桿戰略上,就要求我們以穩中求進的總基調來去杠桿。所謂“穩”,就是在經濟出現新的下行壓力時,要從需求側發力,穩住總杠桿,從而穩住總需求,應對國內外各種不穩定不確定因素的沖擊。由于前期居民部門加杠桿速度過快,今后需要更多依靠中央政府加杠桿和地方隱性債務顯性化等辦法來穩住總杠桿。《報告》提出,今年赤字率擬按2.8%安排,比去年預算高0.2個百分點,適度提高赤字率,考慮到了為應對今后可能出現的風險留出政策空間;今年擬安排地方政府專項債券2.15萬億元,比去年增加8000億元,為重點項目建設提供資金支持,也為更好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創造條件。

所謂“進”,就是立足長遠,從供給側發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性去杠桿,特別是要推進僵尸企業的破產重組,讓市場清理機制發揮作用;硬化國企與地方政府的預算約束,破除政府兜底幻覺;強調市場規律和競爭中性,促使金融體系平等對待各種所有制企業。這些防風險、去杠桿的治本之策在《報告》中均有清晰闡述。

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是通過金融體系結構調整優化,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更高質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務。

《報告》把有效緩解實體經濟特別是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作為今年宏觀調控政策的重要抓手,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組合拳。既包括改革完善貨幣信貸投放機制和創新貨幣政策工具,又包括金融機構激勵機制的調整;既有對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小微企業貸款增速的要求,又有發展民營銀行和社區銀行等金融結構的優化調整。我們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需要更多依靠科技創新的力量,金融科技的發展使得我們有可能運用新的技術手段破解信息不對稱難題,降低金融服務成本,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從而使金融服務惠及民營及小微企業、制造業企業、“三農”領域等傳統金融難以全面覆蓋的領域。

創新發展離不開金融的有效支持。直接融資方式可以讓資金供求雙方的信息傳遞效率更高,對于創新過程中的試錯更具包容性。《報告》提出要改革完善資本市場基礎制度,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穩定發展,提高直接融資特別是股權融資比重,這是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舉措。《報告》提出的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鼓勵發行雙創金融債券,擴大知識產權質押融資,支持發展創業投資更是直接支持創新創業活動的實招。特別是科創板的設立具有先行先試的示范效應,它的運行可以為我們改革完善資本市場的上市、發行、交易、監管等各個環節的基礎性制度積累寶貴經驗,成為建設規范、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的一個試驗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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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備付金賬戶利于規范支付市場

評論 董昀 2019年01月16日 : 2018年12月06日


11月29日,中國人民銀行支付司下發了《關于支付機構撤銷人民幣客戶備付金賬戶有關工作的通知》,引起各界關注。《通知》要求能夠依托銀聯和網聯清算平臺實現收、付款等相關業務的支付機構,應于2019年1月14日前撤銷開立在備付金銀行的人民幣客戶備付金賬戶;并要求支付機構制定切實可行的銷戶計劃,明確銷戶時間。這就意味著,我國支付機構的備付金將在2019年1月14日前100%集中交存。

何謂“備付金”?簡單地說,消費者在網絡平臺上購物,需要預付貨款,但這筆款項通常并非直接打到商家的銀行賬戶,而是先存放在第三方支付機構賬戶上,待消費者確認收到貨之后,第三方支付機構再把貨款轉入商家賬戶。這一筆筆消費者暫時存放在第三方支付機構的預付資金就是“備付金”。

備付金的產生與中國網絡支付發展的模式有關。長期以來,我國的信用體系建設相對滯后,為了促進電子商務和網絡支付的發展,一些第三方支付機構深度介入到支付流程中,承擔著信用中介角色,形成了擔保交易模式。如此一來,買家不必再擔心付款后收不到貨,而賣家也不必再擔心發貨后收不到錢。這一模式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的成功率,但也產生了另一個巨大的外部效應:支付機構沉淀了大量的備付金,粗略估計,支付機構客戶備付金總額已達1萬億元以上。

支付機構掌握海量備付金的實際控制權之后,形成了若干風險點:第一,支付機構利用手中的備付金資源與銀行討價還價,坐地收錢,依靠賺取備付金利息而生存,缺乏創新的內生動力,對行業長期發展不利。第二,部分支付機構挪用或違規占用備付金,甚至攜款逃跑,從而形成大量風險敞口。第三,一些支付機構通過與數量不等的銀行簽署協議,對支付指令進行收集、整理和軋差,并通過在各合作銀行備付金賬戶的資金增減,實際上已經介入到了清算甚至是結算環節。相較之下,銀聯的傳統跨行清算模式也只不過是支付指令的中轉,并不涉及資金的結算。這就意味著第三方支付機構逐漸脫離了原有的支付業務定位,形成集支付、清算、結算于一體的業務發展模式,由于交易信息不透明,容易滋生風險,也給央行監管帶來挑戰。

為防范金融風險、規范市場運行,央行從2017年起出臺了一系列措施,要求支付機構集中存管一部分備付金。2018年6月,央行提出要按月逐步提高支付機構客戶備付金集中交存比例,到2019年1月14日實現100%集中交存。11月29日的《通知》是對上述戰略的細化部署和具體要求。

由于一段時間以來監管部門持續釋放撤銷備付金賬戶的信號,一些大型支付機構也早已啟動了轉型應對之策,雖然它們短時間內也會損失不少備付金利息收益,但由于其市場份額高,收益來源更為多元化,且研發創新能力較強,因此對其影響有限。而主要依靠備付金利息生存的中小支付機構將受到較大沖擊。其中一些機構將倒閉,支付牌照的價值亦可能縮水。當然,這也會促使一些支付機構轉變經營模式,更多地依靠開發新場景、提升產品附加值、開拓新市場等創新方式來實現高質量發展。

對消費者而言,備付金集中交存后,支付機構挪用占用備付金的現象將不復存在,資金安全將更有保障。當然,新規實施后,部分支付機構盈利能力下降,它們有可能通過提高費率把成本轉嫁給消費者或者商戶。

簡言之,備付金集中交存是規范市場運行、防范金融風險的必要舉措,有利于我國支付行業持續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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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皮書(8)|我國風險管理類文化金融發展概況

評論 董昀 2018年10月31日 : 2018年09月03日


編者按:在本節中,我們將從企業創新、產業升級和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視角入手,分類介紹近年來我國保險業運用風險管理工具支持各種文化產業發展的新進展和新問題。

一、運用風險管理工具化解小微文創企業融資難問題

我國文化產業有一個顯著特征:中小企業數量很多,且成立的時間普遍較短。這類企業雖富有企業家創業創新精神,但內部還未形成規范的管理制度;且相較生產型企業,有形資產較少,其資產大多以版權、著作權、專利、品牌等無形資產的形式存在,從而導致資產權屬關系復雜、預期收益不確定性,難以用于抵押、擔保等金融活動。因此,可以認為,我國文化企業很難從現有的以大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中獲得充分的金融服務,這也是我國金融體系普惠程度不高的一個例證。

從理論上說,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能夠有效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從而降低資金供需雙方的搜尋、議價和交易成本,改善包括文創企業在內的各類小微企業融資條件。然而在現實中,互聯網技術在化解我國小微文創企業融資難問題方面發揮的作用尚不明顯,甚至可能由于監管缺失和盲目投機,形成新的金融風險點。

以P2P網絡借貸為例,在文化金融領域,相關P2P網貸平臺大致分為三類:以手投網為代表的郵幣卡抵質押貸款,以愛投資為代表的藝術品或貴重藏品抵質押貸款,以及以愛錢幫為代表的以無形資產或其他資產抵質押輔以擔保的文化項目融資。本質上講,前兩類的資金用途并不十分透明,第三類才是真正意義上針對影視、動漫、游戲等文化項目的金融支持,它只占文化金融類P2P網絡借貸的一小部分(見表1)。

表1 手投網、愛投資、愛錢幫經營規模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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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零壹財經

在金融亂象叢生的大環境中,也有一些創新發展的亮點。2016-2017年,以管理風險為主要功能的保險業和擔保業在化解文創企業融資難方面進行了有益探索,積累的經驗彌足珍貴。

案例1  以寧波為代表的“政銀保”模式

在“政銀保”模式的小額貸款保證保險當中,保險公司憑借其雄厚資金實力和良好信譽,可以起到為企業增信的作用。2009年,全國首單城鄉小額貸款保證保險在寧波落地。該模式的基本要點包括:以保險為信用背書,以政府專項財政支持為杠桿,嫁接銀行信貸服務,幫助小微企業和三農客戶順利獲得生產性用途的無抵押貸款。這一探索為解決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破解連環擔保困局提供了新思路。截至2016年底,“政銀保”模式的小貸險已經利用5729萬財政資金為寧波市近11750家次的小微企業和三農客戶提供貸款金額107.47億元,財政杠桿擴大了187倍,并且在中小微企業和三農群體中形成了良好的口碑效應。

在寧波,上述操作思路也被用于化解文化企業融資難問題。2016年,人保財險寧波市分公司(以下簡稱“寧波人保財險”)與受中共寧波市委宣傳部委托的寧波甬晟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甬晟投資”)和農業銀行寧波市文化創意支行(以下簡稱“文創支行”)共同簽署了寧波市文化產業信貸風險補償資金(風險池)合作協議,推出了專門針對輕資產、弱擔保的小微文化企業的“政銀保”產品。合作期內,創意支行方為符合條件的文化中小微企業提供授信支持,寧波人保財險提供保證保險,為借款人的信用風險提供保障,甬晟投資負責設立寧波市文化產業信貸風險補償資金(風險池),首期金額為人民幣1000萬元,后續視風險池運作情況及績效逐年累積增加額度。風險池的主要作用在于,推動銀行和保險雙方加大合作力度,提升對中小微文化企業的信貸支持強度,并為因此而產生的貸款本息損失進行補償。該產品融資成本低,目前綜合年化成本(銀行利率加保險費率)為6%,最高信用融資額度500萬元,寧波市域范圍內信用良好的小微文化企業均可申請,且可提供定制化一攬子保險和融資服務。該合作協議實施以來,運行狀況平穩,截至2017年9月,該項目已經為寧波15家文化企業提供了2690萬元的貸款金額。

二、運用互聯網平臺提供文化保險和文化擔保服務

近年來,文化企業運用互聯網平臺提供文化保險和文化擔保服務的成功案例越來越多。例如,江蘇省宜興市中超利永紫砂陶有限公司通過自己建立的“紫砂文化金融平臺”與保險、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合作,綜合利用互聯網技術、防偽鑒定技術和大數據技術,為紫砂壺消費、投資提供支付、小額貸款、分期付款、保險,以及租賃、回購交易、質押融資等金融服務,通過金融服務促進紫砂文化產業的發展。

然而也需要注意到,在五花八門的市場主體中,冠以“文化金融”、“文化保險”之名的互聯網金融平臺未必都能真正為文化產業發展提供有效的風險管理服務。以2014年阿里巴巴與保險機構合作推出的互聯網文化金融平臺“娛樂寶”為例,它以“保險+信貸”的模式,通過互聯網平臺為保險機構募集資金,并通過信托基金渠道將募集到的資金用于影視文化產業的娛樂項目的制作,投資者可以獲得預期的資金收益和娛樂權益。其本質是將保險和投資功能集于一身的理財產品,創新性不言而喻,但卻不能起到風險分散和轉移的作用。更有甚者,影視行業的高風險性、互聯網金融監管與風險監測體系的不完備、互聯網金融機構密鑰管理及加密技術的缺陷等各類隱患都可能導致風險的積累和爆發。

這充分說明,在體制轉型與經濟發展進程中,市場的無形之手要想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充分發揮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作用,固然離不開企業家在各個方向上的自由探索,但也離不開政府這只有形之手的有力支持。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在文化金融服務平臺建設方面有著積極而廣泛的探索,有效發揮了整合資源、創新服務、提升效率的作用。其中,在文化保險和文化擔保方面也不乏新的突破。

在中央層面上,最有代表性的互聯網平臺是文化部文化產業公共服務平臺,其設立的宗旨是提升政府在文化產業發展方面的綜合信息服務、項目宣傳推介、公共技術支撐、投融資服務、資源共享、統計分析等公共服務功能,從而彌補市場機制不足,推動我國文化產業持續健康發展。截至2017年底,該平臺已接入文化金融機構231個。部分金融機構通過與各子平臺合作,在線上提供文化金融服務。其中,也包括一些風險管理類服務。例如,中國人保財險為配合投融資平臺建設,專門開發了“E-CULTRUE”電子商務平臺,按照“產業鏈分析——風險分析——出險案例分析——保險保障介紹”的工作流程,為文化企業提供了一整套風險分析和保險轉移方案,并提供了文化保險專業服務咨詢服務。成為線下風險管理服務的有益補充。

在地方層面,文化金融服務平臺更是如雨后春筍般不斷涌現。其中,北京市文創金融服務網絡平臺在破解文化企業融資難方面的探索獨具特色,有擔保和再擔保企業的深度參與,值得詳細介紹。

案例2  以北京市文創金融服務網絡平臺為代表的政府服務平臺建設

2017年6月23日,北京市國有文化資產監督管理辦公室發起“北京市文創金融服務網絡平臺”。該平臺在市文資辦官網上線試運行。該平臺是為深入破解文化企業融資難題,由市文資辦授權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資租賃股份有限公司發起建立的,其中的一些業務職能由擔保和再擔保企業承擔。北京再擔保公司于今年3月份開始,與市文資辦及文化科技租賃公司開展密切合作,承擔了“文創金服”債權融資板塊的運營職責,主要負責該平臺債權板塊的前期設計和后期項目初審、分配及金融機構對接等運營工作。北京市文創金融服務網絡平臺是北京市文創產業“投貸獎”聯動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投”,是指股權投資機構為文創企業提供股權融資服務;“貸”,是指金融機構為文創企業提供低利率、速度快的貸款;“獎”,是指財政資金對文創企業在“投貸獎”體系內成功獲得股權融資、債權融資后進行的股權融資、發債融資、貼息、貼租等獎勵支持。文創金服致力最大化整合產業發展資源,為文創企業提供全流程、全方位的融資和增值服務,實現文化與資本、文化與政策的高效對接,破解文創企業“融資難、融資慢、融資貴”等問題。

文創金服富有創新性地采用“政府授權+市場化專業運營”的方式,由北京市文科金融信息服務有限公司作為平臺運營商建設運營,在接軌北京市文創產業“投貸獎”聯動體系政策的同時,引入商業銀行、融資租賃、融資擔保、小額貸款、股權基金、投資銀行、證券公司、會計師事務所、稅務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專業咨詢公司等各類專業化機構,形成涵蓋債權融資、股權融資、創新性金融產品推廣以及第三方服務等全方位服務的線上投融資體系,有效破解文化企業融資難、融資慢、融資貴的問題。目前已接入的合作金融機構包括建設銀行、北京銀行、招商銀行、華夏銀行、杭州銀行、華融證券、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資租賃有限公司、北京國華文創融資擔保有限公司、北京市中小企業信用再擔保有限公司等。

三、風險管理工具助力我國影視產業發展

中國電影市場在最近幾年駛入發展快車道。從票房規模上來看,國產電影票房從2012年的170.7億元增長到2017年的559.11億元,以電影票房收入而論,我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同時,國產片也成為國內票房的主力軍,去年上映的376部國產影片貢獻了約53.84%的票房。在2017年,城市院線觀影人次達到了16.2億次,總人口人均觀影次數為1.17,人均觀影次數首次突破1次。而得益于中西部和三四線城市影院數量的增加,全國影院數量在2017年增長到9169家,銀幕數量達到50776塊,仍有巨大的市場潛力。

眾所周知,電影項目的運作過程中充滿著風險和不確定性。因此,在我國影視產業持續發展繁榮的同時,演出事故隨之增加,相關風險點也逐漸暴露出來。這些風險不僅體現在影視作品的投資回報方面,還體現在其創作過程對主創人員以及外部環境的高度依賴上。從近年來我國電影電視業的運行態勢來看,其面臨的主要風險點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因核心演職人員發生意外事故導致的死亡傷殘風險。第二,因自然災害或意外事故導致道具、布景和服裝以及攝像機、攝影設備、印象燈光等設備遺失、損壞或損毀的風險。第三,因自然災害或意外事故導致的第三方財產損失。第四,因預算超支、不按照劇本拍攝、沒有按期完成或被迫取消、影視審查未能通過等原因導致的影視作品無法完成或完成后無法公映的完片風險。此外還包括責任風險、財物損失風險等等。這些風險點多面廣,牽一發而動全身,嚴重制約著影視產業的持續穩定發展。

與電影電視工業潛在的巨大保險需求相比,目前我國影視保險才剛剛起步。從需求側看,國內的制作單位極少為項目安排影視保險,如有安排,大多也是應外方演員的要求而安排的,且主要為演員投保意外傷害保險,其他保險保障較少。從供給側看,影視保險產品的研發力度不足,專業人才匱乏,核保標準缺失,可投保險種比較少,保險范圍也比較有限。

正是看到國內市場對風險保障的需求,近年來,國內外保險公司紛紛進軍影視保險領域。在外資保險公司中,全球最大的完片保險公司FFI(美國電影金融公司)于2015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分公司,并開啟電影完片保險業務。此外,安聯財險也已將電影電視制作保險引入中國市場,由安聯提供技術支持。該產品為影片拍攝前、中、后期可能出現的風險提供專業保險,保障范圍包括演員由于意外事故無法拍攝令電影制作出現延期、額外費用、第三方財產損壞、劣質存貨等。國內保險公司的影視保險實踐也越來越活躍。例如,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為馮小剛的《夜宴》提供了一年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險服務,保額為1500萬到2000萬美元,這就為《夜宴》成功獲得深圳發展銀行5000萬元貸款創造了前提條件。另外,2017年太平洋保險與與合力晨光聯合進軍完片保險業務領域。案例3中的人保財險在影視保險領域的實踐同樣是豐富多彩的。

案例3  人保財險在影視保險領域的探索

人保財險在影視保險方面的突出亮點表現在完片保險領域。2017年第20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上,人保財險與全球最大的完片擔保公司FFI聯合舉行新聞發布會暨合作簽約儀式,宣布攜手推進中國影視完片保險和制作保險的本土化進程,合作提供完片擔保服務。這也是FFI成立以來首次選擇與中國的保險公司開展深度合作。雙方合作的業務模式是以影視制作保險作為基礎,由FFI在電影制作過程中提供完片服務,由人保財險為FFI與投資方所簽訂的完片服務協議提供影視制作費用增加保險,為影視制作過程中的完片風險損失提供全面風險保障,確保影片按照預算、劇本和制作日程表拍攝完成并符合交片標準,按時交付。在影片制作一旦超支、擱淺、放棄的時候,根據完片協議和保險額度的約定,賠償影片無法如期按照預算完成所導致制作成本的額外增加或放棄制作所造成的損失。在雙方的協調配合之下,由合一影業投資制作、成龍主演的新片《機器之血》成為首部使用FFI完片擔保服務的國產影片。

在其他方面,2017年人保財險在江蘇首席承保263家電影院線的公眾責任保險,為江蘇4400萬名觀影觀眾提供為期3年的公眾責任風險保障服務,觀眾將因此享受最高50萬限額的人身意外傷亡和10萬元的醫療保險及相應的財產保險保障。除此之外,人保財險先后為華誼兄弟、中央電視臺、華夏西部影視城等影視劇組和單位提供包括財產責任意外在內的一攬子風險保障服務。

四、動漫產業發展中的風險管理

我國動漫產業目前已經進入高速發展期。工信部《2017年中國泛娛樂產業白皮書》顯示 ,2017年,中國動漫核心用戶將超過8000萬,被稱為“二次元”人群總數將超過3億,且97%以上是“90后”和“00后”。在市場急速擴張的同時,風險也隨之而來。關鍵人員的意外傷亡風險、知識產權侵權風險、個人賬戶信息泄露盜竊和虛擬財產損失風險、人才流失不能按時完工、動漫企業融資難、動漫企業出口信用風險等構成我國動漫產業面臨的主要風險點。2017年,暴雪娛樂聯合網易正式對游戲平臺4399提起訴訟,稱后者制作并發行的《英雄槍戰》及《槍戰前線》兩款游戲涉嫌侵犯《守望先鋒》知識產權,并構成不正當競爭。引起了廣泛關注。

面對諸多風險,我國保險業啟動了動漫保險試點。2010年,保監會和文化部發出《關于保險業支持文化產業發展有關工作的通知》,規定了11個試點險種。其中,有3個與動漫游戲行業有關的保險,分別是動漫游戲企業關鍵人員意外和健康保險、動漫游戲企業關鍵人員無法從業保險、文化企業信用保證保險。

從試點產品的推行情況看,動漫游戲企業關鍵人員意外健康保險的保費數量與保額逐年都在增長,但是動漫游戲企業關鍵人員無法從業保險、文化企業信用保證保險在實際推行中的情況并不是很好,一方面是動漫游戲企業的風險意識有待加強,另一方面是多數動漫游戲企業的人員以及業務經營不穩定,不會將保險作為必要的風險管理工具。

國內保險公司還積極適應動漫游戲產業的市場需求,推出了與動漫相關的其他險種。2013年,人保財險聯合中國最大的網絡游戲服務網5173網站,創新性地開發了國內首款網絡游戲虛擬財產保險產品,有效保障網絡游戲玩家虛擬財產的交易安全及其合法權益,在積極探索為網絡新型風險提供創新產品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該保險主要保障游戲買家在網上進行游戲裝備、游戲幣、游戲賬號等交易時,由于賣家的惡意行為致使保險標的被盜、被游戲運營商收回,或被游戲官方封號時導致的買家直接經濟損失。2016年人保財險攜手騰訊大型移動電競賽事MMEC,為賽事玩家的虛擬財產安全和網絡安全提供保障服務。陽光保險、平安財險也都相繼推出了有關網絡虛擬財產的相關險種。

五、演藝活動中的風險管理

隨著居民收入的增長,人們對文化生活的需求不斷增加,我國演藝行業也迎來了高速發展的繁榮期。演藝活動的不斷增加伴隨著演出風險的持續加大,舞臺、演員、觀眾、財務、天氣等各種因素都可能影響演出活動的正常進行,近年來幾乎每年都有重大演藝事故發生。此外,隨著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越來越明顯,政府出資和企業贊助的演出活動比重越來越低,市場化的演出運營與風險管理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因此,文化演藝保險也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期。

當前我國演藝保險發展規模仍然較小,盈利能力也較差。究其原因,主要有三點:第一,保險企業研發能力較弱,導致保險產品不能充分滿足演藝企業的需求;第二,作為新事物,演藝保險產品設計缺少充分的數據支撐,導致風險評估不充分,保費偏高;第三,缺少權威公正的第三方機構發揮平臺和橋梁作用。

案例4中的中匯國際在文化保險,特別是演藝保險事業的發展進程中,努力破解上述難題,獲得了一些新鮮經驗,值得分析總結。

案例4  國際的文化演藝保險探索

中匯國際是一家民營保險經紀公司,其主業是企業財務險、工程險和責任險。近年來,該公司關注到國內文化演藝產業的巨大發展潛力,成立了文化產業風險部,主攻文化演藝保險產業。該公司成立了文化產業風險部,投入大量資源從事文化保險的市場開拓和產品研發。到2017年,演藝保險已經與幾百家演出企業合作,完成了幾千份演藝保險保單,保險金額3億多元。盡管如此,演藝保險的總體規模和盈利能力仍然不足,處于入不敷出的狀態。因此,該公司并未將演藝保險作為當前公司發展的支柱,而是定位為未來發展的新動能。公司的文化產業風險部并沒有明確的盈利目標,其主要任務是培育新興市場。

為了打破我國演藝保險面臨的困境,中匯國際與中國演出業協會等20多家國家級和省級行業協會建立戰略合作關系,從而深入了解行業特點和企業需求,并獲取強有力的專家資源支持。在此基礎上,推出了“演出統保”。所謂統保,就是團購的統一投保。其優勢在于:第一,避免了因各企業行為不一致導致的投保不足和漏保等情況的發生。第二,保險總體規模的增加和保險經紀公司的介入,使得企業有機會獲得保險公司更優質的服務和更優惠的承保條件。實踐證明,“演出統保”推出后,演出企業的保費支出降低了40%以上。

此外,中匯國際還在產品設計上不斷創新。比如,公司推出了按場次和按天投保的人身意外傷害保險;設計了根據保額、觀眾人數等因素按“份數”投保的演出公眾責任險;開發出線上投保平臺演藝保,實現了線上投保。

六、文化擔保

文化擔保在文化創意企業發展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獨特作用。相對于以大量資金投入規模化生產的傳統企業,奠定文化企業競爭力的核心資產是創意、關系資源、品牌價值、人力資源、價值觀等輕質資產。文化企業在通過銀行信貸、債務融資、發行信托計劃、融資租賃、小額貸款等間接性融資方式獲得資金過程中,時常由于抵押品不足、信用不達標等原因不符合融資方的一些固定性條件而無法獲得融資,此時便需要采取擔保等信用增進措施以使文化企業更加容易獲得融資。擔保機構作為銀企之間的信用橋梁,發揮信用增級、信用放大、風險緩釋、產業引導的功能作用。

從國際經驗看,美國采取了市場化手段,文化企業將預售發行權合約作為貸款的擔保,在市場中籌集保底發行金。法國政府與金融機構聯合成立了電影與文化產業融資局,掌管一筆擔保基金,可擔保相當于自身規模5-10倍的文化產業貸款。日本政府和企業共同投資成立了中小企業信用擔保公司和中小企業信用保險金庫。中小企業可以從保險金庫領取貸款資金的70%-80%,并且向這個金庫申請保險。保險公司和擔保公司事先簽訂好合同,擔保生效等同于保險生效。

目前,受行業發展制約因素影響,我國文化擔保行業仍處于起步階段。國家政策鼓勵各級政府搭建中小融資擔保平臺為小微文化企業提供擔保,變專項資金為擔保基金。發達地區的政府、銀行、擔保公司等機構也在文化擔保方面努力創新突破。例如,北京銀行與專業機構合作,對版權的特性開展研究,建立版權價值評估體系,力圖打破版權質押發展的困境。又如,浦發銀行與上海各大文化產業園區管委會合作,引入優質擔保公司,探索推進“銀行+園區+擔保”的“銀元寶”風險共擔合作模式。2017年,西安曲江新區管委會深入總結發達地區的實踐經驗,并結合本地實際,在文化金融發展五年規劃中將文化擔保置于重要位置,進行了深入探索。

案例5  曲江新區文化擔保實踐

在2014年全國文化金融合作會議上,國家開發銀行支持西安大明宮項目被列為十項“優秀文化金融合作創新成果”之一。這一項目以景區應收賬款質押的方式獲得國家開發銀行60億元貸款支持。這是國家開發銀行的首筆大遺址保護類貸款,以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保護與周邊商業開發銜接的方式,解決了遺址公園營業收入少、投資回收期長的還款困境;同時采取政府委托代建,實行土地出讓金回流動態還款的方式,解決了因門票無法質押(歸集財政)的擔保困境。

2015年,浦發銀行通過向銀監局備案的方式,向曲江風投公司發放了第一筆貸款,開創了省內為風險投資公司貸款的先例。曲江擔保公司選擇影視作為突破口,創造性的設計推出“準版權”質押、協議(合同)質押、產業基金+擔保信用、擔保+風投聯動等融資擔保新產品,成功扶持了《大秦帝國》等電視劇的制作發行,有效解決了影視企業融資的反擔保難題。

上述案例西安曲江文化擔保實踐的縮影。“十二五”期間,曲江新區投入文化產業扶持資金15億元,實現文化產業風險投資235億元,實現文化企業投資擔保145億元。在文化金融發展五年規劃中,曲江新區還將在“準版權”質押等產品的成功經驗基礎上繼續探索,嘗試出臺《文化創意產業擔保專項資金管理實施辦法》,積極與國內主要版權交易機構合作建立版權變現渠道,整合金融界、文化界、產業界和學術界各方力量開展版權價值評估研究,同時借鑒發達地區做法,創新擔保方式,逐漸做大版權質押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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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經濟運行穩中有進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效初顯

論文 董昀 2017年12月01日 : 2017年09月25日

國家統計局等機構近期發布的 2017年上半年各項經濟數據顯示,當前中國經濟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新發展理念正在逐步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效初顯,呈現出增長平穩、就業向好、物價穩定、供給質量與效益提升、需求結構優化的良好格局,發展績效全面超出國內外各界預期,為完成全年目標并爭取更好的結果奠定了穩固的基礎。

論文內容詳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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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經濟長期性停滯:現狀、根源及對策分析

論文 董昀 2017年08月16日 : 2017年08月16日

論文內容詳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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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時期的中國金融改革與征信體系建設

演講 董昀 2016年11月21日 :

十三五時期的中國金融改革與征信體系建設

董昀   時間:2016-11-15    來源:中國金融管理論壇

第一部分,講中國經濟,在全球化的時代離不開對全球經濟的把握,所以看經濟的態勢是怎么樣的,再來看中國的決策者面對風險的著力點。全球經濟在本次危機爆發以前可以說經歷了長達20年的穩定期。所謂的大穩定時期就是從80年代開始經歷了以高增長低通脹的美好時光,好時光終有盡頭,所以危機就來了,所以就來了新常態,就是相對舊常態而言出現了很多新的變化和特征,主要就是低增長、高失業,高波動、低波動匯報,我們現在仍然沒有走出這樣的時代。后面的數據可以說明這個問題。

以下是之前的歷史數據,從1820年的整個經濟體系,我們重點分析美國經濟,美國在危機以后有一個長期停滯期,美國前財長薩默斯2013年底在IMF年會上提出“美國經濟自2008年以來已進入長期停滯階段”的重大判斷。學術界對長期性停滯的界定存在爭議。總體而言,長期性停滯的背后是實際利率處于下降趨勢,這反映出合意儲蓄長期超過合意投資,導致產出缺口持續存在(需求側)或者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供給側)。

美國的金融發展就是很好的說明。我總結一下,就經濟增長而言,我們看到復蘇了一部分,復蘇的原因是因為超寬素的貨幣政策,長期貨幣壓低導致復蘇了,但是并沒有復蘇到過去的好時光,從失業率看應該說是在5%的水平,并不算太糟糕,但是還沒有恢復到之前,總的來講,美國差強人意,日子并不好過。

歐洲和日本當然都是哀鴻遍野了,從2010年到2019年,低速增長將成為常態。日本經濟已經陷入“失去的30年”,債務危機也沒有解決人口老齡化等等問題,經濟增長率同樣不樂觀。總而言之,剛才所說的潛在增長率往下掉是因為從長期視角來看,創新能力不足,好時光結束之后隨之而來的就是簫條期、衰退期,我們現在正處于上升周期終結拐點關口,新的增長動力我們還是在尋找當中,其他都還在醞釀之中。

全球新常態不樂觀,對于中國來講意味著什么呢?首先叫新常態,我們要平心靜氣接受這個新常態?怎么來應對?第一發達經濟體肯定有新的變數,首先我們會有很多的合作,要利用新經濟體寬闊的區域拉動自己的需求  ,另一方面有了全球規則,已經對發達國家不利了,比如說WTO,如果回到2001年進到WTO,中國恰恰是中國自由貿易最不利的,這樣的態勢我們要積極應對。第二是只能穩住宏觀環境,不能解決創新環境。這樣的情況下,擴張財政政策會被使用,修高鐵都是中國的拿手好戲,最重要的是最后一條,中國與發達經濟體在新常態之下的競爭,是一場持久的全球改革競爭和創新競爭,我們要利用好“新常態”,在全球競爭中獲勝。當前世界經濟進入了結構調整期和產業轉型期,重大的科技創新等。

中國經濟的新常態不管怎么表述,就是經濟減速。我們把中國的經濟風險做了大勾勒之后,大的問題就出現了,外需我們控制不了,消費是要長期的,所以還得靠投資。沒有別的路,創新是第一動力,只有依靠創新驅動才能打破現在的處境,怎么激發企業家的創造力可能是未來能夠創新的根本問題。

十三五期間金融改革應該做什么事?更好的為經濟服務就是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降低流通資本,降低風險。這是核心中的核心。我們仍然需要一種籌集長期資金和股權的機制,建立長期信用機構必須要進行,降低杠桿率成為國家戰略,杠桿率高是實體經濟下滑的表現。

美國的創新也匱乏,生產的邊界也向前推進地很慢,差距變得很小,所以潛在增長率就必然往下降,再加上自然環境因素,但是總的來說經濟往下降,速度往下降,就意味著風險高,意味著水落石出,下面列舉了,不多說。

產能過剩將導致相關行業產品價值急劇下滑,企業虧損破產,進而引發失業人數增加。產能過剩直接導致通貨緊縮,基本道理就是說價值 一收縮,實體利率又會往上漲。僵尸企業僵而不死,是改革不夠徹底的體現,特別是難以做到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市場紀律實現優勝劣汰。一些地方由于擔心政策不順利影響就業和穩定,于是一直拖而不決,本應該深化改革卻不愿改或不敢改,造成僵尸企業。出現實體經濟亮點不多、股票市場預期不明朗、安全資產供給不足等問題。

我們把中國的經濟風險做了大勾勒之后,大的問題就出現了。外需我們控制不了,消費又要長期,所以還得靠投資,但是,是不是要走過去的老路,要放水,當然不是,投什么?怎么投?誰來投?第二我們說了,沒有別的路,創新是第一動力,只有依靠創新驅動才能打破現在的處境。第三是除了生產率之外是不是可以調整資源配置效率呢,城鎮化是一個改革。第四個是經濟活動最關心的問題,必須改善微觀主體的激勵,讓大家有動力去競爭。

面對新形勢的系統思考,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成為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發展新的理論遵循,將引領中國經濟走向光明的前途。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充分反映了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戰略。創新動力從哪里來?不能靠科技創新,跟科技有關系,但是關系不完全,是利用發明進入市場而產生的過程,怎么激發企業家的創造力可能是未來創新的問題。

中國的改革還沒有完成,從供給側因素也可以增長,一方面要穩定需求,第二是要為長期打算,需要做深層次的制度規劃和長期調整的準備。把過剩的部分盡快消滅掉,不使更多資源陷到里面去,從而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提高增長質量,促進經濟增長,這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質含義。

所以說生產跟勞動力有關、跟資本有關、跟技術有關,除此之外,我們還有更多的因素,供給側改革政府能供給什么?市場能發揮決定性作用?政府能干什么?首先要減少干預,培育市場,必須要做,更重要的是要提供一個激勵創新的大環境,你不去搞社會脫底,怎么能行呢?這個東西是更長遠的?還有有效經濟治理,我的藍圖非常美好,最后是穩定的宏觀介紹,有空我們還可以做詳細的探討。

最后說一句,沒有穩定的客觀環境,沒有現在就沒有未來,穩定的總需求至關重要,既要強調公司的改革。金融在這個大環境中能做什么事情?金融體系的基本功能是什么?我們要回到現象本身,市場的一切經濟活動都是通過市場交易展開,就是要有貨幣,貨幣的有效轉移就是金融,所以貨幣金融是無處不在的,金融的本質是什么呢?金融活動紛繁復雜,金融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媒介,就是在不確定的環境下不斷把儲蓄轉化為投資,不斷提高投資效力,實現資源的配置,所以十三五期間更好的為經濟服務就是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降低流通資本,降低風險。這是核心中的核心。

十三五期間金融改革應該做什么事?市場配置資源,市場資本是市場交易的前提,中國經濟作為轉軌經濟來講,利率都沒有建立,“十三五”一個重要的改革就是健全有效機制,所以支付清算征信都是最基本的看不見的基礎設施;第二我們說創新發展,創新發展必須要有有效的金融知識才能展開,但是過去以大銀行做主刀的結構與大環境有距離。當我們走向前沿的時候我們不知道會什么樣,這樣一個金融結構可能并沒有做好為創新服務的準備,但是我們回頭看市場跟機構的特性,市場允許一系列人的探索和努力,所以有利于處理創新不確定性,當然市場不是萬能的,市場跟實體又脫離的很遠,所以我們要大量發展資本市場;第二,怎么發展資本市場?要有一個合理的理念,但是方向一定要發展。

我們仍然需要一種籌集長期資金和股權的機制,建立長期信用機構,降低杠桿率成為國家戰略,杠桿率高是實體經濟下滑金融的表現。我們看一組數據,我可以在這里做一個介紹,2008年之前企業杠桿率還算穩定,2007年以后企業杠桿率持續攀升,增長的非常迅猛。跟其他國家比較,中國的企業功能杠桿率在所有國家里面是最高的,相反金融部門、政府部門杠桿率并沒有那么高,所以降杠桿率在于企業。

我們來看一看對中國主權資產債務,我們的資產大于負債,雖然資產還債當中還有很多問題,但至少說明我們是有可能來預知債務的,有這個可能性該怎么辦呢?債務率是分子和分母,還債是正道。第二,債務減記,這是對市場存在破壞。因為政府和金融部門杠桿率不是非常高,是不是可以行業里面去承接,美國現在發生的事情我們要引以為戒,我們要警惕,所以好像沒有萬全之策。分子沒有那么好的辦法,分母就是做大GDP,債務不再快速增長,這樣債務率就降低了,所以說供給側改革就在這,推進資源充足,提高增長率,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特別是我們發現去杠桿是一個大問題。

金融機構的改革在五中全會里面也提到,過去一個路子,市場化、商業化,現在我們發現比較優勢不一樣,大家合理分工,相互補充,特別是危機之后我們看到單純的市場化的金融機構出了很多問題,所以這個時候更要多元化,我把前面的背景做一個介紹。最后簡單說一說征信業的發展,征信也是一個基礎設施,國務院做了明確的建議,在建立市場經濟體系就一直在做,現在已經形成了以公共征信為主,公共征信與商業征信并存,把工商、稅務部門合并作為基礎設施,發展不充分,表現在我們有些人有錢,但是不知道往哪去。

十三五”征信業發展的新機遇:穩投資、金融市場基礎設施、普惠基礎、互聯網。洋行在年初提出要更好的發揮社會征信機構作用,所以未來的突破口至少基礎的數據是公共產品。第二個我們都知道民間信用機構申請了民間信用機構拍照,甚至多元化,甚至造成新的產能過剩都有可能,但是誰會完勝?那一定是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獨特的分析資源,將會成為這個行業的領導者。


最后講一下基礎設施的建設,征信體系長期處于一種滯后的狀態,有很多問題是隱私;第二不同部門的數據是分散的,而且民間交易機構非常多,怎么樣成特別的數據標準也是未來努力的方向,最后一點,不是金融經濟才可能獲得市場和用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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