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速飞艇网页计划
訂閱 Subscribe
訂閱郵件推送獲取我們最新的更新
Get email notification while we do updates
您的郵箱地址
Email Address
提交 Submit
首頁 > 研究中心 > 金融法律與金融監管研究基地
Home > Research Center > 金融法律與金融監管研究基地
研究中心簡介
ResarchCenter Introduction

金融法律與金融監管研究基地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金融法律與金融監管研究基地

Research Center for Financial Law and Regulation, NIFD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金融法律與金融監管研究基地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批準設立的院級非實體性研究單位,專門從事金融法律、金融監管及金融政策等領域的重要理論和實務問題研究。

研究基地自成立始,即整合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內外多學科專家、學者的研究力量,并與我國金融監管部門、相關金融機構及研究機構建立了穩定的合作關系。研究基地致力于從事金融法律和金融監管相關理論、政策和實務研究,為政府部門、監管機構和國內外企業和單位提供咨詢服務,努力成為金融法律和金融監管領域的理論研究基地、政策咨詢基地和學術交流基地。研究基地每年組織編寫《中國金融監管報告》,作為中國金融監管領域的年度出版物。

研究基地主頁:金融監管網http://www.flr-cass.org

研究基地訂閱號:FLR金融監管(flr-cass)

?


最近動態
Recent Development
深化金融供給側改革,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
采訪
胡濱 2019-04-22

2019年3月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胡濱就深化金融供給側改革接受《中國社會科學報》專訪,重點解讀深化金融供給側改革的重要性、當前制約金融業發展的主要問題、如何匹配金融供給與需求和建設一個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等熱點話題。

記者:您認為當前深化金融供給側改革的重要性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

胡濱:我認為習總書記提出的“深化金融供給側改革”有三方面的重要意義。第一,當前全球經濟金融、國際政治形勢錯綜復雜,諸如英國脫歐、中美貿易摩擦、美國貨幣政策變化以及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等因素會對中國產生外溢效應,這將會深刻影響到國內經濟和金融體系,因此亟需深化金融供給側改革。第二,習總書記提出“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要從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充分認識到我國已步入經濟新常態,面臨“三期疊加”的嚴峻挑戰,國內金融風險逐漸暴露,再加上國際形勢帶來的外溢傳導效應,如果國際國內風險相互疊加共振,勢必對我國經濟產生更大的影響。第三,堅持通過改革來化解重大風險,深化結構性的金融供給側改革來應對防范系統性風險和金融風險。

記者:當前有分析人士認為,制約金融業發展的主要障礙已經轉變為供給側結構性的問題,您對此有何看法?您認為我國金融業的發展還面臨著哪些問題

胡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央應對當前經濟形勢的重大舉措,是在整個經濟領域中就供給側進行的結構性改革,對應到中國的金融體系則是深化金融領域尤其是在金融供給側方面的結構性改革。目前,金融供給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多樣化金融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金融體系發展之間的矛盾。應從金融供給側入手進行結構性改革,以化解這些“不平衡不充分”,通過這樣的方式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和質量。

當前我國金融業發展面臨的問題有很多,我們要抓住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反映在金融領域中,突出表現在金融市場、金融機構和金融產品不能滿足日益發展的多樣化金融需求。具體而言,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金融風險的逐步累積暴露。金融風險的隱蔽性、復雜性、突發性和傳染性使得黨和國家必須高度重視防控金融風險,維護金融安全,因此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是當前的一項重要工作。二是金融監管體系的改革問題。近年來,我國金融監管體系處于不斷調整變化之中,比如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的成立、中國銀監會和保監會的合并等,相關監管體制也做出適當的調整。但這個調整是漸進的過程,未來在金融監管改革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三是重點領域的深化改革問題,比如如何大力發展普惠金融,如何支持中小企業、民營企業的健康發展,如何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現象,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

金融業面臨的最核心問題是金融如何服務于實體經濟。金融是經濟的血脈,一直以來承擔著資金融通、市場定價、資源配置、信息提供、結構調整等重要功能,對實體經濟的反哺和振興至關重要。如何使金融真正地為實體經濟服務、為實體經濟提供肌體營養,需要重點關注和提升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效率和質量,同時降低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成本。

記者:請問您認為當前應該以哪些措施來緩解金融供給與需求不匹配的問題

胡濱:當前應從三個方面來深化改革,緩解金融供給與需求不匹配的問題。第一,應優化金融機構的結構。當前我國的金融機構體系呈現出以銀行為主體的特征,應調整轉變為一種多層次、能提供多樣化金融服務和金融供給的金融機構的結構,具體來說就是要有更多能夠為中小企業服務的普惠型中小金融機構,大型金融機構也要大力發展普惠金融和綠色金融業務。此外,應當進一步探索深化政策性金融機構的改革,構建政策性金融服務體系。第二,應優化金融市場的結構。要大力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構建一個多層次、多渠道的融資體系,優化融資結構,滿足多樣化融資需求。加大力度發展債券市場,推動“債券通”、“北向通”的開放發展,未來也可深化發展資產證券化等金融創新工具和服務,通過這種方式滿足人民對于金融市場的多樣化需求。第三,應優化現有的金融產品,同時研究推出創新型金融產品,滿足新興的金融需求,解決金融服務的短板問題,擴展金融產品的覆蓋領域。

記者:應該通過哪些措施來建設一個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

胡濱:我認為,建設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本身就是深化金融供給側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它是落實在資本市場結構性調整中的一項重要改革舉措。

第一,應當完善基礎交易制度,建立法制化的環境和完備的交易制度,確保符合市場實際需要的可操作性,以此為建設有活力有韌性的市場提供基礎條件。

第二,應當強化監管執法,公平、公開、公正、透明的市場是確保市場有活力有韌性的前提,這需要我們的監管部門通過強化監管來打造適合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市場環境。

第三,應進行制度性的改革調整,比如注冊制改革,科創板設立以及新交易機制的引進等。通過交易機制的改革和完善,使得交易市場更加有活力,構建多層次資本市場,為不同的交易者提供不同的融資供給,滿足多樣化客戶人群的融資需求,使市場更具活力,同時也吸引更多的投資者進入中國資本市場。

第四,在穩健、安全的前提下,有序開放中國資本市場,吸引更多境外投資者進入中國資本市場,這一點對于我國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和完善具有重要作用。下一步要著力提升資本市場雙向開放,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建立健全開放、有競爭力的外匯市場。


金融控股公司數據的流通與共享
評論
尹振濤 2019-03-25


數據流通與共享對于金融控股公司的重大意義

首先,數據流通與共享順應了金融機構的數字化轉型。在大數據時代,海量的數據規模、快速的數據流轉、動態的數據體系和多樣的數據類型賦予數據前所未有的價值,以至于著名雜志《經濟學人》將其比喻為21世紀的石油。隨著現代網絡信息技術的發展,金融業由金融電子化和金融信息化,正在向移動化、網絡化、數據化、智能化邁進。在這一數字化轉型中,數據的收集、匯聚和流通為各種個性化服務和風控模型奠定了基礎,降低了金融服務成本、促進供需精準匹配,顯著提升了金融運作效率,并且激發出新業態和新模式,推動金融業務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精準、結構更合理、空間更廣闊的階段演進,最終驅動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區域經濟和全球經濟的升級轉型和創新跨界。孤立的數據沒有意義,數據的孤島應被打破。要激活金融數據的價值,必須依賴于數據的流通與共享。

其次,數據流通與共享是金融控股公司發揮協同效應的關鍵一環。在現代金融業的運作過程中,商業銀行、投資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之間的邊界越來越弱化,大幅降低各種金融業務互動與合作的成本,使企業更加容易地打破組織壁壘、實現規模經濟和協同效應。正因如此,金融混業經營已是世界金融業的大勢所趨。以金融控股公司為中心,各個關聯公司得以在統一平臺上相互支援,通過銷售協同、運營協同、投資協同、財務協同和管理協同,提供綜合性、一體化的金融服務,提升金融機構的經營效率,最終形成高度協同性和戰略性的核心競爭力。這恰恰要求金融控股公司進行組織和流程的再造,發揮資金、技術、研發、人才、營業、信用的流動和共享優勢。作為各個關聯公司重要資產的數據,自然概莫能外。

最后,數據流通與共享有利于防范金融風險。一般而言,金融風險包括信用風險、操作風險和跨市場、跨行業的系統性風險。其中,信用風險是金融業面臨的最主要風險,其根源于金融機構與其交易對手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數據流通與共享不但有助于擴大金融機構的數據規模、加速數據流轉,而且不同的數據來源令數據類型多樣化,金融機構得以從多維度、全方位、無遺漏地判斷交易對手的信用等級與信用水平,顯著提高風險識別能力,降低信用風險。其二,就操作風險而言,數據流通與共享有助于在多個公司之間建立閉環式管理和統一的風險計量體系,將整改管理、違規積分管理、流程優化、現場檢查審計等系統模塊無縫對接,及時核查整改處罰,提升合規管理的有效性和針對性。其三,數據在企業與企業之間,企業與政府之間的流通與共享,是金融綜合監管、防范系統性的基礎。通過風險數據的實時共享,監管模式由之前監管方單一治理轉變為利益相關方共同治理,由此帶來風險處理全局性、動態性和前瞻性,消解了系統風險的累計與發酵。

 各國鼓勵金融控股公司的數據流通與共享

盡管強化對個人數據的保護已得到全球共識,但由于金融數據天生所具有的公共性,即其不但關系到數據主體人格,更關系到社會對該主體的經濟評價,世界各國對于金融數據多不強調“個人控制”的理念,轉而采取鼓勵數據流通和共享的立法立場,以避免個人過分美化自身信用、結果損及他人的“道德風險”。其中,尤以美國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為典型。作為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以來對金融服務業法律體系的最大修正,《金融服務現代化法》徹底改變了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允許一個金融控股公司可以擁有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保險公司以及其他各類公司。事有湊巧,在國會對該法進行討論之時,恰逢美國銀行盜賣客戶資料案(Hatch v. U.S. Bank)的審理。盡管這一案件以和解結案,卻促使聯邦眾議員采取立法行動,將個人數據保障加入其中。與此同時,人們更意識到數據流通與共享對于金融業務重組是必不可少的,正如美國財政部貨幣監理署官員John Hawke Jr.在國會聽證會時所言:“整個金融服務業領域,就是一個信息導向的企業,以信息交換方式提供有利于消費者和金融機構是重要的市場功能,可以促進信用卡、投資、保險或其它的金融交易”。故此,《金融服務現代化法》第五章力圖平衡不同的訴求,尋找個人數據保護的最佳路徑。

利益平衡的結果就是采取金融控股公司關聯方和非關聯方二元分置的規則設計。這里的“非關聯方”是指與金融控股公司不具有下述關系的實體:1)金融機構的關系企業;2)與金融控股公司具有共同所有關系;3)屬于金融控股公司依事實上的公司控制而形成的關系企業。針對“關聯方”,金融控股公司可以自由地向其傳輸個人數據,可在此情形下,金融機構應在合同關系成立以及每年度以“通知書”的形式明確向用戶披露共享信息類別。針對“非關聯方”,個人數據的流通和共享則應受到“公平信息實踐”的限制,即應遵循“通知/注意”、“選擇/同意”、“接近/參與”、“完整/安全”和“執行/補償”的具體規則。詳言之,在向非關聯方共享數據之前,金融機構應以書面、電子或其他形式,將數據共享的類型、非關聯方的類型、數據使用的目的、用戶拒絕共享的權利等事項告知用戶;用戶應得到如何行使拒絕共享的說明,并有權隨時退出。只有在滿足上述要求后,個人數據方可用于為用戶提供必需的服務,或金融機構自身經營,包括推銷自身產品或聯合推銷。但不論如何,金融機構不得將賬號、信用卡賬號、賬戶交給非關聯方,用于其直接營銷(電話營銷、電子郵件或其他營銷)。

《金融服務現代化法》對他國的立法產生了深刻影響。2009年,韓國以該法為基礎,修改《金融控股公司法》。其48條之二一改之前對金融數據共享的限制,規定:金融控股公司可以以營業為目的,向其所屬的金融公司等提供有關金融交易內容的信息或者資料以及其他被允許的個人信用信息。然而,在2014年韓國史上最大規模的信用卡信息泄露案后,該條款因輿論壓力不得不有所改變。2014年11月,該條款被修改為:除非獲得用戶同意,金融控股公司只有處于管理目的,才能共享用戶信息。可人們很快發現,該規定對數據共享的目的、范圍和期限的限制過于嚴苛,大大阻礙了金融控股公司的發展。為此,2018年5月,韓國金融服務委員會表示,為滿足物聯網和大數據分析等新技術的需求,將考慮逐步采用美式數據共享監管模式,允許企業在未獲得用戶初始同意的情況下收集和使用一些“非必要”的個人數據。總之,韓國的金融控股公司立法呈現出從嚴格到寬松再到嚴格,現在又趨向寬松的監管態勢,充分說明了金融數據流通與共享需求的“剛性”。

我國金融控股公司個人數據流通與共享的頂層設計

在萬物互聯的時代,每個人都已經或將要數據化,個人數據權利由此成為我們所珍視的法律價值。但是,也正如歐盟《一般數據保護條例》(GDPR)的序言所強調的:個人數據保護并非絕對權利,必須根據比例原則考慮其在社會中的作用,并與個人和家庭生活、通訊自由、思想、意識和宗教自由、言論和信息自由、商業活動自由等其他權利相平衡。故此,個人數據的保護規則不能整齊劃一,而應在紛繁復雜的場景下,作出因地制宜的架構設計。就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立法而言,我們要特別注意其在落實服務實體經濟、防范系統風險的同時,依然有著推動金融控股公司發展的遠大使命。正如美國《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是在金融全球化和日本、英國等國強大金融產業壓力下做出的變革一樣,我國金融市場正逐步開放,尚處于分業經營狀態的國內銀行、證券、保險業面對著國際金融巨頭的殘酷挑戰。基于此,我國應借鑒《金融服務現代化法》的觀念,將“效率與競爭”作為金融控股公司監管立法的重要基準。立基于此,金融控股公司數據流通與共享的規則應從如下兩方面展開:

一方面,應允許個人數據在金融控股公司和其關聯公司之間充分流通與共享。金融控股公司的優勢在于整合不同業務領域中有形或無形資產,充分發揮協同效用。作為數字經濟的生產要素——數據的協同自然是不可或缺的一環。金融控股公司為用戶提供服務和防范風險的目的,足以正當化其個人數據的使用,而無需另外獲得用戶的授權。但是,為避免金融控股公司濫用該規則,仍應賦予用戶充分的數據權利,加以制衡。例如,在首次收集個人數據時,金融控股公司應在網站首頁或APP顯著位置向用戶清晰、明了地告知其數據可能與其關聯公司共享,包括共享的范圍、目的和保存期限;個人數據僅能用于其關聯公司法定經營范圍之內的目的等。最后,金融控股公司對各關聯公司的個人數據侵權行為要承擔連帶責任。這既與國際通行的“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責任制度”一脈相承,也最大限度地維護了用戶權益。

另一方面,應限制個人數據從金融控股公司向非關聯方的流通與共享。這是因為,當個人數據流向非關聯的第三方時,將產生不可控的風險。首當其沖的是“不當使用風險”,即違反目的限定原則,破壞用戶對于個人數據使用的期待。其次是“數據安全風險”,即金融控股公司管控數據供應鏈和數據生態安全風險的能力因第三方的存在而可能被削弱。最后是責任認定和救濟不足風險,在數據泄露或濫用的情形下,由誰以及如何對用戶承擔賠償責任并不明確,同時第三方可能因資信不足無法讓用戶獲得充分救濟。正因如此,我們應摒棄《金融服務現代化法》的“選擇退出”模式,遵循我國《網絡安全法》《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實施辦法》《關于銀行業金融機構做好個人金融信息保護工作的通知》的規定,堅持“選擇進入”規則,即未經用戶自主選擇同意,金融控股公司不得將其個人數據與非關聯方之外的第三方共享。

總之,“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只有動態地反思個人數據保護和金融發展這對矛盾,有取有舍,才是我國金融控股公司監管立法的“中道”。


互聯網銀行有效助力小微企業融資
評論
尹振濤 2019-03-19


一、小微企業是經濟和就業的“穩定器”

國家工商總局局長張茅曾指出,據國家統計局的抽樣調查,每戶小型企業能帶動7到8人就業,一戶個體工商戶帶動2.9人就業,可見近8000萬小微企業可以為中國創造了巨大的就業機會。特別是創新型小微企業的大量涌現,成為推動創新發展的活力源泉,為新常態下的結構轉換提供了新的動能。

作為民營經濟的重要構成,以小微企業為主體的民營經濟對中國經濟的意義更加不言而喻,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對此曾有“56789”的簡練總結:民營經濟占全部市場主體的比重超過90%,貢獻了全國80%以上的就業,70%以上的發明專利,60%以上的GDP和50%以上的稅收。

但根據公開數據顯示,目前中國 5600 萬家小微企業中,只有11.9%的中小企業能獲得銀行貸款。中小企業協會會長李子彬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小微企業獲得的貸款利率大多在13-15%,小微企業總的融資缺口達 22萬億。當小微企業資金周轉困難時,如求助社會資金,成本往往高達年化36%以上。

近兩年,雖然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獲得一定程度緩解,但大多數信貸需求在100萬元以下的小微企業仍沒有被滿足。傳統銀行在服務占總量不到20%的頭部中小企業方面有其優勢,但在觸達余下體量更小、代表我國經濟“毛細血管”的小微企業方面,力有不逮。

二、中央及各級部門高度重視小微企業貸款難問題

牽動著國民經濟的小微企業一直以來備受監管部門的重視,無論是財政、金融還是工商等國家部委,都對解決其發展問題提供了多項支持。例如金融監管部門對商業銀行有“三個不低于”的要求。即小微企業貸款增速不低于各項貸款平均增速;小微企業貸款戶數不低于上年同期戶數;申貸獲得率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中國工商部門將注冊資本實繳制改革為認繳登記制,極大地降低了資金門檻。同時,各地也逐步放寬住所登記條件,釋放住所資源,傳統的廠房、車庫等都可以成為創業創新的空間,大幅度降低創業成本,為草根創業和小微企業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2019年1月21日,習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專題研討班”上,再次強調“要切實解決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三、小微企業融資依然困難重重舉步維艱

一是,小微企業信用數據缺失,金融機構難以完成有效的風控和授信。絕大部分小微企業由于沒有可信的數據化記錄,小微企業運營成本、生意流水和客群消費類型等,都無法被金融機構獲知和核證,導致金融機構往往無法對其融資風險做出有效判斷。來自央行統計數字顯示,2018年3月金融機構小微企業貸款不良率為2.75%,比大型企業高1.7個百分點。

二是,傳統信貸模式在服務小微企業可持續性差。銀行向小微企業貸款的傳統模式是以線下風控、線下放貸為主,該模式決定其觸達更多小微企業難且動力不足。傳統銀行完成一家小微企業授信的成本數百元至數千元不等,時間周期需要一月至數月;人工成本方面,一位傳統銀行客戶經理每年僅能管理(包括貸前和貸后)10至20家小微企業。

三是,小微企業融資面臨“兩多兩難”問題,即“小微企業多、融資難,社會資本多、投資難”。民間資本有較大意愿成為小微企業融資的“輔助渠道”,但卻面臨“投資無門”。近年來,一些民營銀行和互聯網小貸公司利用數字技術開展線上風控、線上放貸,初步解決了小微企業融資的觸達、成本、風險等難題,但由于融資、放貸中的各種不合時宜的監管限制,導致其作用有限。

四、互聯網銀行下沉了金融服務的觸角

互聯網銀行(Internet bank or E-bank)是指借助現代數字通信、互聯網、移動通信及物聯網技術。互聯網銀行可以吸收存款,可以發放貸款,可以做結算支付。通過云計算、大數據等方式在線實現為客戶提供存款、貸款、支付、結算、匯轉、電子票證、電子信用、賬戶管理、貨幣互換、P2P金融、投資理財、金融信息等全方位無縫、快捷、安全和高效的互聯網金融服務機構。

互聯網銀行有如下特點:一是,互聯網銀行不設營業網點,更不設營業柜臺,全部在線上交易。這也是互聯網金融行業的一大特點,讓您足不出戶辦理業務。二是,互聯網銀行所有操作在線完成,足不出戶,流程簡單,服務方便、快捷、高效、可靠,真正的7*24小時服務;三是,通過互聯網技術,取消物理網點和降低人力資源等成本,具有極強的競爭優勢。

更為重要的是,互聯網銀行的目標客群主要是普通大眾和小微企業,同時,通過互聯網銀行具有強大的金融科技能力,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可以大大降低風控成本,縮短貸款審批速度,特別適合個人和小微企業貸款。以網商銀行為例,其將技術運用于小微金融服務,探索出小微企業的“310”新模式,即三分鐘申請貸款,一秒鐘到賬和零人工干預,不僅提高了效率,還降低了成本。過去發放一筆小微企業貸款的平均人力成本在2000元,而網商銀行通過技術支撐的“310”模式,每筆貸款的平均運營成本僅為2塊3,其中2元為計算和存儲硬件等技術投入費用。“310”背后是網商銀行及螞蟻金服長期積累的風控技術能力,包括10萬項以上的指標體系,100多個預測模型和3000多種風控策略。這些風控技術,一方面可以讓小微企業和經營者不用擔保和抵押,憑借信用就能進行貸款,另一方面,可以將銀行的不良率控制在1%以內。根據金融時報發布的《中國民營銀行發展報告》顯示,截至2018年底,網商銀行及其前身阿里小貸累計服務超1300萬小微企業和個體經營者,其中已經有超過600萬線下小微經營者獲得了網商銀行的貸款。線下小微經營者平均資金使用時長為50天,6個月內貸款超過3次的經營者卻達到35%。

五、進一步發揮互聯網銀行的作用

第一,支持鼓勵小微企業裝備數字化經營手段,積極擁抱數字化時代。當市場面臨龐大的需求缺口、銀行又難以實現客群下探的時候,新金融市場參與者正在成為一股重要的補充力量。從網商銀行等互聯網銀行的案例來看,小微企業融資這樣一個高風險低收益的生意,有望依賴技術和數據來解決。這就需要小微企業能夠盡管實現技術升級,裝備上數字化的經營手段,積極擁抱數字時代,以解決信用問題。

第二,鼓勵傳統金融機構和互聯網銀行進行合作,從資金和技術上實現優勢互補,共同助力小微企業融資。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互聯網銀行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是要想從全社會解決這個問題,同時互聯網銀行的力量尚顯微弱。只有合作才能最大限度的打通資金流和信息流,真正使主干道里面的金融資金、金融資源通過毛細血管真正滲透到每一個社會經濟的細胞之中,也就是中小企業、小微企業。這種合作要想持續,需要機制的保證,更需要監管部門的鼓勵。


金融科技在革新金融模式等方面大有空間 不應僅停留在獲客營銷
采訪
尹振濤 2019-03-04

尹振濤指出,近兩年來,監管取向實際是在不斷變化。現在是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過程,這是一種運動式的監管方式,并不是一個長效化的機制,在這個過程中,主要呈現以下幾個鮮明特征:

一是補充之前的監管漏洞和空白,尤其是在互聯網金融領域出臺了很多政策;二是監管在逐漸加強,行業在摸索的同時,監管機構也在摸索如何更好地管理互聯網金融領域;三是不斷得補充一些新的領域,不僅圍繞現有互聯網金融的幾種模式,同時也出臺了關于校園貸、現金貸等很多政策。

尹振濤表示,這個行業的確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P2P為例,雖然經歷了2018年6、7月的雷潮,但是,到了2019年年初,市場規模并沒有減少,投資人也在增多,同樣更多的產品或者投資也聚集在頭部平臺。目前行業呈現的是正常的發展趨勢,一些好的表現,也說明這個市場是必然要存在的,同時監管是有效果的。 談及金融科技發展趨勢,尹振濤認為,“這很難判斷,但是從市場發展來看,以前的金融科技領域更注重的是應用。實際上技術并沒有太多,只是線上應用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包括網貸、支付領域等都是如此,下一步監管和行業應該在技術方面更加的投入。金融科技在革新金融模式、金融邏輯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間,而不只是停留在獲客營銷或者是擴大應用范圍,并且從國際競爭來看,這也是我國的一個短板。” 尹振濤進一步指出,不管是金融科技的從業人員,還是企業,首先要對監管存敬畏之心。對企業內部來說,要尊重風險,不管是從事科技還是其他類型業務,都是跟金融有關,而金融本身內涵的邏輯就是要做好風險管理和風險防控。只要把握住風險,把握住對監管的敬畏,就不會出現大問題。 尹振濤表示,合法合規事項是底線,是必須要做到的,而要做的更好,更重要的是不忘初心,不管模式怎么創新,都要為如何助力這個行業更好的發展服務。


美聯儲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十年回望
評論
尹振濤 2019-02-27


由美國次貸問題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是一次系統性金融危機,不僅國際金融市場遭遇重創,而且全球經濟陷入了“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衰退。為了應對這個系統性金融風險,很多經濟體出臺了史無前例的政策措施以挽救崩潰的金融體系和失衡的經濟體系,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紛紛走向寬松的政策框架,基準利率不斷下調至零利率。

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實質上是相關貨幣政策當局在面對傳統政策難題尤其是名義利率“零約束”以及金融市場結構性問題日益凸顯的情況下,開動“印鈔機”以總量擴張的方式向市場輸入流動性,同時還以各種資產規模計劃變相為財政融資或為企業部門提供信用保障。在市場信心缺失、投資萎縮的情況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向市場釋放的巨量流動性,以緩釋市場緊張導致的估值體系崩潰和防止“明斯基時刻”引致的信用驟停,進而扭轉投資信心,最后實質改善經濟狀況和就業狀況。過去十年,美國貨幣政策以量化寬松為主導,經歷了危機救援、經濟復蘇和政策整固三個階段,基本形成了一個金融貨幣政策的完整周期。

危機救援

2007年美國房價泡沫破滅,大規模次貸危機造成美國金融市場瀕臨全面崩潰,全國經濟陷入深度衰退。美聯儲連續進行10次的降息操作將基準利率降低至零區間,但是,美國金融市場仍然沒有擺脫危機,美國經濟更是陷入了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衰退,美國失業率迅速攀升至10%的水平,美國傳統貨幣政策已基難以有效應對金融危機。

這一時期,美聯儲悉數使用了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以及相應的政策手段,對金融市場進行了全面的干預。一是通過公開市場操作注入流動性,二是降低聯邦基金基準利率,三是降低貼現率,這一系列措施暫時性地緩解了美國金融市場地流動性緊張問題。但是進入2007年底,金融危機風險蔓延,市場信心再度受挫,金融市場形勢進一步惡化。隨著危機的擴散和升級,美聯儲在2007年12月之后,相繼推出了三種新的流動性管理工具:期限拍賣融資便利(TAF)、一級交易商信貸便利(PDCF)和定期證券借貸便利(TSLF),這些非傳統工具的應用,一方面延長了流動性管理的期限,增強了流動性管理的靈活性,另一方面增強了對市場利率的管理,但是仍然未能實現完全意義上的危機救助操作效果。

經濟復蘇

為挽救處于水火之中的美國經濟,自2008年起美聯儲先后推出了四輪非常規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主要目標是進一步緩釋金融體系的流動性風險和降低長期利率以提振實體經濟發展。

第一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QE1)。次貸危機的爆發,導致美國金融市場的中介功能被極大程度地削弱,利率等傳導渠道因此嚴重受阻,傳統貨幣政策的操作空間極為有限,致使美國經濟復蘇陷入遲緩局面。為使美國經濟盡快打破衰退僵局,確保市場恢復穩定運行,美聯儲于2008年11月25日將購買5000億美元的政府支持企業(GSEs)房利美、房地美、聯邦住房貸款銀行與房地產有關的直接債務,以及將購買1000億美元的由兩房與聯邦政府國民抵押貸款協會所擔保的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BS)。這標志著美國首輪量化寬松政策(QE1)正式開始,持續至2010年4月28日,美聯儲首輪量化寬松政策正式結束。

美聯儲第一輪量化寬松政策的主體是通過購買國家擔保的問題金融資產,向信貸市場注入流動性,其旨在重塑金融信用,穩定市場。在第一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執行期間,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規模從0.88萬億美元擴大至2.3萬億美元,擴張近3倍;美國的基礎貨幣也從0.9萬億美元升至 2萬億美元,增度超過1.5倍。然而,盡管QE1緩解了次貸危機之后美國干涸的流動性,但也并未能從根本上挽救美國經濟。美國實體經濟復蘇疲軟,就業增加緩慢,首輪量化寬松政策結束后,美國失業率甚至不降反升,由之前的6.8%進一步上升至9.7%。這也為美聯儲日后繼續使用量化寬松政策埋下了伏筆。

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QE2)。在QE1退出之后,美國經濟的各項隱患又再次浮出水面。2010年4月之后美國各項經濟數據的表現令人失望,經濟復蘇步履蹣跚。QE1之后的美國實際GDP環比增速遠低于次貸危機爆發之前的水平,其中投資對GDP貢獻僅占20%左右;而受制于失業率的持續攀升,個人實際消費水平也遠未恢復至危機前的平均水準,無法從根本上拉動美國經濟的復蘇。此外,美國經濟的失衡狀況日趨嚴重,這也對美國經濟的中長期發展造成了制約。

為防止美國經濟復蘇出現逆轉勢頭,在傳統貨幣政策調控空間缺失的情況下,受壓于現實需求,美聯儲宣布再度啟動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QE2)。2010年11月3日,美聯儲正式推出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QE2的主要手段包括:其一,繼續維持聯邦基金利率在0-0.25%區間內(即近零水平);其二,增加購買長期國債規模,計劃每月購買額度預計為750億美元,直至2011年6月底,累計購買6000億美元的財政債券和機構債券;其三,對到期國債實施展期,借此繼續維持美國經濟整體的低利率水平,從而刺激信用市場和真實經濟的復蘇。

遺憾的是,在美聯儲實施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后,雖然美國經濟呈溫和增長態勢,但失業率仍維持高位。此外,美國家庭消費開支增速有所下降,但企業固定資產投資繼續增長,盡管房地產市場出現了一些積極信號,但依然處于低迷狀態。

第三與第四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QE3、QE4)。受歐債危機持續發酵的負面影響,2012年起,美國經濟再次出現下滑跡象,2012年第二季度美國GDP增速跌至1.5%,經濟疲軟態勢嚴峻。同時,美國就業市場表現也大幅低于市場預期,2012年8月美國新增就業人數為9.6萬,遠低于市場預期的13萬左右。歐債危機對全球經濟的負面溢出效應,致使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放緩,美元面臨升值壓力,導致美國經濟復蘇乏力,前景不明。為了從根本上解決美國失業高企和經濟低迷等問題,美聯儲啟動了第三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

2012年9月13日,為改善就業市場、刺激經濟復蘇,美聯儲宣布正式啟動第三輪量化寬松(QE3)。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主要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美聯儲每月購買400億美元規模的抵押貸款支持證券,直至疲弱的就業市場呈現持續好轉態勢。須特別指出,與前兩輪量化寬松政策不同,美聯儲并未對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的購買總量與購買時限進行明確的說明與限制,而僅僅公布了QE3中每月的購買額度。二是,美聯儲將在 2012 年年底前,繼續執行QE2中的“扭轉操作”。三是,美聯儲將聯邦基金利率維持在0-0.25%的低位區間不變的時間從QE2公布的2014 年年底延長至QE3中的2015年中期。與前兩輪量化寬松政策相比,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的目標更加明確,直指美國就業市場。

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的實施使得2012年美國經濟呈現出明顯的U型走勢。2012年美國實際GDP表現整體優于2011年,前三季度呈現先降后升的運行趨勢。與此同時,隨著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的不斷推進,美國財政狀況卻持續惡化,財政赤字壓力巨大,財政政策陷入兩難境地,政策失衡致使美國經濟復蘇嚴重依賴于非常規貨幣政策。

2012年12月,在經濟預期尚不明朗且扭轉操作即將到期的情況下,美聯儲于12月12日再次宣布推出第四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以提振勞動市場,進一步刺激經濟復蘇。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宣布的第四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內容包括:第一,在失業率高于6.5%且未來一兩年內通脹率預期不超過2.5%的情況下,美聯儲將繼續維持聯邦基金利率在0-0.25%的區間不變;第二,美聯儲繼續延長到期計劃,每月購買450億美元的長期國債,以替代“長債換短債”的扭曲操作,但不再以短期資產進行置換。QE4事實上再度擴大了貨幣供給總量,至此,美聯儲每月購買資產總計已經達到了850億美元。

與前三輪量化寬松政策相比,QE4表現更為直接,美聯儲公開將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目標作為短期利率上調的門檻條件,政策前提更加具體,即強化了“閥值”在市場預期管理中的作用。隨著美聯儲第三、四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不斷推進,2013年12月起,美國經濟逐步改善,就業市場出現好轉。

政策整固

2014年美國經濟基本恢復至金融危機之前的水平,美聯儲考慮到大規模量化寬松政策可能對潛在通貨膨脹以及金融風險定價的扭曲,在2014年底開啟非常規貨幣政策的正常化進程:一是退出量化寬松政策,二是加息,三是央行資產負債表整固。此后,2014年,美聯儲接連實施了縮減量化規模的政策,不斷減少國債的購買規模,此舉也預示著美國正在逐步退出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

2014年10月29日,美聯儲正式對外宣布,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具體路徑表現為:首先,逐步減少每月資產購買計劃的規模,其次,上調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并推動目標利率收斂于基準利率;最后,停止持有到期證券本金的再投資,并逐步縮減資產負債表。這樣循序漸進的退出路徑,有助于貨幣政策發揮更大的作用,與此同時,還可以避免由此引發的市場緊縮預期。

美國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為國內經濟的復蘇帶來了極為有利的助力作用,與此同時,也在防止金融危機影響的全球蔓延、促進全球經濟的復蘇回暖等方面,起到了顯著的促進作用。然而不可否認的是,與美國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為全球許多國家帶來影響相類似,美聯儲宣布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之舉,同樣給世界經濟帶來了較大的震動。

未來展望

2017年美聯儲經過3次加息,將利率區間上調到1.25%-1.50%,標志了美國貨幣政策的逐步緊縮。通過高收益率吸引海外資金注入,促進國內經濟增長。同時,也趁當前美國經濟短暫復蘇,及時加息,以為日后調整留有余地。此外,2017年10月起美聯儲開始啟動漸進式被動縮表,通過停止對到期國債和MBS的再投資,減少市場中流通的貨幣。此舉是對加息的強有力補充,進一步緊縮了貨幣政策,有助于推高美元走勢,遏制金融市場上的過度泡沫,也為下一次可能到來的危機留有更多應對工具。

美聯儲“縮表”問題成為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新的焦點。利率政策調整和縮表獨立實施還是組合實施取決于兩種政策相互替代的程度,相對的精確度,以及其各自對經濟活動產生的影響。目前短期名義中性利率處于歷史地位,即使其收斂至長期名義中性利率,仍然偏低。如果經濟經遭遇與過去同等程度的負面沖擊,受到有效下限的約束,名義利率沒有足夠的空間做出調整應對危機。相對于同時采取利率政策調整和縮表,維持資產負債表規模將有助于名義利率以更快的速度提升,以應對經濟在低利率邊界的不對稱風險。

面對美聯儲起伏不定的加息節奏和縮表步驟,中國政府應穩步推進國內經濟金融結構性改革。做好各類預案措施,針對不同情景,加強政策儲備。建立快速反應機制,控制風險蔓延范圍和程度,降低應對外部風險的成本和風險造成的損失。(國家開發銀行、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聯合課題組)


關于做好網貸機構分類處置和風險防范工作的意見
評論
尹振濤 2019-02-15


1月21日消息,今日,網上流傳一份疑似監管文件顯示,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P2P網貸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于日前聯合發布了《關于做好網貸機構分類處置和風險防范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175號文”),文件對網貸機構的分類處置和風險防范工作做了部署。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法與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金融法律與金融監管研究基地秘書長尹振濤對該文件做出最新解讀,新發布的175號文,最值得關注的內容包括兩點:

一是,針對高風險機構,在清退退出前,不允許金融機構為網貸平臺提供擔保增信。那么之前的引入第三方擔保機構,保險信用違約險的模式可能走不通了。雖然該規定只針對高風險在營機構,但今后第三方增信模式應該也會收到影響。其中,第三方擔保影響不大,仍是下一步P2P網貸增信的主流模式。但是網貸與保險機構合作的模式可能無法繼續了,這與之前銀保監會加強保險機構與互聯網金融合作的監管方向一致。

二是,允許有條件的合規機構轉型網絡小貸和助貸導流機構。要知道網絡小貸可不再是信息中介而是信用中介了。這是官方第一次為P2P網貸轉型打開了信用中介的口子,這一條值得期待。那些合規的大型平臺,特別是股東和資金實力較強的平臺,可以在滿足網絡小貸申請資質的要求情況下,申請具有信用中介屬性的金融機構牌照,當然也會按照比P2P更嚴的監管標準展業。

以下是該文件文字版全文: 

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P2P網貸借貸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

整治辦函〔2018〕175號

關于做好網貸機構分類處置和風險防范工作的意見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深圳市網貸風險應對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各省(區、市、計劃單列市)P2P網貸風險專項整治工作聯合工作辦公室:

為深入貫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于防范化解網貸行業風險工作的決策部署,按照“抓兩頭、促中間”的工作思路和“細化政策、分類實施”的工作要求,加快網貸行業風險出清,現就做好網貸機構分類處置和風險防范工作提出以下意見。

一、總體工作要求

堅持以機構退出為主要工作方向,除部分嚴格合規的在營機構外,其余機構能退盡退,應關盡關,加大整治工作的力度和速度。同時,穩妥有序推進風險處置,分類施策、突出重點、精準拆彈,確保行業風險出清過程有序可控,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和大規模群體性事件的底線。

二、有效分類

各地應充分利用《關于開展P2P網絡借貸機構合規檢查工作的通知》(網貸整治辦函(2018)63號)、《關于開展P2P網絡借貸機構風險摸排檢査與制定風險處置預案有關工作的通知》(整治辦函〔2018)105號)的工作成果,在摸清轄內P2P網貸機構底數的基礎上,按照風險狀況進行分類,繪制風險圖譜,明確任務清單。

(一)已出險機構。指出現出借人資金無法正常兌付或其他重大風險隱患,風險已經暴露,已不能正常運營的網貸機構,按照公安部門是否立案分為兩類:

1.已立案機構。既包括公安部門接收案件后,經審查認為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貴任,予以立案的機構;也包括對于公民報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公安部門已接受的涉事機構。

2.未立案機構。根據出險后是否配合政府有關部門開展風險處置工作,分為兩類:

(1)惡意退出類機構,包括實際控制人、高管失聯跑路,或雖未失聯跑路但不配合當地政府進行風險處置的機構。

(2)主動清退類機構,指已對外發布退出公告,且能在當地政府監督下有序開展風險處置的機構。

(二)未出險機構。按照存量業務規模進行分類:

1.僵尸類機構。指待償余額或新業務發生額超過三個月為零,關閉發標、投標功能或者相應功能運轉不正常等可實質性被認定為非正常運營的機構。

2.規模較小機構。各省根據轄內實際情況,綜合待償金額和出借人數等因素確定。

3.規模較大機構。根據風險狀況進行分類:

(1)高風險機構。符合以下特征之一的,列入為高風險機構:存在自融、假標,或者資金流向不明的;項目逾期金額占比超過10%的;負面輿情和信訪較多的;拒絕、怠于配合整治要求的;合規檢查發現存在“一票否決”事項的。

(2)正常機構。指暫未發現具有高風險機構特征的機構。

三、分類處置指引

(一)已立案機構處置指引

工作目標:提高追贓挽損水平,穩控投資者情緒。

1.與當地公安部門緊密配合,掌握機構追贓挽損進度。

2.與當地信訪部門緊密合作,做好群眾安撫和信訪接待工作。

3.及時公告機構信息,并做好網絡輿情管控,尤其是對自媒體與情做好監測。

(二)已出險未立機構處置指引

工作目標:平穩有序處置風險,不發生群體性事件。

1.當地政府成立風險處置專項小組,落實督導出險機構的回應維權訴求、風險化解和處置職責。建立線上線下溝通投訴機制,將上訪人員穩控在當地,確保不串訪。

2.對于失聯跑路以及不配合當地政府進行風險處置的機構,及時將相關線索移送當地處置非法集資工作機制或公安部門。

3.壓實機構責任,加強人員管控和重點盯防,要求機構實際控制人、高管入員承諾“六不”(不跑路、不關停、不變更地址和主要股東、不隨意處置資產、不損壞資料、不新增業務),主動與投資人溝通;監督機構制定兌付方案并實施,明確實質性退出時間點。

4.協調金融機構管控機構賬戶以及實際控制人、高管人員的個人資金賬戶,防止投資人資金被非法向境外轉移或轉入個人及關聯機構賬戶。

5.堅決打擊惡意逃廢債行為,進一步梳理失信借款人信息,完善數據精準度并及時上報,按既定程序納入征信系統。

6.對接資產管理公司等機構,探索通過資產管理公司購買資產、并購重組、托管清收等手段化解網貸風險。

7.提前部署維穩工作,密切跟蹤機構退出進展,無法實現良性退出的,及時移送處置非法集資工作機制或公安部門。

(三)僵尸類機構處置指引

工作目標:盡快推動機構主體退出

1.將僵尸類機構名單對外公告,要求其限期辦理工商登記注銷,關閉網站或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序(簡稱APP)。

2.公告期結東,未出現投資者主張存量債權的,由各省網貸整治辦出具意見,移送市場監管部門列入異常經營名錄,依法提請吊銷營業執照,協調網信部門、電信主管部門關閉網站、下架APP。

(四)在營規模較小機構處置指引

工作目標:堅決推動市場出清,引導無風險退出。

1.逐個約談機構實際控制人、高管,講明要求其限期退出的相關政策和時間要求。

2.對于不愿主動退出的機構,通過合規檢查,嚴查其違法違規行為;發現嚴重違法違規行為的,立即移送處置非法集資工作機制或公安部門,同時將其實際控制人和高管人員列入涉金融領域黑名單。

3.要求機構制定退出計劃,嚴格執行“雙降”要求,在存量業務清零前,定期向網安中心數據報送管理系統填報數據。

(五)在營高風險機構管控指引

工作目標:穩妥推動市場出清,努力實現良性退出。

1.通過合規檢查和資金監測分析,評估風險狀況,掌握機構主要違法違規行為的證據。人民銀行分支機構、銀保監局協調商業銀行、第三方支付機構對機構資金流向進行查詢,重點關注自融、假標和資金流向異常等行為;涉及到跨省查詢的,由人民銀行分支機構負責跨省協調。

2.約談機構實際控制人及高管,講明要求其退出的政策要求,督促其制定退出計劃并開展壓力測試,壓實股東責任。

3.確定專人負責高風險機構風險管控工作,定期約談機構實際控制人、高管人員,記錄相關人員聯系方式、常住地址,熟悉機構業務情況,掌握主要風險點。制定機構風險應急預案,定期備份機構業務數據,收集投資人和借款人名單。

4.嚴格管控存量規模和投資人數,執行“雙降”要求,定期向網安中心數據報送管理系統填報數據,執行資產分布穿透檢查,避免發生機構通過發布虛假標的挪用出借人資金將資金投向房地產、股市等情況。

5.嚴格防范風險向持牌金融機構傳導蔓延,嚴格執行“四不準”要求,即金融機構不準通過網貸機構融資、不準為網貸機構提供擔保增信、不準接受網貸機構投資、不準銷售網貸機構產品。

6.對于資金缺口過大、“雙降”要求落實不力、拒絕或怠于配合整治要求機構,及時移送處置非法集資工作機制或公安部門。

7.設置高風險機構情監測關詞,做好網絡情監測,避免自媒體散布不實言論,引發公眾恐慌情緒。

(六)正常送營機構工作指引

工作目標:堅決清理違法違規業務,不留風險隱患。

1.開展合規檢查,對檢查中發現的問題,督促機構認真落實邊查邊整、即查即改。

2.嚴格管控存量規模和投資人數,執行“雙降”要求,定期向網安中心數據報送管理系統填報數據。

3.督促機構開展集中信息披,強化對網貸機構的社會監督。

4.資金存管銀行要加強對網貸資金交易流轉環節的監督管理,防范網貸資金用風險;發現相關風險線索,及時報告監管部門。

5.定期評估機構風險狀況,根據風險變化情況及時對機構分類進行調整。

6.積極引導部分機構轉型為網絡小貸公司、助貸機構或為持牌資產管理機構導流等。

四、有關要求

(一)名單制管理。網貸機構整治名單已鎖定為網安中心數據報送管理系統中錄入的機構,對于系統內未正常報數的網貸機構以及系統名單外的機構,各省網貸整治辦要立即移送當地處置非法集資工作機制進行處置。各省網貸整治辦應加強網安中心數據報送管理系統中的信息維護,對每家網貸機構進行分類標識,在機構分類變化時及時更新機構狀態。

(二)集中信息披露工作要求。各省網貸整治辦負責本地區網貸機構集中信息披露工作組織實施,確定集中信息披露機構名單。對于中互金協會會員機構,由各省網貸整治辦和中互金協會共同督促其繼續在全國互聯網金融登記服務平臺進行信息披露;不是中互金協會會員的機構,各省網貸整治辦可指定在本地協會或有關部門已建成的平合進行集中信息披露,或委托中互金協會開展集中信患披露,相關工作應于2019年3月底前完成。

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人民銀行金融市場司代章)

P2P網貸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銀保監會普惠金融部代章)

 

2018年12月19日


三層次政策應對系統性金融風險
演講
鄭聯盛 2019-02-15

從金融市場衍生機制來看,系統性金融風險具有三個重要根源:第一,實體經濟的沖擊。金融風險無時無刻存在,只是以前中國經濟發展特別快,所以掩飾了相關風險,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轉換,金融風險、包括銀行不良資產問題可能會日漸凸顯。第二,金融體系內部自身風險。中國金融部門增加值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位居全球最高水平,這種現象是否會在金融體系運行過程當中產生巨大風險,需要我們考慮。第三,外溢效應,即外部沖擊。如美國貨幣政策變化會對美國國債收益率產生進一步影響,由于美國國債收益率是全國無風險利率指標,美國貨幣政策變化會不會對日本、中國或其他國家產生實質性影響。更重要的是,這三種根源是否會發生共振現象,更需要關注。

在政策應對上,一般從時間和空間維度來認識金融市場風險,這也是國際清算銀行、國際金融穩定理事會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相對比較認可的框架。時間維度上最重要的問題,也是過去十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的重要原因,是順周期效應。在空間維度上,銀行體系風險及各個市場之間的傳染效應是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的另一個重大環節。在政策建議上,主要是基于宏觀審慎管理和行業微觀監管兩個維度來認識我國金融市場風險及其監管問題。

銀行、房地產、債券市場等重要領域的風險需要進行了重點研究。首先,銀行部門的風險。銀行在中國金融市場中占有核心地位,銀行的風險基本可等同于中國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經過三四十年的發展,我國銀行表內風險和表外風險差異巨大。其中,表內風險主要表現為不良資產問題,但數據顯示中國表內銀行業風險較小。表外問題則非常特殊,因為它和其他金融部門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其次,證券市場特別是債券市場的風險。中國現已成為全球第三大債券市場,僅次于美國、日本,證券市場對中央、地方及企業的融資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債券市場關乎金融體系的穩定性,特別是債券市場的利率及流動性。美國貨幣政策變化后,美債和中國國債收益率上升,一度使得中國證券市場發行變得非常困難,甚至債券收益率比貸款利率還高,這代表直接融資市場成本比間接融資市場成本還高,這是不正常的。第三,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化風險。房地產市場已成為中國的主導產業,關乎實體經濟與金融部門,這個產業是否存在潛在風險也是我們需要關注的焦點,其中,日本相關經驗可供我國借鑒。另外,報告還提出了影子銀行、資產管理、股票市場、外匯市場等領域或行業的潛在風險。

在政策建議方面,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應對應三個層次綜合施策。第一,系統性風險應對機制。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金融穩定理事會的政策推薦,為應對潛在系統性風險時,宏觀審慎管理框架需發揮的主導職能。第二,貨幣政策的應對。貨幣政策掌控信用總閘門,穩健貨幣政策是基礎。同時,貨幣政策在應對系統性風險過程當中,特別是流動性風險管理的功能是非常突出。廣場協議之后,日本貨幣政策發揮很大功能,但是政策的非審慎性又造成房地產泡沫,這是值得中國借鑒的;第三,行業及功能監管。房地產、銀行、資產管理等行業或領域的監管應是機構、行業及功能相統一。


央行“三定”方案解讀:貫徹落實“雙支柱”調控框架
評論
尹振濤 2019-02-02


2月2日,中國機構編制網發布《中國人民銀行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研究基地梳理發現,《規定》明確將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即“金融委”)辦公室設置在央行;央行增加宏觀審慎職能;央行領導班子配置也發生變化,由原來的“一正六副”變為“一正四副”;在原有職責基礎上,增加了部分監管職責;在機構設置方面,發生了相應的增減。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金融法律與金融監管研究基地秘書長尹振濤對央行“三定”方案做出最新解讀:

從剛剛公布的中國人民銀行新三定方案來看,主要變化是撤銷原貨幣政策二司,改設宏觀審慎管理局。原貨政二司主要負責人民幣國際化匯率問題,但隨著匯率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推進及一帶一路倡議下的人民幣走出去,其職能變得越來越模糊。改設宏觀審慎管理局是貫徹落實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健全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的要求。自此,貨幣政策司與宏觀審慎管理局將成為央行貨幣政策、金融穩定的兩個核心抓手,央行的金融監管職能也伴隨著宏觀審慎管理局的確立而被進一步加強。從具體的職能來看,央行金融監管職能的新意更多體現在:牽頭負責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和應急處置,負責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團和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基本規則制定、監測分析和并表監管,牽頭組織制定實施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恢復和處置計劃等幾個方面。

以下是該規定文字版全文:

中國人民銀行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

第一條 根據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和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批準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制定本規定。

第二條 中國人民銀行是國務院組成部門,為正部級。

第三條 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金融委)辦公室設在中國人民銀行,接受金融委直接領導,承擔金融委日常工作,負責推動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于金融工作的決策部署和金融委各項工作安排,組織起草金融業改革發展重大規劃,提出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處置和維護金融穩定重大政策建議,協調建立中央與地方金融監管、風險處置、消費者保護、信息共享等協作機制,承擔指導地方金融改革發展與監管具體工作,擬訂金融管理部門和地方金融監管問責辦法并承擔督導問責工作等。設金融委辦公室秘書局,負責處理金融委辦公室日常事務。中國人民銀行的內設機構根據工作需要承擔金融委辦公室相關工作,接受金融委辦公室統籌協調。

第四條 中國人民銀行貫徹落實黨中央關于金融工作的方針政策和決策部署,在履行職責過程中堅持和加強黨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主要職責是:

(一)擬訂金融業改革、開放和發展規劃,承擔綜合研究并協調解決金融運行中的重大問題、促進金融業協調健康發展的責任。牽頭國家金融安全工作協調機制,維護國家金融安全。

(二)牽頭建立宏觀審慎管理框架,擬訂金融業重大法律法規和其他有關法律法規草案,制定審慎監管基本制度,建立健全金融消費者保護基本制度。

(三)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信貸政策,完善貨幣政策調控體系,負責宏觀審慎管理。

(四)牽頭負責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和應急處置,負責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團和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基本規則制定、監測分析和并表監管,視情責成有關監管部門采取相應監管措施,并在必要時經國務院批準對金融機構進行檢查監督,牽頭組織制定實施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恢復和處置計劃。

(五)承擔最后貸款人責任,負責對因化解金融風險而使用中央銀行資金機構的行為進行檢查監督。

(六)監督管理銀行間債券市場、貨幣市場、外匯市場、票據市場、黃金市場及上述市場有關場外衍生產品;牽頭負責跨市場跨業態跨區域金融風險識別、預警和處置,負責交叉性金融業務的監測評估,會同有關部門制定統一的資產管理產品和公司信用類債券市場及其衍生產品市場基本規則。

(七)負責制定和實施人民幣匯率政策,推動人民幣跨境使用和國際使用,維護國際收支平衡,實施外匯管理,負責國際國內金融市場跟蹤監測和風險預警,監測和管理跨境資本流動,持有、管理和經營國家外匯儲備和黃金儲備。

(八)牽頭負責重要金融基礎設施建設規劃并統籌實施監管,推進金融基礎設施改革與互聯互通,統籌互聯網金融監管工作。

(九)統籌金融業綜合統計,牽頭制定統一的金融業綜合統計基礎標準和工作機制,建設國家金融基礎數據庫,履行金融統計調查相關工作職責。

(十)組織制定金融業信息化發展規劃,負責金融標準化組織管理協調和金融科技相關工作,指導金融業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

(十一)發行人民幣,管理人民幣流通。

(十二)統籌國家支付體系建設并實施監督管理。會同有關部門制定支付結算業務規則,負責全國支付、清算系統的安全穩定高效運行。

(十三)經理國庫。

(十四)承擔全國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工作的組織協調和監督管理責任,負責涉嫌洗錢及恐怖活動的資金監測。

(十五)管理征信業,推動建立社會信用體系。

(十六)參與和中國人民銀行業務有關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開展國際金融合作。

(十七)按照有關規定從事金融業務活動。

(十八)管理國家外匯管理局。

(十九)完成黨中央、國務院交辦的其他任務。

(二十)職能轉變。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創新調控方式,構建發展規劃、財政、金融等政策協調和工作協同機制,強化經濟監測預測預警能力,建立健全重大問題研究和政策儲備工作機制,增強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協同性。圍繞黨和國家金融工作的指導方針和任務,加強和優化金融管理職能,增強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金融監管政策的協調性,強化宏觀審慎管理和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職責,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按照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職能轉變的工作要求,進一步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和金融市場改革,著力規范和改進行政審批行為,提高行政審批效率。加快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加強事中事后監管,切實提高政府服務質量和效果。繼續完善金融法律制度體系,做好“放管服”改革的制度保障,為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撐,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平穩健康發展。

第五條 中國人民銀行設下列內設機構:

(一)辦公廳(黨委辦公室)。負責機關日常運轉,承擔信息、安全、保密、信訪、政務公開、新聞宣傳等工作。承擔中國人民銀行黨委辦公室日常工作。

(二)條法司。擬訂相關法律法規草案,擬訂、審核規章。擬訂銀行業、保險業重要法律法規草案和審慎監管基本制度。承擔合法性審查和中央銀行法律事務。承擔行政復議和行政應訴工作。

(三)研究局。綜合研究金融業改革、發展及跨行業重大問題,牽頭起草金融業改革發展規劃,研究促進金融業對外開放的政策措施。圍繞中央銀行職責,研究分析宏觀經濟金融運行狀況,以及貨幣信貸、金融市場、金融法律法規等重大政策或制度執行情況,提出政策建議。

(四)貨幣政策司。擬訂貨幣政策,參與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工作。推進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擬訂并組織實施公開市場操作、存款準備金、再貸款、再貼現等貨幣政策工具調控方案,調控利率和流動性水平。創新貨幣政策工具。牽頭宏觀審慎評估,擬訂并實施外匯市場調控方案。擬訂并實施貨幣政策委員會工作制度。

(五)宏觀審慎管理局。牽頭建立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和基本制度,以及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評估、識別和處置機制。牽頭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團和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基本規則擬訂、監測分析、并表監管。牽頭外匯市場宏觀審慎管理,研究、評估人民幣匯率政策。擬訂并實施跨境人民幣業務制度,推動人民幣跨境及國際使用,實施跨境資金逆周期調節。協調在岸、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推動中央銀行間貨幣合作,牽頭提出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政策建議。

(六)金融市場司。擬訂金融市場改革、開放和發展規劃。監督管理銀行間債券市場、貨幣市場、外匯市場、票據市場、黃金市場及上述市場有關場外衍生產品。擬訂公司信用類債券市場及其衍生產品市場基本規則。承擔重要金融基礎設施建設規劃并統籌實施監管的具體工作。統籌互聯網金融監管,評估金融科技創新業務。擬訂并組織實施宏觀信貸指導政策,承擔國務院交辦的小微、“三農”、科技創新等結構性金融政策協調具體工作。

(七)金融穩定局。監測和評估系統性金融風險,牽頭提出防范和化解風險的政策建議、處置方案并組織實施。牽頭跨市場跨業態跨區域金融風險識別、預警和處置,以及資產管理業務等交叉性金融業務的基本規則擬訂、監測分析和評估。推動實施國家金融安全審查工作。承擔運用中央銀行資金的金融機構重組方案的論證審查工作,參與有關機構市場退出或重組等工作。按規定管理中國人民銀行在金融風險處置中形成的資產,對因化解金融風險而使用中央銀行資金機構的行為進行檢查監督。組織實施存款保險制度,根據授權管理存款保險基金。

(八)調查統計司。擬訂金融業綜合統計規劃,制定統一的金融統計標準與制度。承擔金融統計,采集數據、編制報表。建設國家金融基礎數據庫并實現信息共享。按規定公布統計調查結果并提供咨詢。承擔服務中央銀行政策的調查分析及預測。

(九)支付結算司。組織國家支付體系建設并實施監督管理。擬訂支付結算業務規則及銀行賬戶和支付賬戶管理規章制度,組織落實銀行賬戶和支付賬戶實名制。擬訂電子支付、數字支付及其他支付工具業務規則。組織建設和監督管理中國境內及跨境支付、清算、結算系統。組織開展金融市場基礎設施評估,推動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并擬訂相關業務規則。監督管理非銀行支付機構、清算機構及其他支付服務組織。開展支付信息運用和監管。組織中國人民銀行會計核算。

(十)科技司。擬訂金融業信息化發展規劃,承擔金融標準化組織管理協調工作。指導協調金融業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建設以及金融業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編制并推動落實金融科技發展規劃,擬訂金融科技監管基本規則,指導協調金融科技應用。承擔中國人民銀行科技管理、信息化規劃和建設等工作。

(十一)貨幣金銀局(保衛局)。擬訂并組織實施貨幣發行、現金管理、黃金及其制品進出口管理的有關政策制度。承擔人民幣管理工作,維護人民幣流通秩序。牽頭組織反假貨幣工作,收集監測假幣情報信息,研究分析形勢及規律特點。擬訂并組織實施人民幣發展規劃和生產計劃,承擔人民幣調撥和發行庫管理工作。管理現金投放、回收和銷毀。保管國家儲備金銀;負責中國人民銀行系統安全保衛工作。

(十二)國庫局。擬訂并組織實施國庫資金銀行支付清算制度,參與擬訂國庫管理和國庫集中收付制度。為財政部門開設國庫單一賬戶,辦理預算資金收納、劃分、留解、退付和支撥業務。統計分析國庫資金收支。定期向同級財政部門提供國庫單一賬戶收支和現金情況,核對庫存余額。承擔國庫現金管理有關工作。按規定履行監督管理職責,維護國庫資金安全與完整。代理國務院財政部門向金融機構發行、兌付國債。

(十三)國際司(港澳臺辦公室)。承擔金融業開放相關工作,參與相關全球經濟金融治理。承擔中國人民銀行與相關國際金融組織、各金融當局及港澳臺的交流合作。承擔中國人民銀行系統外事管理和駐外機構業務指導。協調相關國際金融合作和規則制定,參與對外投融資合作。開展國際金融調研。

(十四)征信管理局。組織擬訂征信業和信用評級業發展規劃、法律法規制度及行業標準,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推動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征信系統,承擔征信市場準入及對外開放管理工作。監督管理征信系統及其接入機構相關征信行為,維護征信信息主體合法權益并加強個人征信信息保護。

(十五)反洗錢局。組織協調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工作。牽頭擬訂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政策規章。監督檢查金融機構及非金融高風險行業履行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義務情況。收集分析監測相關部門提供的大額和可疑交易信息并開展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調查,協助相關部門調查涉嫌洗錢、恐怖融資及相關犯罪案件。承擔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國際合作工作。

(十六)金融消費權益保護局。綜合研究金融消費者保護重大問題,擬訂發展規劃和業務標準,建立健全金融消費者保護基本制度。牽頭建立金融消費者保護協調機制,統籌開展金融消費者教育,牽頭構建監管執法合作和非訴第三方解決機制。協調推進相關普惠金融工作。依法開展中國人民銀行職責內的金融消費權益保護具體工作。

(十七)會計財務司。依法擬訂中國人民銀行實施國家會計制度的具體辦法,提出制定金融機構會計準則、制度的建議,依法依規對有關單位的會計資料實施監督檢查。依法組織實施中國人民銀行獨立的財務預算管理制度。編制會計財務報告。承擔中國人民銀行系統會計、財務預算、基本建設、固定資產和集中采購相關管理工作。

(十八)內審司(黨委巡視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監督、檢查、評價系統財務收支、經濟活動、業務活動、內部控制、風險管理及工作人員履行職責情況。組織開展中國人民銀行系統領導干部經濟責任審計。指導、監督、管理系統內審工作。承擔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巡視工作領導小組日常工作,組織開展系統巡視。

(十九)人事司(黨委組織部)。承擔中國人民銀行系統干部人事、機構編制、勞動工資、養老保險、教育培訓和人才隊伍建設工作。指導中國人民銀行系統黨的組織建設和黨員教育管理工作。

(二十)黨委宣傳部(黨委群工部)。負責中國人民銀行系統黨的思想建設和宣傳工作。負責意識形態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設和中央銀行文化建設。負責指導、協調本系統群眾工作。

(二十一)參事室。承擔金融決策咨詢工作,進行經濟金融調查研究,提出意見建議。貫徹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方針、政策,參加統戰工作和統戰聯誼活動。接受金融歷史等方面咨詢,編撰回憶錄和工作經驗匯集等。

機關黨委。負責機關和未設立黨委的直屬企事業單位及相關單位的黨群工作。

離退休干部局。負責機關離退休干部工作,檢查、指導中國人民銀行系統離退休干部工作。

第六條 中國人民銀行機關行政編制779名(含金融委辦公室秘書局編制15名)。設行長1名,副行長4名,司局級領導職數92名(含金融委辦公室秘書局領導職數3名、貨幣政策委員會正副秘書長各1名、機關黨委專職副書記2名、機關紀委書記1名、離退休干部局領導職數3名)。

第七條 中國人民銀行大區分行體制調整和所屬事業單位的設置、職責、編制事項另行規定。

第八條 本規定由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負責解釋,其調整由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按規定程序辦理。

第九條 本規定自2019年1月19日起施行。


銀行的重點風險環節與應對
評論
鄭聯盛 2019-01-24


我國金融體系仍以銀行為主導,銀行部門的風險關系到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過去10年,我國銀行業經歷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時期,資產規模增速遠遠超過了經濟增長速度,并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銀行業。但是,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后,我國金融體系的風險日益顯性化,銀行部門的風險亦逐步暴露。目前,我國銀行體系整體運行平穩,沒有系統性風險,但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過程中的諸多風險可能尚未全面地反映到銀行體系之中,銀行部門的風險防控仍然任重道遠。

一、銀行業整體不存在系統性風險

我國銀行業已成為全球第一大銀行業,資產占GDP比重高于主要經濟體。2017年末,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本外幣資產總額為252萬億元,同比增長8.7%。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末,銀行業總資產規模進一步擴大至264萬億元。根據英國金融時報的報道,我國銀行業在2016年底超越歐洲成為全球最大規模銀行業。中國銀行業資產規模大約是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倍,這一指標亦高于歐洲、美國和日本。

我國銀行業整體穩健,不存在系統性風險。整體看,在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金融去杠桿等政策實施以及銀行業務結構調整的背景下,我國銀行業成為全球最為穩健的銀行業之一,不存在系統性風險。一是資本較為充足。2018年第三季度末,商業銀行(不含外國銀行分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為10.8%,一級資本充足率為11.33%,為國際領先水平。二是減值準備較為充足。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撥備覆蓋率為180.73%,亦是較為穩健的水平。三是信貸資產質量整體較好。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2.03萬億元,不良貸款率為1.87%,比第二季度末僅小幅上升0.01個百分點。四是流動性水平穩健。商業銀行流動性比例為52.94%,人民幣超額備付金率1.89%,整體沒有重大的流動性問題。

二、我國銀行體系存在的三個重大風險環節

銀行部門目前不存在系統性風險,但是面臨較為顯著的風險環節,且風險呈現加速累積的狀態,主要體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銀行業資產負債表內風險

一是信用風險暴露導致的不良貸款問題。比如,2018年第三季度末,我國不良貸款規模為2.03萬億元,而關注類貸款余額高達3.5萬億元,同時還需要考慮銀行機構不良貸款和關注類貸款統計是否充分及其潛在的影響。

二是過剩產能產業的大型企業資產負債表風險轉移至銀行資產負債表的風險。“三去一降一補”政策的實施使得產能過剩行業的資產負債表風險大大降低,但是,政策的邊際效率正在明顯下降,產能過剩行業的資產負債表風險有重新顯現的趨勢。

三是高風險資產的加速配置和主動負債盛行帶來的風險。在經濟下行過程中,資產收益率持續下降,銀行資產負債匹配面臨新難題,即“資產荒”,銀行很難獲得此前收益率高、風險較低的資產,從而被迫轉向收益率較高的房地產市場以及風險更高的資產類別。2015年以來,風險權重相對更高的債券投資、股權投資和其他投資成為了流動的資產配置方式,貸款在銀行資金運用中的比重則相應降低。銀行部門資金運用中,貸款比重已經從2014年底的近85%下降至2017年底的約70%,資產配置高風險化是表內風險重要的體現。

(二)銀行資產負債表外的風險

銀行資產負債表外的風險主要表現為銀行機構與其他金融機構的關聯性風險,即影子銀行體系的風險。我國影子銀行與商業銀行的關聯性十分密切,很多從事的是商業銀行被政策限制的信用業務,即商業銀行的“影子”業務,形成非傳統信貸體系。國內影子銀行很大程度上是“銀行的影子”。

國內影子銀行并非不受監管,但是,由于分業監管與混業經營存在制度性錯配,很多影子銀行機構從中進行監管套利。國內影子銀行在分業和機構監管范疇內基本沒有實質性的監管空白,但是,從整個金融體系來看,國內影子銀行又存在諸多的風險環節和監管規避。很多影子銀行業務通過大資管行業進行,2017年底大資管行業(未剔除交叉)規模超過120萬億元。

2018年4月份以來,隨著資產管理新規以及監管配套細則出臺,資產管理行業統一、功能監管框架基本形成,但是,在統一監管強化過程中,流動性風險和償付風險將可能更加顯著;同時,此前的表外業務可能會通過“創新”迂回進行,形成新的表外風險。

(三)潛在的流動性風險

銀行資產負債結構的調整使其對短期融資市場依賴程度大大提升。隔夜拆借規模已從2015年2月的1.34萬億元飆升至2016年8月份的9.44萬億元。2016年8月份后,金融管理部門推動金融去杠桿并取得了積極進展,2017年中期隔夜拆借月度規模下降至6萬億元左右,但是,2018年第一季度后又飆升至10萬億元左右。盡管金融管理部門不斷完善流動性管理,使得收益率持續小幅下行,保持了流動性相對穩定,但是,整個市場流動性的脆弱性逐漸凸顯,流動性風險及其潛在的系統性沖擊不容忽視。

三、化解銀行體系風險的政策建議

雖然,我國銀行業整體穩健發展,不存在系統性風險,但是,由于銀行體系存在較為顯著的表內、表外風險和潛在的流動性風險,強化對銀行部門的風險防控,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是未來一段時間保持金融體系穩定的客觀要求。

首先,注重功能監管,防范分業監管與混業經營的制度性錯配。監管當局應強化監管協調和功能監管,重點把控分業監管和機構監管與銀行機構混業經營趨勢存在矛盾的監管難題,繼續實施結構性去杠桿,依托資產管理新規,重點防范影子銀行風險,注重實施跨產品、跨機構、跨市場協調的監管,對發揮同一金融功能的不同金融機構所開展的類似業務與金融活動進行統一的監管,有效治理監管空白、監管漏洞和監管套利。

其次,注重市場機制建設,構建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銀行機構體系。一是改變增加銀行機構數量就能完善銀行機構體系的思維,注重培育銀行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發展主體明確、治理良好、競爭充分、差異發展的銀行機構體系。二是深化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發展,政府需要實現從管資產到管資本的轉變,避免過度以行政手段來指導銀行的資金運用和資源配置。三是深化開發性、政策性銀行機構改革,注重政策性金融機構發揮彌補市場失靈功能,限制其發展商業性金融業務。四是推進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大力發展民營銀行,給予民營銀行更多的市場地位,注重引導銀行機構差異化發展,避免形成同質化的銀行機構體系。五是強化銀行部門的審慎監管,繼續完善宏觀審慎評估政策(MPA),強化對資本金與杠桿率、定價機制的監管。

再次,注重系統性風險防范,主動防控重要風險環節。一是繼續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構建基于系統性風險的應對機制,統籌好宏觀政策調控、貨幣政策和金融穩定的內在關聯性,保持政策的針對性和穩定性,繼續保持結構性去杠桿的定力。二是強化對重要市場特別是銀行間市場的流動性把控。三是重點防范銀行部門資產負債錯配、期限錯配和影子銀行可能引發的金融風險,強化對影子銀行風險傳染機制的研究,主動切斷風險傳染的內在機制。

最后,注重市場機制建設,理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在過去幾年的發展中,政策性金融資產的膨脹過于迅猛,這其中一個潛在的問題就是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問題。應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充分發揮金融市場的服務功能,實現政府與市場、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的良性互動。


“資管新規”下銀行理財的走向
評論
鄭聯盛 2019-01-23


過去幾年,資產管理行業經歷了高速發展的“大時代”,但是造成了混業經營模式和分業監管體系的制度性錯配,成為潛在的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重要環節之一和影響宏觀經濟穩定性的重要變量。隨著“資管新規”和其他配套監管舉措的出臺,資產管理行業迎來了統一監管和功能監管的“新時代”。作為資產管理行業的主力軍之一,商業銀行理財將面臨著深遠的影響,其轉型發展已成為必由之路。

一、資管新規:統一監管“新時代”

(一)統一監管框架

2012年以來,資產管理進入一個發展“ 大時代”,資產管理規模在2017年底達到約120萬億元,為經濟發展、金融創新和財富增值提供了支撐。同時,由于綜合經營、跨界交易、監管規避、成本提升等,亦帶來了潛在的重大金融風險。在資產管理發展“大時代”中,中國金融體系形成了混業經營模式和分業監管體系的制度性錯配,這可能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統一監管標準是“資管新規”的核心依托。基于功能監管目標的“資管新規”致力于構建統一的資產管理監管框架,緩釋混業經營模式和分業監管體系的制度性錯配, 以防范化解潛在的系統性金融風險。隨著2018年4月27日《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簡稱“資管新規”)的出臺以及行業監管者資管配套細則的頒布,中國資產管理行業進入統一監管和功能監管的“新時代”。

(二)非標界定和投資原則

非標準化債權資產認定和相關的投資原則是“資管新規”的基礎條款。非標準債權資產是通過認定標準化債權資產的排除法來認定的。標準化債權資產需要同時符合五個條件:一是等分化,可交易,二是信息披露充分,三是集中登記,獨立托管; 四是公允定價,流動性機制完善,五是在銀行間市場、證券交易所市場等經國務院同意設立的交易市場交易。標準化債權類資產之外的債權類資產均為非標準化債權類資產。

出于“資管新規”的普遍適用性考慮,“資管新規”對非標準化債權資產投資僅設置基本原則,即嚴格設置限額管理、流動性管理等監管標準,并且嚴格期限匹配。

(三)打破剛性兌付

在打破剛性兌付上,“資管新規”主要致力于明確剛性兌付的標準和明確剛性兌付的處罰加以規范,同時推進資管產品凈值化管理來降低剛性兌付的“生存空間”。“資管新規”明確了剛性兌付的三種普遍情形:一是資產管理產品的發行人或者管理人違反真實公允確定凈值原則,對產品進行保本保收益。二是釆取滾動發行等方式,使得資產管理產品的本金、收益、風險在不同投資者之間發生轉移,實現產品保本保收益。三是資產管理產品不能如期兌付或者兌付困難時,發行或者管理該產品的金融機構自行籌集資金償付或者委托其他機構代為償付。

打破剛性兌付最好的方式是實施凈值化管理。金融資產應堅持公允價值計量原則,鼓勵使用市值計量。由托管機構進行核箅并定期提供報告,由外部審計機構進行審計確認。當然,考慮到業務實踐的現實要求,“資管新規”及“央行720通知”給予凈值化管理留出一定的彈性空間,在特定條件下仍可適用攤余成本法。在過渡期內,銀行現金管理類產品可暫參照貨幣市場基金的“攤余成本+影子定價”方法進行估值。

(四)去通道和去嵌套

通道模式和嵌套模式是此前資產管理行業中的普遍模式,是“資管新規”和“理財新規”整治的兩個重點對象。在體制機制完善上,“資管新規”統一同類資管計劃的監管要求,使得資管業務實現平等準入,不同資管機構具有同等主體地位,這使得此前通過嵌套來獲得通道或實現監管規避的內在約束被消除,從體制機制上減少多層嵌套的內在動因。在去通道的規范上,“資管新規”要求金融機構不得為其他金融機構的資產管理產品提供規避投資范圍、杠桿約束等監管要求的通道服務。更直接的監管舉措是將資產管理產品的嵌套層級限制為兩層,但第二層只能投資公募證券投資基金,本質上是禁止了多層嵌套和通道業務。

與嵌套與通道去化匹配的制度安排是穿透式監管,即向上穿透至投資者,向下穿透至底層資產。嚴禁通過為單一融資項目設立多只資產管理產品的方式,變相突破投資人數限制或者其他監管要求。比如,私募資管產品投資人不得超過200人。如果底層資產是非標資產,則需要滿足限額管理、流動性管理和期限管理要求。在總額管理上,同一金融機構發行多只資產管理產品投資同一資產的, 為防止同一資產發生風險波及多只資產管理產品,多只資產管理產品投資該資產的資金總規模合計不得超過300億元。

二、銀行理財的監管新約束

(一)“理財新規"的監管重點

商業銀行理財業務受到“資管新規”直接約束的同時,作為“資管新規”的配套行業監管細則,《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監督管理辦法》(簡稱“理財新規”)于2018年9月28日正式公布,對商業銀行理財進行了更加細化的監管安排。

“理財新規”的核心目標是作為“資管新規”的行業配套細則,針對商業銀行按照約定條件和實際投資收益情況向投資者支付收益、不保證本金支付和收益水平的非保本理財產品進行針對性的監管。監管的核心是對理財業務實行穿透式監管,向上識別理財產品的最終投資者,向下識別理財產品的底層資產,并對理財產品運作管理實行全面動態監管。

“資管新規”對非標投資設置了原則性指引,資管產品投資非標應當遵守金融監管部門有關限額管理、流動性管理等監管標準,并且嚴格期限匹配。“理財新規”則細化了商業銀行理財產品投資非標的具體原則和標準,主要體現為審批原則、限額管理和期限匹配,銀行理財非標債權資產投資受到嚴格限制。在審批原則上,確保理財產品投資與審批流程相分離,比照自營貸款管理要求實施投前盡職調查、風險審查和投后風險管理。在限額管理上,遵循兩個規范:一是全部理財產品投資于單一債務人及其關聯企業的非標準化債權類資產余額,不得超過本行資本凈額的10%。二是全部理財產品投資于非標準化債權類資產的余額在任何時點均不得超過理財產品凈資產的35%,也不得超過本行上一年度審計報告披露總資產的4%。在期限匹配上,非標準化債權類資產的終止日不得晚于封閉式理財產品的到期日或者開放式理財產品的最近一次開放曰。

在去通道和去嵌套方面,銀信和銀證信等業務受到了嚴格的監管。早在2017年12月《關于規范銀信類業務的通知》中就將表內外資金和收益權納入銀信類業務范疇,明確銀信通道業務的內涵并進行根據“誰出資,誰負責”嚴格限制通道業務。銀信合作無論是否通道業務,需按照實質重于形式原則進行監管, 且不區分表內外業務,只要銀行實質承擔信用風險就要穿透計提資本和撥備,且不能通過通道規避監管指標或虛假出表。“理財新規”進一步要求,商業銀行理財產品可以投資持牌金融機構經監管機構許可后發行的資產管理產品,但所投資的資產管理產品不得再投資于其他資產管理產品(公募證券投資基金除外)。

在“理財新規”中,針對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的通道和嵌套又進一步進行監管強化但也預留委外和投顧的業務彈性。銀行理財投資合作機構范圍擴大,委外模式和投顧模式得到合法的認可。當然,合作機構需要實行名單制管理且定期評估,商業銀行不能因委托其他機構投資而免除自身責任,同時要求不得由投資顧問直接執行投資指令等。

資金池業務受到嚴格禁止。資金池業務可以集中管理資金、統一資產運用,緩釋一對一的流動性、期限和風險管理壓力以及規避部分監管要求,一度成為銀行理財業務的流行模式,但是,這種模式使得期限錯配、監管規避、風險非市場化定價、剛性兌付等問題被掩飾。“理財新規”要求每只理財產品與所投資資產相對應,做到每只理財產品單獨管理、單獨建賬和單獨核算,不得開展或者參與具有滾動發行、集合運作、分離定價特征的資金池理財業務。

(二)理財子公司及其監管變化

“理財新規”鼓勵商業銀行設立獨立的理財子公司開展資產管理業務。2017年10月19日,監管部門發布了《商業銀行理財子公司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在承接“資管新規”和“理財新規”的基礎上,根據理財子公司特點對部分規定進行適當調整。如果未來理財子公司成為商業理財的主導業務模式,理財子公司管理辦法的適用性將強于理財新規。

理財子公司意見稿在銀行理財業務監管上具有四個顯著的變化,整體監管要求比理財新規更具 “包容性”。一是非標投資與母行“脫鉤”。理財子公司投資非標無須參照自營貸款管理要求實施投前盡職調查、風險審查和投后風險管理并納入全行統一的信用風險管理體系,同時,無須滿足“全部理財產品投資于非標準化債權類資產的余額在任何時點均不得超過理財產品凈資產的35%,也不得超過本行上一年度審計報告披露總資產的4%”。同時,非標準債權資產投資無須比照自營貸款管理。二是理財子公司公募產品“基金化”。首先,理財子公司公募產品不再設置銷售起點金額,與公募基金一致,而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的起售金額為1萬元。其次,理財子公司公募產品首次購買無須臨柜面簽,而商業銀行理財業務首次購買仍需要臨柜進行風險測評及面簽。最后,允許理財子公司公募理財產品進行公開宣傳,與公募基金的標準保持一致。三是擴大合作機構范圍。理財子公司理財產品允許第三方機構代銷。私募理財產品的合作機構、公募理財產品的投資顧問可以為持牌金融機構,也可以為依法合規、符合條件的私募投資基金管理人。四是允許發行分級產品。得發行分級理財產品,而理財子公司可以發行分級產品,但要求同級份額享有同等權益、承擔同等風險。

理財子公司監管仍存在兩個不確定性。一是資本金要求。理財子公司管理辦法要求理財子公司遵守凈資本相關要求,具體規則另行制定, 這意味著資本金要求存在不確定性。這可能是目前國有大行沒有積極推進設立理財子公司的重要原因。二是關聯交易。理財子公司管理辦法要求加強關聯交易管理,但是關聯交易的界定可能存在不確定性。

三、銀行理財的未來發展趨勢

(一)表外業務表內化

毫無疑問的是,“資管新規”“理財新規”以及流動性管理要求,對于商業銀行整體帶來表內業務和表外業務架構的調整壓力,部分具有通道、嵌套和融資屬性的理財業務可能須回歸表內。從監管的邏輯上,總體上鼓勵銀行回歸傳統存貸業務,提高存款占比和貸款占比,減少對主動負債、非傳統信貸資產的依賴。另外,疊加2018年7月1日實施《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特別是流動性匹配率的要求,對同業業務依賴較大的股份行和城商行需要完善其表內主動負債和同業資產配置的結構,尤其須在負債端多尋找存款為主的中長期負債,減少對同業拆入、同業存單、應付債券的依賴程度。銀行需要考慮非保本理財、保本理財、結構性存款和存款之間的關系和潛在的替代性。由于“資管新規”和“理財新規”主要適用非保本理財,存款對于投資者的吸引力相對較低,是否可以通過發展保本理財和結構性存款作為替代方式來緩釋監管壓力、盤活表內外、實現結構優化是值得考慮的問題。

(二)銀行理財公司化

商業銀行理財業務設立子公司或成為普遍模式。對于中型股份行和城商行來說,理財業務通過設立子公司來運行,可能成為其拓展業務的重要渠道。第一,子公司是一種重要的業務牌照,子公司牌照的本質是“公募基金+私募資管”,相對于商業銀行理財資質來說更具有牌照價值。這種“公募+私募”雙管齊下的牌照組合對于資金募集、投資和管理可能會帶來顯著的融合效應。第二,子公司監管標準目前相對低于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監管標準,在與母行關聯性、起售金額、發行銷售、機構合作等都具有相對優勢。第三,子公司模式將是中小型銀行實現理財業務拓展、實現追趕策略的重要方式。中長期, 理財子公司對母行的依賴性可能有所下降,主動管理能力將成為核心競爭力。

(三)投資運作主動化

優質資產配置是主動管理的首要任務。在經濟下行壓力和外部沖擊顯著的階段,宏觀經濟整體呈現“資產荒”狀態,這個趨勢將會延續較長的時間。在此背景下,商業銀行理財的資金運用將面臨配置難的問題,在“資管新規”和“理財新規”對非標資產和通道、嵌套業務進行限制或禁止之后,配置難將進一步凸顯。同時,“資管新規”“理財新規”以及其他行業資管細則的疊加,此前流行的一對一模式被打破,跨市場的資產配置以及非標資產配置極為困難。

資產價格整體穩定性是配置和計值的基本要求。未來凈值化管理將是理財轉型的主流方向,而凈值穩定性是拓展理財業務的基礎條件之一。但是,由于凈值化管理核心原則是“以市盯價”的市場原則,本質上將會加大凈值波動性,甚至凈值顯示出虧損狀況。雖然過渡期內可以釆用“影子定價+攤余成本法”暫時緩釋凈值波動過大問題,但過渡期后的凈值管理將成為重大的技術要求,其根本保障在于配置資產價格的整體穩定性。

機構合作邏輯分化,獨立化運作或更顯著。雖然 “資管新規”和“理財新規”對于業務準入都實現雙向平等準入,資管業務合作機構范圍擴大,但是由于流動性、集中度、非標限額、期限匹配等要求,銀行理財可深度合作的機構和業務范圍實際上可能是減少了,這使得商業銀行理財運作只能在更加獨立化和更多委外化之間選擇,大型銀行和中小銀行的路徑選擇可能存在差異性,但更加獨立可能是中長期發展的必然選擇。

理財產品違約將是主動管理最為棘手的現實挑戰。在過去剛性兌付大環境下,銀行理財幾無“違約”,商業銀行理財違約市場化處置機制仍不健全。同時,違約對銀行理財業務的負面沖擊沒有市場經驗可借鑒。整體而言,主動管理將是銀行理財業務的核心競爭力, 違約處置是銀行理財穩健發展的核心約束


极速飞艇网页计划 竞彩足球彩把我害苦了 体彩排列三玩法介绍 49香港特碼走势图 3d大小形态走势图北京福彩网 十一选五河北时时 体彩7星彩开奖结果 找陕西11选5彩票走势图 福彩3d彩票哪里下载 广州36选7南粤彩开奖结果 重庆时时现场开奖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