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銀保機構公司治理 筑牢現代金融微觀基礎

評論 何海峰 2018年05月16日

在當前金融工作“嚴監管 防風險”的主基調之下,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召開為期2天的中小銀行及保險公司公司治理培訓座談會,就是為了進一步筑牢中國現代金融堅實的微觀基礎,更好地服務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研究評論詳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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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中國“開發優先”跨國區域合作的探索

論文 張平 2017年07月05日

論文內容詳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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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平:保持中高速,邁向中高端——跨越2020

演講 張平 2017年03月22日

張平:保持中高速,邁向中高端——跨越2020


張平:非常高興能在這里做一個演講,我的文章發表在超越2020上,我這里簡短的介紹一下。我們可以看出來中國經濟增長非常的清晰,第一是經濟增長的速度在2017年預計維持的6.6%,所以整個經濟增長從速度上來講是不差的,繼續保持了國家要求的經濟增長保持中高速的水平。我想這是一個重要的方面,最重要的是我國經濟能不能向著更成熟的中高端經濟增長,這是中國現在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

那么,根據我們的國際比較,在2012年我們發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來,一個國家經濟增長速度的減速,從世界的數據來看都來自于這個國家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的減緩。那么勞動生產率的減緩,一個最大的特征就是當經濟結構,服務業比重超過了工業比重以后,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減緩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減緩的原因是由于在城市化以后服務業在GDP占比提高很快,而服務業本身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慢于制造業。

中國在經濟增長減緩也是能夠看出來從2012年看到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減緩。而2012年的服務業比重已經開始超過了制造業。2015年,我們的服務業比重已經達到了50%,2016年已經達到了51.6%,隨著服務業比重不斷提高,反而中國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是不斷的減緩,這樣就使得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基本的規律是相互匹配的,即隨著服務業比重的提高,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發生了減緩。

這是我們給大家講的一個特征,勞動生產率的減緩直接表現為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的減緩。所以2016年中國經濟增長的數據非常的好看,增長到6.7%,但是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增減緩到了6.3%,比2015年的增長速度7.4%要放緩了1.1個百分點。所以可見中國現在的經濟結構服務化特征并沒有能夠增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反而像世界各國一樣都是導致了勞動生產率下降。這是我想講的第一個特征,是我們看到的服務業的結構變化。

那么,實際上中國服務業的結構變化相應是好的,好在什么特征上呢?中國生產性服務業的比重實際上發展比較快。比較快的顯現出什么呢?生產性服務業表現在物流港口,金融、信息產業在中國的增長速度都比較高。所以服務業勞動效率,近幾年其實增長速度并不低,但是大家知道中國的金融業已經是達到了世界比重最高的水平,達到了占GDP比重的9%,這個世界上最高的一個水平,所以說生產性服務業,包括了我們的港口,物流,信息服務業的比重都已經達到了相當于發達國家的水平。生產性服務業的高發展,似乎提高的余地一下子不是很大了,這是我想講的一個問題。

第二是勞動生產率增長降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第二產業中建筑業的比重上升過快,建筑業的比重上升過快,而建筑業的勞動生產率是非常低的。大家知道建筑業都是勞動密集型的,在第二產業的比重中,這幾年建筑業每年大概能夠提高一個點,現在在第二產業中比重能占到16%。所以第二產業中我們大量的勞動力從制造業轉向了建筑業,是一個逆勞動效率提高的轉移過程。所以現在可以看到很多的初級勞動工都是從我們的制造部門向著低勞動生產率的建筑部門轉移,這也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這都是使得現在我們的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增長減緩的兩個原因。綜述起來一個是服務業比重上升導致了勞動生產率比制造業的增長速度要放慢。第二個是在第二產業中的建筑業比重上升過快,使得勞動生產率下降得也非常快。這是我們給大家講的中國近來的勞動生產率增長率減緩,勞動生產率增長減緩直接導致了我們工資增速減緩的一個重要因素。

另外給大家講講全要素生產率貢獻下降,那么我們這幾年使用了大量的刺激需求的手段,這一點可能跟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講的有點不同。資本的積累速度其實一直保持很快,但是經濟增長下降以后,TFP全要素計算的貢獻率顯著降低,貢獻率從1985到2007年高速增長中的貢獻率達到將近30%,現在下降到了16%。要維持中國經濟的增長穩定,必須使得中國的TFP貢獻繼續提升到30%,因為大家知道全要素生產率貢獻比重是指一個經濟成熟度的關鍵。否則的話,經濟增長就主要靠資本投入和勞動投入。

而我們看到我們的核算表中的勞動增長速度已經開始下降。資本增長速度盡管現在受到很大的政策激勵,但是其中資本形成的速度也會降到9.5%,其實去年的實際數字比這個要低,已經低于9%了。所以盡管很大的努力都很難使得資本增長速度能夠達到比較快的速度,因為中國的人口因素很難進行勞動力供給保持穩定,所以沒有人口增長和資本增長,中國主要保持經濟增長速度的唯一方法是TFP,否則的話潛在增長率的貢獻上不來,整個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還是要進一步的下降。這也在我們的書里已經有了,所以中國第二個問題,勞動生產率隨著中國經濟結構的服務化下降,中國建筑[股評]結構的提高的下降,全要素生產率如果維持不到一個穩定的速度的話,貢獻在30%左右的話,中國的潛在增長率下降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第三個是資本回報率下降,這是一個簡單的模型,是指很多人說中國需要大規模的資本投資,因為中國的人均資本存量非常低,這是現在國內也是非常多的探討,認為中國目前非常低的。但是我們可以看得出來一個基本的數值,那就是說如果一個資本的邊際報酬增長,如果沒有一定的技術進步,會導致整個資本積累規模收入遞減,就是說它必須需要一個重要的技術進步來進行對沖,否則資本積累越快,邊際回報越低,而中國現在遇到的問題,就是剛才說的全要素增長率的貢獻和增長速度都偏慢,所以這樣使得中國大量的資本積累,但回報率不斷下降。盡管中國資本存量低,但是大量的資本積累的結果是什么,是資本回報率不斷下降。

從上市公司的數據可以看到資本的回報率其實低于資金成本,遇到一個什么樣的情況呢?就是說大量的資本由于它的邊際回報率已經低于了資金成本的條件下,會導致大量資金尋求新的更高的回報。比如說向美國流出,因為美國的資金成本低于它的資金回報率。中國大規模想刺激資本投入,達到人均資本存量的趕超,這件事在不開放的條件下還有一定的可能性,在開放的條件下這個做法就越來越難了。

所以中國資金的外流問題不僅僅是中國的一般性的探討,而是由于開放條件下資金回報率的下降導致了資本外流的問題。

第四個是中國現在的消費比重過低,我們根據一個小的方程可以算出來,中國的勞動生產率現在相當于美國的15%,中國的投資相當于美國的30%,但是消費只相當于美國的8%,所以中國在進入城市化以后,居民的消費和服務業主導城市的發展。中國城市化發展得比較快,但是消費的增長很慢,中國城市化以后一直對消費問題有很多的誤區。實際上城市是要提高消費者的廣義人力資本得知識消費服務的,使消費者素質提高,從而導致了人力資本提高,進行創新的過程。所以,在城市對人的服務過程中,更重要的體現在了人力資本提高導致了創新,我們稱之為的動態補償過程,它的效率似乎在直接效率上看得很低,讓你消費,但是實際上你提高了素質才能創新,形成了一個經濟的動態補償,這是城市化里面一個最重要的關于通過消費提高人力資本,以及創新效率提升達到城市的可持續增長的動態迂回過程。這在工業化時期不是很重要,因為工業化是拼成本,我們需要廉價的勞動力,所以對消費視而不見,所以一旦城市化發展以后,消費的整個補償問題是一個重要的方面。

但是,中國近年來出現了因為勞動生產率減速,其實居民收入增長下降,另外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是由于中國房價過高,導致了居民部門負債增長速度很快,這是中金公司和海通證券計算的。由于中國負債的兩個原因,一個中國居民的部門負債其實已經很高了,因為中國城市化率只有55%,所以中國的負債率跟美國比說比較低是不太正確的。另一個是中國居民貸款的周期比較短,所以中國居民的放貸支出占中國居民收入的比重比較高,我們可以看出來與美國相當,一個方面中國居民收入下降,一個方面是我們大量的居民的購房支出比重比較高,所以這種情況下,我們也遇到了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居民的消費難以提高,還會進一步的增長減緩,所以這些都是非常大的問題。

我們從全球的消費比重可以看到,有關知識消費的部分,在美國1992年超過了一般的基礎消費,韓國已經是完成了,墨西哥是一個平行的,中國現在也是一個平行的,原因是很多的知識消費,我們說科學、教育、文育、文化、娛樂、體育、醫療等等在中國是事業單位,有很多是的核算是按照財政支出核算,而不是按照市場核算,所以始終這條線是財政有錢,它就稍微高,稍微消費得高一點,財政沒有錢就消費得稍微低一點,所以中國的科教文化的支出都不是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

所以綜合起來我給大家想講的中國現在城市化和經濟結構服務化的過程中有四個挑戰,還是比較大的,一個是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減緩,一個是全要素供給的貢獻率,其實沒有提高,另外一個是在資本回報,盡管加了很大的杠桿,但是資本回報率下降,資金外流程度高,第四個是消費比重不足,特別是知識消費的比重不足,導致了中國未來城市化的動態效率會下降,那么,我們的演講時間也差不多了。我做一個最后的討論,就是說中國的城市化,整個中國的發展起碼要兩個很重要的改革,一個是我們要重視剛才說的科學、教育、文化、體育這個方面的知識消費部門的體制改革,這個方面不改革的話,中國在這個方面需求很旺,但是供給不足,我想這是一個重要的改革。


第二個是想跟大家再分享一個關于城市化改革,中國的城市化,現在中國的稅收大家都知道是很高的。但是中國的稅收問題本質上是工業部門的稅收壓力非常大,因為中國現在為止,居民征稅還沒有一個真正的法律條款,城市是一個居民居住的地方,居民的征稅與享受的義務是不匹配的,而中國的現有的稅政體制還是沿襲著工業化的稅政體制,主要向工業部門征稅,這樣中國的城市化發展就變得非常的艱難。一個方面去工業化,工業有污染就要趕走,另外一個方面,只能是依賴于賣土地,土地財政,所以不改變中國基于工業化的稅收結構,是很難改變中國的城市化發展的模式。我的演講就到這里,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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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中國全球化的新模式

論文 張平 2017年03月16日

一帶一路:中國全球化的新模式

張平    時間:2017年3月6日    來源:明報

中國的周邊國家多處于工業化啟動階段,而中國在工業化的探索上有一套為實踐所證明的成功經驗,這套經驗為許多“一帶一路”沿線的后發工業化國家所適用。自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中國正在把自身的成功經驗延伸到“一帶一路”的開發中來,探索一條不同于發達國家全球化的新道路。

提供區域公共產品接入

“想致富先修路”是中國發展最為成功的經驗之一,這是發展的前提條件。作為后發的工業化國家,中國很多地區就是有了道路等各種公共基礎產品才能發展起來,才會有貿易商品流、現金流、資本和人才流,而后才有各類合作的可能。因此,提供公共產品是開發經濟的關鍵。

中國將這一理念注入到“一帶一路”的開發建設中,建立了亞投行,為區域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融資。以提供區域公共產品作為區域合作的接入口,建設區域基礎設施,探索“一帶一路”開發和區域合作的新發展道路。“一帶一路”沿線各國邊境接壤地區多是貧困地區,提供區域基礎設施等公共產品,特別適合后發地區開發的現實狀態。

全球化源于跨國公司或機構指導,它們重視貿易、轉移定價和產業外部分工,是典型的“全球成本洼地”的套利者,對于后發地區的發展沒有利益上的驅動,特別是對后發區域公共產品提供更是漠不關心。由于公共產品的收益不好計算,故他們多不愿提供。

區域公共產品是對整個區域有好處,但對實施者的回報較慢,對本期收益往往體現不清。所以,區域公共產品需要一整套完備的金融安排,并由政府提供必要的保障才能進行。中國制造、中國建造和中國儲蓄為“一帶一路”的區域公共品接入的模式提供了可能,彌補了“一帶一路”長期無人愿意提供公共品的缺陷。中國金融服務體系推動了政府的投資建造,盡管產品有收費性質,但由于屬于中國政府的長期投資,故而降低了收費的價格,使產品多具有“準公共”性質。

中國提供的區域公共產品品類繁多,涵蓋了跨境橋梁與管線、電網、交通基礎設施、沿線傳染病防治、環保等。這些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接入有效地供給了區域公共產品和服務,成為區域連接的基礎,推進了互聯互通和共用發展的新道路。

新貿易平臺 推動區域共用發展

共用發展”的理念本質上是構建一個區域合作價值網絡,形成更為廣泛的共生體群。中國的貿易模式使用了貿易平臺模式,直接對接了屬地的大量小規模生產者。阿里巴巴的“淘寶模式”便是一個大平臺模式。

中國連續3年增長最快的出口便是電商跨境貿易出口。中國的電商貿易是一個典型的平臺服務,能讓許多小商家參與其中,是一個可滲透到落后地區的新型國際化貿易方式。中國跨境電商的成功,改變了跨國公司模式,吸收當地大量中小經營者參與到電商平臺上互換商品,并非原有的跨國公司主導,體現了“合作網絡”的意義,具有典型共性,促進了包容發展。

探索建立區域合作新生態

中國的開發區模式在“一帶一路”許多地方已生根發芽。該模式既結合了中國企業、金融服務。也吸納了當地公司進行開發區的發展,從區域開發區集中開發起步,完成亞太及更廣泛地區的產業布局,綜合多類型商品、服務、要素的貿易模式,開啟全方位的區域合作新生態。

在新的國際戰略格局下,中國要討論的問題已轉為在區域互通互聯的基礎上形成多國合作模式。“一帶一路”從中國倡議起步,經過3年的實踐已經實實在在地轉變為多國積極參與的新型合作體,多國共同締結更高層面的合作有望成為“一帶一路”峰會重點討論內容之一。“一帶一路”是時候在合作開發的基礎上建立新型協作框架,與各國參與者一起討論新的合作規則,逐步提升“一帶一路”從基礎設施建設到區域治理方面的全面探索,推進“一帶一路”的公共治理和共同開發。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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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邁向中高端發展的效率提升與供給側改革

論文 張平 2017年03月01日

中國經濟邁向中高端發展的效率提升與供給側改革

——2017 年經濟展望

張平

引言

2016 年作為十三五開啟的第一年經濟增長平穩前三季度經濟增長6.7%保證了2016 年經濟增長超過6.5%十三五增長總體發展目標的要求預計2017 年經濟增長仍較為平穩增長為6.5%中國經濟增長穩定在中高速增長區間正逐步邁向中高端發展

中國經濟邁入中高端發展的關鍵就是兩個效率提升第一個效率提升的就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只有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才能穩步提升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直接決定了工資水平提升速度沒有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就難以進行人力資本的深化因此勞動生產率增長決定了一國福利水平提高與人力資本深化的能力第二個伴隨就是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及全要素生產率貢獻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對企業技術進步與配置效率的綜合反映的指標只有全要素增長率超過要素投入帶來的增長時才能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而且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視為內生增長比重的測量放大到一國看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比重提高意味著一個國家經濟增長逐步擺脫要素投入帶來的增長進入到內生增長的道路上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本身才能克服資本深化帶來的資本報酬遞減問題中國當前兩個效率提升都難以達到預期甚至出現了下滑趨勢挑戰依然嚴重

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目標是在保持經濟平穩的基礎上,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效率提升模式的重塑,推動中國經濟進入中高端發展。

經濟事實回顧與2017 年的展望

1經驗事實回顧

2015 年和2016 年有幾個突出的經驗事實

1服務業成為帶動經濟增長最為強勁的引擎服務業比重提升快2016 年前三個季度服務業占GDP 的比例高達52.8%而且增長速度最高對經濟GDP 拉動強從表1 可以看出2015 年體現在金融服務業上拉動GDP 1.3個點比正常年景0.6 的水平多貢獻了0.6個百分點2016 年體現的是房地產房地產增長9對經濟增長貢獻0.6個百分點比正常年景0.1額外增加了0.5個百分點房地產是個長鏈條的產業對建筑金融鋼鐵水泥等均有很大拉動作用對于2016 年穩定經濟增長起到了積極作用

2是投資意愿下降M2M1 差大資金加快外流在穩經濟增長的政策激勵下投資意愿下降

        

期存款M1上升過快近幾個月來在23以上M2增長不快穩定在11.4%左右二者只差1 資金外流加速外匯儲備持續下降匯率下跌接近6.9成為當前微觀宏觀不協調的一個重要現象2016 年第三季度M1 M2 相差巨大一方面是M1 增長快源于房地產企業旺銷企業發債加快等多個原因M2增速慢于預期來自于居民儲蓄下降和投資意愿不強貸款中主要是居民中長期貸款占9010 月份嚴厲的房地產管控政策出臺后中期貸款中居民貸款仍占70企業貸款乏力對未來投資熱情下降特別是民營企業投資增長到了近零的水平投資增長下降是由于國內投資收益率持續下降根據上市公司的計算張平2016),2015 年上市公司股本收益率扣除非政策損益低于融資成本這是2002 年后再次出現的現象企業難以靠經營來獲得利潤理性的企業有著明顯降低杠桿減低投資凈資本回報率低于融資成本導致企業更傾向于成為自由放款人包括上市公司增加了大量銀行理財房地產持有和參與更多的并購基金內生增長乏力民營企業已經主動降低杠桿而國有企業仍在加杠桿一國資本回報率低于融資成本也會引起資金的跨國流動尋找機會如加上貶值預期則就會進一步刺激資金加快外流了資金的跨國流動歸根結底是資本收益的比拼如果一國資產價格過高資產收益率必然下降如果覆蓋不了融資成本則資金就會向資本回報率高融資成本低的國家流動

3PPI 轉正2016 9 PPI 轉正結束了54 個月的負增長,10 月PPI 漲幅達到1.2%,預計2017 年PPI 會繼續為正。PPI 為正是國內房地產和基建需求的引致, 以及貨幣貶值對PPI 的直接支撐。中國需求預期導致補庫,使全球商品價格上漲,進而使我國進口價格上漲,最終推動PPI 回升。人民幣貶值, 令采購價格上漲, 也是PPI 上漲的重要原因。(見圖1)

2.2017 年中國經濟展望

2016 年前三季度經濟增長保持高度穩定季度增長呈現出三個季度保持6.7%的水平但從環比看波動很大2016 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長環比1.2%創近幾年的最低1.2%而第二季度環比大幅度反彈到1.9%三季度保持高位1.8%二季度環比大幅反彈和三季度保持環比高位都與房地產取消限購鼓勵性房貸推動了房地產投資大幅回升高度相關預計2016 年最后一個季度回到1.5%正常值經濟增長第四季度仍保持6.6%的增長2016 年經濟平穩增長根據現有的GDP 環比統計規律看環比增長率逐年走低依然是一個趨勢2017 年假設沒有類似

                                        

2015 年的股票刺激帶動金融產業高增長2016 年的房地產刺激因素環比保持相對平穩2017 年經濟增長仍然保持在6.5%的水平而且上半年增長會比較穩定6.6%的水平第四季度很可能跌破6.5%全年平穩

GDP 增長可以看出中國經濟仍然處于平穩增長區間經濟穩定仍可預期但當前存在著三個不確定沖擊。(1國際經濟依然低迷特別是不確定事件較多如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當選總統意大利議會選舉和明年的法國德國大選等都對世界經濟政策連續性有著重大影響但毋庸置疑的是全球化進程越來越停滯全球經濟增長仍處于低迷狀態對我國出口影響較深凈出口貢獻保持正貢獻已經很不容易。(2匯率價格波動沖擊中國加入SDR 不斷進行匯率目標及其市場決定機制改革但也引起了比較大的波動特別是單邊貶值預期不斷加強大量外匯流出導致央行貨幣政策的運行空間受到擠壓。(3國內債務杠桿依然上升比較快當前債務杠桿上升主要表現在居民和政府部門的杠桿上升過快居民住房貸款2016 年增長接近30GDP 的比重從2015 年的40預計上升到50的水平地方政府發債加快中央政府的廣義赤字上升這三大不確定因素在2017年會直接影響經濟的穩定性

我們對2017 年預測, 可以從表2 中看到:(1)經濟增長仍處于平穩,2017 年增長仍在6.5%的水平,通貨膨脹維持在2.1%的水平,PPI 達到3%的水平。(2)服務業增長仍然領先于第二產業,其仍然是增長的主要引擎。(3)消費增長對GDP 的帶動依然,但消費支出增長預計與可支配收入增長會基本同步,而且會進一步降低, 近年來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下降明顯,2016 年可支配收入低于了GDP 增長, 消費支出略高于可支配收入增長,預計2017 年的情形類似。但如果可支配收入持續下降,會導致居民消費支出增長進一步減速,從而對經濟的帶動弱化。(4)全球經濟低迷,導致出口增長保持低位,而匯率仍然會在2016 年非對稱貶值得基礎上繼續貶值,2016 年人民幣兌換美元貶值接近5%,但對一攬子貨幣(CFETS)仍有4%的升值,因此仍有匯率非對稱貶值的空間,但也要警惕持續貶值預期形成帶來的負面影響。

邁向中高端發展需要持續的效率改進

從經濟增長的理論邏輯和國際經驗表明一國經

                                      

濟邁向中高端發展需要持續的效率改進即勞動效率改進和全要素生產率貢獻比重的提升在工業化時期高速增長基本上同步伴隨著效率改善但經濟結構服務化后這兩個伴隨出現了非同步甚至增長與效率改善無關的現象從索羅的增長范式看只有TFP 增長才能拓展增長的可能性邊界而勞動和資本投入要素是規模收益遞減的最終達到均衡沒有TFP 的持續增長和貢獻經濟保持穩態勞動和資本的深化都會遇到困難當前國內外有關中高速增長的研究包括以下三大領域

1增長轉折與均值回歸理論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是艾肯格林Eichengreen 2011關于增長加速growth acceleration和增長減緩growth slowdown的階段界定等作了一套統計分析即在原有增速超過3.5%的條件下一國經濟增長7 年前后平均增速相差2 個點被稱為減速的階段認為其趕超結束另一類研究是從趕超國與前沿國家勞動生產率差距與收斂時間計算收斂的情況即從趕超國與前沿國家勞動效率的差距收斂速度看后發國家向均衡路徑的收斂時間普里切特薩默斯專門研究了亞洲欣快癥和回歸均值”,以中印大國作為機械”,即忽略大國特性按一般國際統計規律進行比較得出了純粹收斂時間按大國間互動準則進行動態分析得出了世界大國互動下的收斂時間,為研究提供了更深入的分析方法。這些研究也包括了世界銀行的中等收入陷阱研究,基本上是基于實證分析體系。

2基于生產函數上展開第一個討論的焦點技術進步貢獻這來自于上個世紀90 年代的東亞高速增長的質疑就是TFP 在高增長中貢獻不足國際上討論了很多認為減速的原因85歸結為技術進步貢獻下降艾肯伯格2013)。中國也經常討論干中學技術創新和自主創新問題第二個是有關中國人均資本存量很低應該實施大規模的投資但資本收益率過低資本深化難以進行第三個討論的焦點是中國人力資本存量低應該大規模實施教育投入計劃大學畢業就業難收入低配置扭曲人力資本深化也是很難這三個問題對應了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三項即技術進步TFP)、投入的資本K和勞動力L)。盡管有學者不斷發問相同的問題但現實情況是2008 年以來資本投入增長速度下降勞動力增長速度下降技術進步貢獻下降

3要素配置對增長影響的缺口”(wedge模型Anton Cheremukhin et al2015)。一組理論模型和現實數據計算了缺口”,分解了新中國建國到改革開放前的經濟增長率并且還進行了事實分析文章假定改革開放以后如果中國還保持改革以前1978 的各項經濟缺口以這樣得到了經濟增長率與真實的中國經濟增長率進行對比得出結論改革開放使中國的GDP 增長率提高了4.2%;(蔡昉2013陸旸蔡昉2016也做了人口紅利和改革紅利缺口模型

中國經濟減速后當前仍然處于中高速增長階段但高速增長與效率背離問題是當前最為突出的問題需要從理論和實證角度加以討論

1. TFP 增長與資本深化

用簡單的庫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進行中國TFP計算得出1985-2007 年中國高峰增長期間TFP 貢獻對經濟增長29經濟增長前沿課題組2014),細算1993 年到2007 TFP 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了35陸明濤等2015),但到了2008-2015 年期間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同時各種計算表明TFP 貢獻降低到了21以下用前沿生產函數法計算甚至出現了負貢獻同期主要是靠大規模刺激資本積累的方式來進行1985-2007 年經濟增長超過10資本增長速度11.13%2008-2015 年經濟增長8.5%而且逐年下降資本增長速度卻高達11.7%同期勞動力供給增長從1985 -2007 年的1.5%的增長減緩到2008 年后只有0.36%的增長同期資本回報率也大幅度下降資本深化無法持續

資本深化一直是一個最為重要的理論命題發達國家的人均資本存量是數倍于后發國家資本深化就是指人均資本存量不斷上升但是資本存量提高必然導致資本回報率下降大量資本不愿意投資出現了資本外流尋找新的投資收益區域而國內如果不計成本地靠國家動員增加資本投入會導致資本回報率進一步下降對對民間資本有更大的擠出效應而政府的負值持續提高可持續性是嚴重挑戰

從生產函數可以推出在滿足哈羅德中性條件下生產函數為

Y=KαAL1α其中Y 為產出A 為技術進步阿爾法為資本產出彈性推導出資本邊際產出彈性公式如下

                             

即資本邊際報酬的變化技術進步變化勞動力變化資本積累變化同時受到勞動產出彈性的影響)。由此可見沒有技術進步資本積累回報率根據資本積累的規模越大則越低發達國家一方面是靠技術進步推動國內資本深化另一方面是通過資本輸出獲得高資本回報進行積累

中國近年來資本回報率不斷下降民間投資下降主要靠政府投資在基建和居民在房地產上投資支撐房地產租金回報率一直低于融資成本主要靠房價上漲預期來彌補而政府基建投資主要是按外部性投資的商業價值越來越低了長期回報堪憂而大量的投資維持資產價格高位資本回報率下降資金外流成為理性選擇這很不利于中國維持高資本積累可以看出沒有經濟的內生增長短期宏觀的激勵維持都受到挑戰

2勞動生產率與結構變動

一國經濟健康更為簡單清晰的事實就是勞動生產率必須持續提高增長伴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保證居民收入增長從而提升一國福利水平對于后發國家勞動生產率提升與產業結構變革高度相關工業化時期工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數十倍于農業因此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工業部門后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因此工業部門比重不斷提高則全國勞動生產率就會不斷提高,人們的可支配收入不斷提高,如果工業效率提升與教育回報率同步,人力資本也會同步深化。但經濟結構服務化后,這一伴隨就不是必然了,因為如果服務業的效率持續低于第二產業,則第三產業比重提高就會出現嚴重的效率下降;如果第二產業中過分發展建筑業,而建筑業勞動生產率更低,則建筑業比重上升越快則第二產業效率越低。因此經濟結構服務化并不必然伴隨著勞動生產率提高。

我們計算中國的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就可以看出:(1)服務業就業人數從1994 年就超過了第二產業,2015 年占全部就業的42.4%;(2) 服務業增加值在2012 年超過第二產業,2015 年超過50中國服務化的速度大幅度提高;(3服務業勞動生產率也是逐步提高第三產業比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的1995 年不到70提升到了2015 年的85的水平近年來服務業勞動生產率上升較快但值得注意的是依然難以趕上第二產業特別是與制造業的效率相比差距仍在擴大2014 年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只有工業勞動生產率效率的69因此制造業比重不斷下降服務業比重不斷上升直接也會導致整體勞動生產率下降;(4服務業勞動生產率上升較快2012年前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年增長達到10 位數但之后也就降低到了個位數了比工業勞動生產率增長仍然慢了很多見表3)。

          

我們再通過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內部比重變化進行分析可以看出1中國第二產業中工業部門不斷下降建筑業部門不斷上升2015 年建筑業占比已經從新世紀前的10左右提升到16而且就業人口2016 年和工業就業人數基本持平成為中國最大的就業蓄水池。(2建筑業勞動生產率非常低。(3建筑業勞動生產率增長幾乎是停滯的而工業勞動生產率增長迅速2015 年工業勞動生產率比2003 年提升了3.6 制造業一直是中國勞動生產率增長的引擎見表4)。

我們分析2015年和2016年的數據發現2015年服務業快速發展和服務業勞動生產率上升來自于金融業占比提升的貢獻金融業占比按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已經非常高了高于了發達經濟體因此再提升金融業占比來提高勞動生產率比較難了而近年來的第二產業增長速度低則來自于房地產和基建托底的穩定經濟的政策激勵所致建筑業的比重不斷提高對于穩定就業人口增加非常有效但會降低勞動生產率而且建筑業是勞動密集行業拉低了社會就業人口的人力資本需求不利于人力資本深化

隨著經濟結構服務化的進一步拓展制造業比重進一步下降而服務業效率提升速度降低2016 年服務業增長最主要的貢獻者是房地產服務業勞動效率提高會進一步放慢中國整體勞動生產率都要下降2016 年前9個月的可支配收入增長過慢已經低于GDP 增長實際上已經是勞動生產率提高乏力的反應因此提升服務業勞動效率和進一步提升工業效率才能有效遏制勞動生產率的降低提升我國的整體福利水平促進人力資本的深化

經濟結構服務化中的不確定和效率模式重塑

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制度機制匹配與效率路徑重

          

塑是中國跨越發展的根本所在因為工業化趕超的效率路徑發展機制和結構轉型到了中等收入階段似乎處于一個非常不確定的過程中如果沒有好的制度機制推動轉型升級未能明確新的效率路徑經濟增長的跨越式是很難完成的或很緩慢地探索才能實現

工業化時期發展經濟學的結構主義進行了很多政策的總結各國也做了很多實踐歸納起來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的干預在后發國家市場體系尚未建立政府可以作為市場參與的超級主體以彌補市場的不完善性提出了:(1工業化補貼”,利用產業政策選擇性金融政策稅收優惠政策等鼓勵制造業發展。(2資本積累激勵國內通過利率管制等各類方法籌集資金壓低國內勞動報酬提升資本報酬從而進行招商引資并展開區域性競爭達到國內國外籌集資金用于制造業的快速發展。(3開放政策擴大市場規模匯率政策上通過貶值提高國際競爭力等。(4通過引進設備完成技術進步的干中學”,推動國內制造業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5GDP 作為廣泛的激勵相容性指標推動地方GDP 的競爭工業化的快速推進離不開政府的積極干預工業化具有典型的規模經濟特征經濟效率同步提升經濟結構具有加速增長和提升效率的雙重作用并足以彌補干預帶來的成本

經濟結構進入服務化后隱含了很多不確定性因素特別是增長結構與效率同步現象出現了重大的不一致性而國際經驗更表明經濟結構化后國家增長路徑出現了嚴重的分化需要認真理解才能清晰地得出效率路徑轉換的不確定性和轉換的可行路徑從結構與效率的經驗事實歸納來看

1結構與效率路徑不同步

我們在前面已經計算了當經濟結構服務化后服務業比重上升很快但其效率低于工業部門因此服務業比重越高則一定會出現整體經濟勞動生產率下降的特征這一過程不同于工業化服務化推動的增長不是一個規模收益與效率遞增的同步過程服務業的發展規模效率低于工業化因此各國經濟結構服務化后服務業比重越高增長普遍減速但增長的效率和質量卻出現了分化發達國家靠服務提升了經濟增長的效率穩定性而后發國家效率改進下降經濟結構更為扭曲易受外部沖擊一個典型的經驗事實是經濟結構服務化后效率路徑非連續出現了分化

2經濟結構服務化的成本病

服務化普遍導致所謂的鮑莫爾病”,或稱為成本病”,即由于服務業效率低但服務需求旺相對價格上漲導致服務價格相對于制造業價格上升即低效率改進導致的價格上漲形成了服務成本上升從廣義上看是成本病更表現為城市化成本病”,即城市化高成本推進但城市化過程沒有提升聚集和創新效率導致整體社會普遍成本提高城市成本問題不僅危險制造業也同樣危險服務業的升級

3產業升級不確定

城市化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從國際比較看城市化率突破50服務業比重快速上升制造業比重下降都面臨著產業升級的內在要求即靠低成本的產業要被城市化后帶來的高成本所沖擊淘汰但也包含了城市聚集和創新外溢帶來的效率提升的機遇成本與效率賽跑中國城市化成本增長過快效率改進下降這是中國現在已經出現的經驗事實課題組2009),高成本的住房公共服務等導致中國城市化過程中有快速去工業化的趨勢使得服務業從生產性服務業進行效率提升的臺階逐步失去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失去了戰略支點產業升級變得不確定

4. “干中學”轉向“自主創新“的技術進步路徑不確定

干中學的技術進步往往是同質性的技術進步它首先受到本地與國際技術水平差距的限制越接近前沿國家的技術水平其效率越低其次它受到需求規模的限制由于技術同質性特征很容易導致規模收益遞減”。進入中等收入階段與先進技術差距縮小和需求多樣性干中學技術進步效率迅速下降但這并不直接導致自主創新比重的提高自主創新核心就是自主知識產權能得到壟斷租金的激勵更要獲得資本市場的激勵才能完成自主創新活動自主創新是異質性的其創新風險不斷提高需要更多的人力資本投入和分布式創新活動需要市場化的高定價激勵才能完成但由于自主創新不確定公司和政府都愿意通過引進的方式走干中學的技術演進消除不確定性這無可厚非但是一個僅僅限于干中學技術進步的增長其持續性受到了限制而且干中學路徑導致過度投資引進技術和鎖定技術演進路線壓制本土創新性自主創新和干中學不是一個技術路徑的簡單好壞的爭論和自動轉換其機制建設是根本衡量的最重要因素仍是TFP如果TFP 貢獻持續下降則認為技術進步演進出現了挑戰從國際經驗比較看從低收入階段躍進到中等收入階段的大多數國家先TFP 上升很快貢獻率也明顯提高但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TFP 下降明顯說明這一階段的技術路徑已經不是連續性了需要路徑的轉換

5消費升級的不確定性

經濟結構服務化過程中要素服務化質量提高是關鍵即以人的要素提升為核心消費中廣義人力資本的消費比重不斷提高提升人力質量完成人力資本與結構升級的互動形成所謂消費的動態效率補償但這一過程也是不確定如果過多的服務業管制消費服務沒有能提高人們的廣義人力資本消費效率不提升則轉型困難經濟結構服務化意味著更復雜的經濟系統協同分布創新高質量人力資本良性激勵與循環等的出現經濟增長中非競爭性的新要素需要不斷生產出來包括制度規則創意國民知識參與分享水平教育信息網絡等這些新增長要素質量的不斷提升決定了這一階段服務化能否帶動升級的根本中國進入到中等收入階段直接面臨著宏觀穩定的挑戰一是減速二是降低外部的沖擊從宏觀上看經濟減速特征明顯中國從高速增長階段進入到了中高速增長這一趨勢已經出現第二是中國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后開放必然加快特別是資本項目開放也是不可避免的而后發國家在資本項目開放過程中易受到外部沖擊這也是中國當前的穩定的一個關鍵中國的結構調整必須在宏觀穩定和持續微觀機制改革雙重推動下才能夠完成中央提出的宏觀穩定和供給側結構改革推進無疑是中國現階段的根本性任務

推進供給側改革,提升經濟效率

宏觀穩定與供給側結構改革是中國邁向中高端發展不可或缺的兩大戰略指標和任務但其最終目標都是要持續提升中國的經濟效率宏觀穩定政策近年來熨平了經濟波動實現了穩定經濟的目標保持經濟增長在6.5%以上的增長宏觀穩定政策2015 年靠金融2016 年主要靠刺激房地產和基建發展對中國經濟效率的提升作用有限宏觀穩定政策增加了社會總杠桿水平一是導致了資產價格上漲和建筑業發展過快引致資金回報水平持續走低二是導致了勞動生產率低的建筑部門上升很快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經濟效率在中國當前的杠桿率高匯率波動大經濟效率低的三大挑戰下宏觀政策要更為注重守住底線而不是繼續加大杠桿降低效率的方式進行干預在守住風險底線的同時積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放松管制給創新更多的空間激活微觀主體才能完成配置資源的體制轉型推動中國經濟邁向中高端發展

1宏觀管理風險目標控制

當前的宏觀管理上應該集中在以下幾大風險目標的控制上守住底線:(1穩定杠桿進行適當的結構性調整讓債務問題平緩化基本上是要依靠政府來承擔最終債務滾動的主體一是安排地方政府債務重組與穩定化并增加約束二是金融政策提供流動性安排防止債務危機并在國家層面上進行更大的財政金融聯動的方式的改革以保證債務增長速度下降并配合僵尸企業清理積極推動企業降杠桿。(22017 SDR 加入1 年后市場化進程更為加快但美國加息和國內經濟減速的夾擊對人民幣匯率極其不利我們非對稱貶值即對美元貶值對一攬子貨幣升值的雙目標策略在2017 年的余地不大了特別是對美元貶值預期現在都在7.3%的水平如果不能控制在7.3%的基礎上人民幣貶值過大國內的任何資產回報率都難以抵抗貶值的損失資本外流會進一步加大匯率沖擊會引起連鎖性反映如輸入型通貨膨脹等問題。(3財稅改革的方向一定是結構調整通過提高消費稅個人綜合申報所得稅等將個人納稅與城市福利權利相匹配并積極降低增值稅稅率有效地降低企業的稅賦成本提高企業的存活水平激勵企業進行創新

2供給側改革的重點

1進行事業單位改革推進事業單位的社保制度改革逐步取消事業編制特別是對現代服務業的科教文衛體等的事業單位改革十三五改革的重點事業單位改革事關中國現代服務業人們對提高人力素質的教育健康的依賴精神消費的文化都是迫切需要解決的而這些方面的滿足都依賴于科教文衛體的服務業體制改革這是未來中國最需要發展的行業但中國這些公共服務業改革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國傳統公共服務品是由國家統包起來供給的這里涉及公平的普遍化服務涉及到民生事務的監管體制建立問題公共服務品定價問題這些都是改革的新挑戰公共部門改革涉及到四大步驟一是事業單位社保改革二是公平原則提供普遍化服務作為基礎投入仍需加大投入三是放松管制包括準入價格和相應的服務監管四是建立新的定價機制和監管體制作為公共服務部門的定價機制和監管體制是改革的另一個重要方面但總體來講必須通過改革為現代服務業打開創新的空間滿足大眾差異化的需求讓企業能積極運用市場方式增加有效供給提升中國公共服務部門的競爭力

2國企改革當前是在按照做強的方向努力但其破的少合并的多特別是國企的公司治理與清理低效率企業方面都是在退步上市公司中都存在著直接合并性傾向如寶鋼與武鋼合并中航地產劃歸保利地產其模式仍然是計劃經濟的思維企業主體的獨立性創新性都會被進一步遏制國企效率低卻占用金融資源多而近來債務違約多為國企近來的債轉股熱潮也是為國企解困這種微觀的軟預算約束導致了企業的盲目擴張和不負責任的逆向選擇國企認真改革應遵循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方案來做


3城市化模式的改革新一輪的房地產熱潮直接涉及到地方政府的土地資金和城市化發展的模式討論如果政府始終保持著龐大支出的超級政府管生產管服務而不能向以公共服務為目標的小政府轉變那么城市化模式就無法改變而且土地政策也難以轉型關鍵在于城市化率中國到2019 年前后達到602025 年達到65城市化的建設周期結束后城市進入到了折舊和維持運營的周期中來不積極改變這種城市化模式則會負擔巨大因此城市化改革主要從地方政府體制進行改革包括政府轉型區劃的分割和資源等級制都是當前城市化模式困境的來源打破分割與資源等級配置模式才能有效推動城市化模式轉型從物的聚集生產中心地的城市轉向以人力資本聚集進行服務和創新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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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研究

報告 張平 2017年01月13日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研究

 

課題負責人:張平

課題執筆人:袁富華 張平  楠玉 陸明濤 張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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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經濟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研究

報告 張平 2017年01月13日

促進經濟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研究

課題負責人:張平

課題執筆人:張平 袁富華 陸江源 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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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提高增長質量效益的“任督二脈”

論文 張平 2017年01月06日

打通提高增長質量效益的“任督二脈”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 張平


推動中國經濟邁向中高端水平,其中重要一條就是確保經濟增長與質量效益同步提升。換言之,中國經濟邁向中高端有兩個重要標志,即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直接改善人們的收入和社會福利;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則推動資本的深化和人力資本的深化。2017 年,如何切實提升經濟的質量和效益?這需要我們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部署,加強激勵、鼓勵創新,增強微觀主體內生動力,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潛在增長率,切實打通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效益的“任督二脈”。

當前,制約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提升的不利因素,有兩點亟待在新的一年里給予改善:其一,以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居民收入的增長。2016 年前三季度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6.3%,低于經濟增速。這一點,應予以高度重視。其二,以技術進步促進資本回報率提升,進一步改善實體經濟運營環境。2016 11 月份M2 M1 的差口有所擴大,表明一些公司雖持有大量貨幣,但面向實體經濟的投資意愿并不明朗。以上市公司為例,2015 年上市公司扣除一般損益后,凈資本回報率低于資金成本。凈資本回報率走低是制約實體經濟的一個障礙。而大量資金在金融和房地產市場上的波動,也對實體經濟健康發展形成干擾。

國際經驗表明,發展中國家勞動生產率提升與產業結構變革密切相關。工業化時期,工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數十倍于農業,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工業部門后,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工業部門比重也隨之提高,進而帶動經濟運行效率大幅提高,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續增長。然而,伴隨經濟結構比重向服務領域傾斜后,上述經驗并非會成為必然結果。原因之一,如果工業部門中勞動生產率較低的建筑業比重過大,則建筑業比重上升越快,第二產業效率越低;原因之二,如果與建筑業比重相匹配的房地產等服務業效率持續低于工業部門平均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則第三產業比重提高也不會帶動經濟運行效率的提高。簡言之,現階段,過度依靠第二產業的建筑業和第三產業的房地產業拉動經濟增長,是有速度低效率的增長,并非我們所預期的。

從我國第二、三產業主要指標變化看,近年來服務業勞動生產率上升較快,但依然難以趕上第二產業,特別是與制造業的效率相比差距仍在擴大。再看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內部比重變化,2015 年建筑業占比相比新世紀前的10%左右已大幅提升,而且就業人口2016 年和工業就業人數基本持平,成為中國最大的就業蓄水池。但建筑業勞動生產率增長幾乎是停滯的,而工業部門制造業勞動生產率增長迅速。2015 年工業勞動生產率比2003 年提升了幾倍,其中,制造業一直是中國勞動生產率增長的引擎。

基于此,我們說穩定宏觀政策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推動我國經濟結構持續優化,邁向中高端水平不可或缺的兩大戰略目標和任務,目的就是要確保中國經濟的質量和效益穩步提高。

近年來,總體上看,穩定的宏觀政策熨平了經濟波動,實現了經濟穩定增長的目標。但如何進一步有效化解較高的杠桿率和較低的增長效率,要求我們要貫徹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在守住風險底線的同時,更加積極主動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激活微觀主體,給創新更多的空間,真正打通提高增長質量效益的“任督二脈”。

宏觀政策上,2017 年,金融政策要配合僵尸企業清理,積極推動企業降杠桿;財政政策,則應更加積極有效,通過降低增值稅稅率等,有效降低企業的稅賦成本,改善企業運營環境,激勵企業進行創新。

 

深化改革上,在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要把推進事業單位改革作為事關現代服務業發展的一個重點。要看到,提高人力資源素質的教育、健康、文化消費等,都是當今中國城鎮化進程中持續擴大的需求領域。大力挖掘這類旺盛需求,迫切需要加快科教文衛體體制改革,拓展現代服務業更為寬廣的發展領域。當然,深化這些涉及公共產品服務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著手改變以往傳統公共服務品由國家統包供給的單一格局,將會使現代服務業獲取新的成長空間,進而有助于改變現階段過度依賴建筑業和房地產業支撐經濟低效率增長的不利局面。這也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應關注的一個方面。與此同時,深化國企改革也應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既要通過兼并重組,緩解企業職工再就業壓力,減輕改革陣痛;還要堅決淘汰落后產能和低效企業,在深化改革中激發國企改革內在活力,使之成為我國經濟邁向中高端水平的領頭羊和生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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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稅改革:從穩定稅負到國家治理

論文 張平 2016年12月13日

增值稅改革:從穩定稅負到國家治理

文/付敏杰  張 平

正在全面推開的營改增,將重塑中國的第一大稅種。營改增后,增值稅將覆蓋占GDP比重超過90%的工業和服務業,規模超過5萬億元,占稅收總收入40%以上。但增值稅工業稅負高、服務業稅負低的稅制設計,在中國經濟工業份額快速萎縮、逐步邁入服務經濟的時代,必然會面對長期增速下滑的挑戰。

一、新的增值稅:規模與趨勢

可以從兩個角度看增值稅的規模和趨勢。第一個角度是收入和地位。2015年我國增值稅收入為31109.47 億元,占當年稅收總收入124 922.20億元的24.90%、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52269.23 億元的2 0.43 % 。考慮到出口退增值稅和消費稅的1 2533.35億元與進口貨物增值稅、消費稅的12 867.19億元基本持平,增值稅仍然是18個稅種中規模最大的稅種,比排名第二的企業所得稅多了近4000億元。① 從世界稅收歷史和中國實踐看,增值稅都是一個年輕的稅種。作為1994年分稅制改革的一部分,稅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就是通過引入增值稅來取代當時名目繁雜的產品稅,迅速確立增值稅在現行稅制的核心地位。占稅收收入四分之一和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五分之一的增值稅,體現了我國現行稅制“重流轉”的特征。營改增全部完成后,營業稅退出歷史舞臺,增值稅的規模及其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會再度提升。

第二個角度是增值稅比重的長期變化趨勢。分稅制改革以來增值稅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一直在下降(圖1),1994 年的增值稅收入為2 308.34 億元,占當時稅收總收入的45.02%和財政收入的44.24%。此后,雖然增值稅規模越來越大,但比重在不斷下降。2005年增值稅收入突破1萬億元,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也下降到37.5%;2010年突破2萬億元,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下降到28.8%;2014年突破3 萬億元,占稅收總收入比重為22%。①


不斷下降的比重,可能意味著增值稅的增長越來越不樂觀。2015年增值稅幾乎沒有增長,當年增值稅實際收入31 109.47 億元,比預算的37 700 億元少了近6 590.53 億元,僅僅完成了原定計劃的82.52%。從數據看,增值稅是2015 年稅收收入預算中完成最差的,也創下了1994年以來稅收完成情況最差的記錄。增值稅的主體地位還能堅持多久?

不過實際情況并沒有數據表現的那么差。2015年增值稅完成情況不理想,不是因為長期性的經濟原因,而是營改增沒有按照原定計劃推開所造成的短暫現象。2015 年營業稅收入為19 312.84 億元,比預算的11 255.00 億元多了8 057.84 億元,完成了原定計劃的171.59%,營業稅多收的部分超過了增值稅少收的6 000 億元。這意味著,在服務業營改增的大背景下,單獨用增值稅規模來預測未來的增值稅規模不可靠,必須將兩稅匯總考察,在此基礎上依據經濟形勢的變化和產業趨勢來加以估計。

若將增值稅和營業稅合計以排除改革帶來的不確定性,則2015年兩稅預算數合計為48955億元,實際完成50422.31 億元。若營改增全部完成,則2015年新的增值稅收入就是50422.31 億元,超收1467.31億元,稅收決算完成了計劃數的103.00%,占稅收總收入的40.36%。這個比重與分稅制改革初期的比重基本相似,但絕對規模已經是1994 年的20倍以上。這是新的增值稅規模分析和數據預測的起點。

在經歷了最初10年的超常規加速增長后,近10年的增值稅增速一直處在下降階段,這一點在2012年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后表現得尤其明顯。隨著國民經濟結構性調整的推進,增值稅增速快速下滑。考慮到現行的增值稅基準稅率共有四檔,包括制造業的17%、13%兩檔和服務業的11%、6%兩檔,則國民經濟中的服務業比重上升,一定會通過加權平均而起到降低增值稅有效實際稅率的作用,所以后期的稅率調整就顯得非常重要。

二、穩定稅負:增值稅稅率的結構性調整空間與政府間分配

中國稅制的典型特征是以企業為主體納稅人和各產業之間的非均衡稅負。企業法人是我國的主要納稅人,繳稅比例超過了90%。各產業之間的稅負不均非常明顯:農業企業或者農民的農業生產經營活動基本不納稅,工業企業增值稅基準稅率為17%和13%。服務業企業原定營業稅為5%和3%,改征增值稅后變成11% 和6% 兩檔。考慮到穩定稅負是歷次稅改的出發點,營改增稅率設計的初衷保證服務業稅負水平基本不變,這樣算起來服務業的稅負水平僅為工業的60% 左右。

正是由于以企業為主要納稅人的稅制和各產業之間稅負水平的非均衡特征,使工業化過程中工業企業盈利狀況的改善和大企業的成長成為稅收增長的重要原因。分稅制改革以來稅收收入實現了超常規增長,直接原因有兩個:第一是企業盈利狀況改善基礎上的征管力度加大,導致的實際稅負與名義稅負越來越接近;第二是高稅率的工業部門和服務業部門(尤其是工業部門)快速成長,低稅率的農業部門比重持續下降。其他的原因都是間接原因,盡管其在制度上可能很重要。

面向未來5-10年進行增值稅改革分析時,發現上述兩個因素都在變化。第一是工業企業的盈利能力很難再有明顯改善。隨著實際稅負接近名義稅負,原有稅種的稅收征管能力已經很難再成為提高稅收收入的手段。一些新的稅種,如財產稅的出現,或消費稅改零售稅,都會對總體的稅收征管能力形成新挑戰。這樣,依靠征管來提高總體稅負水平的空間已經不存在。第二是稅負水平最高的工業部門增長已經滯后于稅負較低的服務業部門增長。隨著第一階段的數量推動型工業化逐步完成,工業部門比重逐步呈現出見頂回落的趨勢。從理論和國際經驗看,未來我國產業結構演進的主體趨勢是農業部門比重繼續下降,服務業份額穩步上升,工業比重逐步下降。當前稅制下服務業稅負水平只有工業的60% 左右,則中國經濟的服務化會通過結構轉變效應而起到降低實際稅負的作用,從而制約國家能力的增強。①

穩定稅負是歷次稅制改革的出發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必須完善立法、明確事權、改革稅制、穩定稅負、透明預算、提高效率,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穩定稅負,不僅要穩定全國稅負,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收入劃分也要基本穩定。《決定》提出“保持現有中央和地方財力格局總體穩定,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這樣,營改增完成后就有了重新設計增值稅稅率的需要。

穩定稅負,就是讓稅收收入占GDP 的比重保持穩定。從數學關系上看,需要保持稅收收入增速與GDP增速基本相同,與單個稅種的規模并沒有必然關系。但是考慮到以房地產稅為代表的新稅種落地周期長、增長空間有限,占全部稅收收入40%左右的新增值稅的穩定增長就顯得至關重要。從預測階段開始,本文以2015年增值稅和營業稅收入決算合計數50422.31億元作為新增值稅的基本規模,分析結構性因素對于增值稅有效稅率的影響。本文假定稅收征管強度在各產業之間不存在明顯差別,采用時間序列模型和結構估計來預測未來10年的產業結構轉變對增值稅規模和份額的影響。為了使分析專注于新增值稅,暫時忽略其他稅種。

如下表,可以看到,在增值稅多重稅率下,盡管收入不斷增長,但增值稅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會隨著工業份額的逐步萎縮而下降,從現在的40%左右下降到2020年的37% 左右。如果采用2015 年兩稅收入之和所對應的增值稅單一稅率(10.1%左右),則增值稅比重不但不會萎縮,還會略有增長,從2016開始逐步上升并保持在40%-41% 之間,為減稅留下些許空間。根據預測,到2020年因單一稅率改革而帶來的稅收增量可以達到8000多億元。

營業稅原是地方的第一大稅種,營改增完成后勢必需要在中央和地方之間重新劃分增值稅以彌補地方的財力缺口。一種較為理想的形式是中央地方之間采用單一分配規則,這一點體現在營改增過渡期的“五五分成”上。2015年屬于地方的兩稅是增值稅的25%和營業稅的全部,合計27 090億元,約占兩稅收入總和的53.73%,采用中央地方五五分成是基本合適的。在中央和地方事權的法制化過程基本完成后,若中央承擔更多事權,則可以適當上提分成比例,地方的財力缺口則需要安排相應的轉移支付。


三、國家治理:增值稅后續改革的深層問題

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國家能力的鞏固和提升是財政體制改革的重要參照系。關于增值稅稅率調整的數值模擬已經說明,在農業比重持續下降,服務業比重快速上升的國民經濟結構性調整背景下,通過平均稅率,尤其是采用單一稅率,可以起到穩定稅負的作用。其他國家治理的深層次功能更加重要,包括:

(一)消除歧視性稅率,使增值稅回歸稅收中性、

除了籌資功能以外,作為國家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稅收的功能更多體現在對市場主體的激勵模式上。從原有的工業征收增值稅、服務業征收營業稅,到營改增后在增值稅統一框架下的工業高稅率、服務業低稅率,市場主體對產業非平衡稅負的認識會更加直接。多重稅率更加明確地體現出現行稅制的產業歧視性特征,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和稅收制度的中性原則形成了直接挑戰。在日常經營環節,同時覆蓋工業和服務業的企業集團有動機將利潤轉移至服務業部門;在市場進入環節,企業趨向低稅率的部門,逃離高稅率的部門,這就是多重稅率所造成的產業結構扭曲。平衡稅負和單一稅率就能夠較好地避免這個問題,以稅收中性和非歧視性稅制把稅制對企業市場進入的影響降到最低。畢竟進入是產業組織理論中創新和發展的核心命題。

(二)平衡地方財政激勵,減少要素扭曲

除了能夠在稅制上降低扭曲以外,統一增值稅稅制下的單一分配規則是重構地方政府財政激勵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其他轉型國家或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經濟發展的典型特征是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推動作用,這也是中國發展模式的核心。合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是本輪財稅體制改革的重要出發點。在工業征收增值稅、服務業征收營業稅的兩稅稅制下,由于地方分享了增值稅的25% 和營業稅的100%,從而從稅制上對地方政府形成非均衡激勵結構。地方政府很明白工業和服務業對其財政收入的不同意義,通過零地價劃撥土地給工業企業來降低工業企業成本以最大化工業部門的增值稅收入,同時以“招拍掛”的形式將高價土地出讓給服務業部門以通過高價格高成本的加成形式推高服務業價格和與此正相關的營業稅收入,從而實現財政收入最大化的目標。在增值稅采用單一稅率后,工業和服務業原有的不同政府間分配比例將被單一分配規則所取代,從而逐步消除工業和服務業對地方政府的不同意義,土地市場扭曲也能夠逐步得到矯正。從理論上講,無差別的單一稅率,更有助于市場配置資源能力的發揮,更有利于實現產業融合發展。

(三)為工業減稅,使國家能力與經濟發展基本匹配、

在穩定稅負的條件下推動工業和服務業實行單一增值稅稅率,首要的作用是有效、大幅度地降低高稅率部門的稅負水平。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以來,結構性調整不斷加快,服務業比重上升,工業比重下降。這種轉變固然是符合規律的,有利于總體上的產業優化、能耗控制、環境保護、資源消耗減少和宏觀經濟穩定。但工業部門的過快下滑已經威脅到了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重要內容就是降低實體經濟成本。在所有產業之中,首先需要降低的就是工業部門的稅負,這成為增值稅單一稅率的重要落腳點。更重要的,按照前面的增值稅規模預測,采用單一稅率的最大優勢就是穩定稅負,使國家能力的增長與國民經濟成長保持基本一致。

(四)消除非平衡財政激勵帶來的產業鎖定,推動產業升級

同一個國民經濟體系中,有的部門稅率高、有的部門稅率低,自然會使掌握資源配置主動權的地方政府努力發展高稅率的部門。我國工業部門在分稅制改革的最初10 年、尤其是“入世”以來的快速發展,到后來服務業部門發展緩慢,都有工業高稅率的激勵制度因素在里面。正是因為工業部門的持續高稅率,使我國的產業演變呈現出明顯被鎖定的格局。政府守著最大的稅源,不愿意推動新產業發展。這一點在不同的省份表現不同,資源型省份的政府守著大煤礦等著坐地收租,推動產業升級主要就是做煤化工和煤電聯營;工業基礎較好的中部身份,政府努力保留的高稅率部門已經嚴重產能過剩。從實踐上看,以產業歧視為特征的多重稅率體制,使得政府過多地關注某一兩個部門,到一定程度就形成了實際上的產業鎖定。等高稅率的部門不符合產業升級的方向時,地方政府就會變成低生產力的代表,使高稅率部門出現落后產能和過剩產能,不利于產業升級的實現。

(五)進一步簡化、優化增值稅相對復雜的稅制

增值稅的稅基是增值額,不同類型增值稅的差別體現在對增值額的確定上,這是一個理論上很簡單但操作起來又很靈活和復雜的稅制。生產型增值稅有最寬的稅基,扣除對象只有原材料類流動資產,故而全社會的生產型增值稅稅基約等于國內生產總值;收入型增值稅在生產型增值稅的基礎上增加資本折舊抵扣,從而進一步縮小了增值額的范圍,也有利于減少重復征稅;消費型增值稅允許固定資產支出全部抵扣,增值額的范圍最小,在三種類型的增值稅中也最能體現公平。從理論上看,增值稅可以層層抵扣,層層轉嫁。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各地區差別巨大,稅制高度復雜化,從納稅人認定(尤其是小規模納稅人)到多重稅率,再到千差萬別的產品優惠、行業優惠、地區優惠、特定人員群體優惠等,再加上單個扣除項隨新政策不斷調整,都需要納稅人花時間去逐步學習和適應。盡管這些負擔并不體現在財政收支中,但是卻給納稅人和整個社會增加了實實在在的成本,最終影響中國經濟的競爭力。因此,后續改革應該著眼于稅制的簡化、優化,比如簡并稅率、規范優惠等等。

(六) 強化收入分配功能,改變整個稅制功能性失調的狀況

與所得稅、財產稅相比,增值稅具有極強的籌資功能,征管成本低、征收效率高,這也是很多發達國家力推增值稅的重要原因。二十多年來,我國增值稅的比重一直在下降,從40%以上下降到25%。同時2015年企業所得稅的規模已經達到27 133.87億元,規模逐步接近增值稅。所得稅規模的快速增長,讓整個稅制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尤其是初次分配公平,改變了之前整個稅收體制過度倚重籌資、對公平關注不足的功能性失調狀況。營改增完成后增值稅規模的再度膨脹和稅負的層層轉嫁,使整個稅制促進公平的空間被再度壓縮。發達國家力推增值稅是為了增強稅制的籌資能力,而目前我國稅制的問題是籌資能力過強,應當壓縮流轉稅、增加所得稅比重。后續的改革應當在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合并征收和財產稅的建立上下功夫。

(七) 重構稅收征管格局,更多地面向自然人征稅

 

人生而納稅。個人和國家政權之間的日常聯系主要是通過稅收這個渠道,但我國真正報稅、繳稅的人數較少。很明顯的是,如果個人不報稅,也就基本不可能拿到個人所得稅退稅,所以我國的很多減稅退稅措施都只能使企業獲利,基本不能落到個人頭上;只能促進投資,很難拉動消費。支出面的問題也類似,只要政府因為應對危機而突然增加支出,財政資金絕大部分會落入企業,而非個人。增值稅以企業為納稅人,稅收征管基本上就是稅務人員和企業打交道,納稅服務主要是指服務企業的能力。個人的納稅人意識培養,大體上只是錦上添花,對于完成稅收任務沒有太多的實質性作用。這種以企業為中介的征管體制有效率,很多人認為這是我國稅制的優勢。但這只是經濟繁榮期的現象,經濟下行和稅收困難時期,卻不得不仰仗幾個大企業。如果企業利潤下滑,稅收就沒有保證,甚至還可能出現過頭稅。我國現行稅制的絕大部分稅種,包括個人所得稅,都是由企業繳納或代扣代繳的。這種狀況導致國家和個人的之間聯系中增加了第三者,導致國家能力過度中介化,無形中消弱了稅務機關和自然人打交道的能力。為此,需要重構稅收征管格局,更多地面向自然人征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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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第八屆中國地產年會--宏觀展望與未來中國地產路徑

演講 張平 2016年12月05日

2016第八屆中國地產年會--宏觀展望與未來中國地產路徑

張平   時間:2016-11-27  來源:騰訊大粵網·房產頻道

張平:非常高興能夠有幸又來到這個地產年會,因為我也是多次來地產年會做嘉賓。那么今年也到了年底了,所以我們的地產年會,今年我們宏觀展望,展望2017年,還看看未來地產。

我這回主要講三個東西:

第一,中國經濟到底現在處于什么的狀態,明年情況如何;

第二,匯率未來的決定因素和它的走向;

第三,地產作為一個重要的行業,我們做過一系列的計算,給大家分享一下我們計算中的結論。

那么中國經濟到底怎么樣,第一件事大家都特別清晰的明白,中國經濟增長好事重復說三遍,每個季度都是6.7、6.7、6.7,今年全年估計還是6.7,好事多說一遍也沒事,第四季度可能經濟增長在6.6。這些枯燥的數據背后,很多人都不耐煩了,說你這個數據也太平了,明年的數據也可能好事說三遍:6.6、6.6、6.6,也可以,但是這些只是說明我們經濟正在處于一個很穩定的狀態,其實它表明是這樣,而這種穩定的背后,實際上是我們國家花了巨大的宏觀之力來做的穩定,這個穩定是我們現在最為重要的一種穩定經濟的力量,包括作為地產也成為穩定宏觀,在今年也成為工具之一。所以今年的地產年會,確實像剛才主持人說的非常的復雜。剛開始是以此來救助穩定宏觀,一會我們就能看出來,6.7為什么背后出現很大的要激勵地產、取消限購、降低貸款等等,但是到了10月份又急轉直下,又全面恢復限購,所以價格波動巨大,這里頭隱含了什么樣的政策轉向,這是明顯的,在一年之間先發后收,幾乎是很少見的。然后這種波動,大家再熬一段那就不好了,就是9個月的時間都波動了。

第二,就是今年大家發現了一個異常的東西, 就是人民幣開始貶值了。2015年很多人講人民幣匯率的時候,在匯豐商學院原來也有很多人聽過,我說很早開始在討論人民幣匯率是什么決定因素,2015年已經開始不斷的警告要正視人民幣加入SDR的機制體變化,今年開始發現這種貶值預期從一般的經濟學家已經逐步傳遞到個人家庭了,因為個人家庭的收益率只要換成美元,也不用出境,我開玩笑,春節過后把人民幣正常換5萬美金,從工商銀行也不用提出來,存到工商銀行買上工商銀行的美元理財,你到現在大致有7%-10%的收益,因為它有價格波動。這個情況使得我們非常感受到匯率對人們基礎收益率開始生產作用,所以我們要再次探討這種匯率和外部沖擊的力量。

第三,要講講地產未來跟城市化的關系,跟匯率的關系,跟經濟增長的關系。曾經我很早就是經常愛講一句話,我可能在年會上也講過,大家知道什么時候中國的房價是在哪一年開始真實的上漲的?當然很多年輕人說我只記得最近這一次,在2016年上漲的,這沒有問題。但是中國房價上漲,如果大家認認真真看是2005年開始上漲的,2014年之前你買了房子基本上價格不懂,但是中國也不是輕易能買房的,大概是1999年以后你才可以通過信貸的方式買房子的,所以中國房地產發展,咱干了8年了,其實1998年7月才正式開始允許貸款,所以1998-2008年這十年,總共中國房地產才干了18年時間。當然,也走過了人家很多國家走過很多的路,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漲的,2005年7月人民幣開始升值,房地產的價格快速上漲。所以2005年是中國房地產的價格元年,不信你們誰都可以查,不論任何地區,房地產的價格一直是與匯率高度相關的,所以為什么我們關心匯率,而恰恰在這一期間中國經濟也進入非常高速增長過程,這是我們想先給大家先描述的輪廓。

接下來,給大家展示一張基本的圖。這張圖我經常說的,其實對中國的經濟不用特別復雜,它就三件事,過去就兩件事,GDP和CPI,那么現在多了一件事:匯率。如果你經濟增長,現在中國大家就知道兩個詞了,通貨膨脹因為最近沒漲過,所以大家也不太關心了,就都知道一個詞:經濟增長,都知道十三五應該保持6.5。另外一個就是相當關注的匯率。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以經濟增長作為基準來探討政策,另外也會以匯率作為我們主導資產的價格來探討。那么中國經濟增長怎么樣呢,我們復雜的事情我們不看,起碼我們能知道兩件事:第一,從今年以來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國地產上的庫存,也不是地產上,整個去庫存達到一定程度,PPI第一次轉正,這是我們看到的補庫,所以我們短期內我們是周期補庫回升動力,但沒有完成中國經濟就此樂觀的判斷,為什么?這就是我們今天講的。

那么從我們剛才講的,中國經濟現在怎么樣?

第一,出現了很多樂觀傾向,就是因為去產能以后,我們很多大宗商品上漲,結束了54個月大宗商品負增長情況,回到我們知道的正的情況,說明中國經濟增長庫存周期性動力回升,這個與我們的地產非常有關。

第二,我想跟大家分享這張圖,這張圖可能看得不那么清晰,但我們看到一個最基本的東西,2016年一季度,剛才說同比6.7,看似非常平穩,但是環比看,2016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長創歷史新低,環比增加1.2,那么意味著如果二季度不能大幅度提高增長速度,就會導致中國經濟2016年也就是我們稱之為十三五的元年,經濟增長速度就會降到我們的目標6.5,所以從一季度經濟下滑以后,我們就可以看到從二季度開始就非常用力。這條藍線創新低,2016年是這個黃線從創新低一下子打得很高,2017是那條藍線,所以2017年按照正常值我們就能夠使經濟維持在6.5。但是,2016年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因為我們創完新低以后政府使用了一個巨大的力度,這個力度就是房地產,所以取消限購、放松信貸,成為經濟增長拉動的一個重要因素,所以我們現在能看到由于我們現在的經濟增長仍然處在趨勢性下降,并沒有能扭轉,只是在2015年我們干了一件事,干了一件什么事呢?大家知道,金融通過炒股加杠桿,使得我們對金融經濟的貢獻很大,一會我們都有數據。2016年我們又靠房地產拉動了一批經濟,所以未來如何拉動經濟都一直成為了問題。

我們看底下的數據,金融業的在年底對經濟的比重,我們都說2016年比較高,一般只貢獻0.5個百分點,但是你可以看到2015年我們實際上貢獻了1.3個百分點,也就是說比平時多了0.6個百分點以上,這是我們見到非常大的問題,就是說我們那一年增長值6.9,金融其實是凈貢獻了。金融一個部門,如果有人說得比較夸張點,凈貢獻了大致1個百分點(或者說稱之為0.8個百分點),也就是說2015年經濟增長如果沒有金融的額外貢獻,就是炒股的額外貢獻,我們大概2015年經濟增長就6.1,所以你們就能夠看到,2015年有哪幾個經濟市場特別好呢?那一定是包括深圳、上海、北京,所以也是房價率先的啟動者,是因為那一年從事金融業的人得到了非常大的發展。

再往下看,一直在加大房地產的投入的情況下,我們現在其實已經達到了0.6個百分點,實際上今年貢獻了0.5個百分點,如果這個0.5個百分點,今年的增長速度也在6.1、6.2,我們產業分布也集中在一、二線,區位分布也是一個比較特別的情況。

這里我們給大家展示了這一兩年,我們使用了很大的所謂通過金融業、房地產業來穩經濟發展,但是有一點也發現,把兩個東西作為一個穩經濟的工具,被人批得也是非常多,所以關于股市今年還沒有緩過氣來,原因是去年的股市融資傷害了很多人,今年一開年熔斷就使得很多私募基金扳平的機會都沒有,所以再投資的能力就收縮了,所以到年底估計從養傷的角度才能剛養好。那么房地產的情況也是,中央也是意識到,如果用它作為穩定經濟的政策,顯得房地產的泡沫過大,全國都在說,這個問題比較嚴重,所以中國開始做了轉向。

從更深層次來講,沒有提高我們的勞動生產力,也就是人均創造價值能力實際上沒有得到提高,突出表現在什么地方呢?表現在一個方面,那么就是今年出現了一個非常大的異常值,就是前三個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6.3,低于我們說的GDP的6.7增長,說明我們現在人均創造價值的能力其實現在增長速趕不上宏觀,好像通過各種宏觀政策起到很多政策,但是我們勞動生產率其實是在下降,這是我們現在遇到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那么我們再看物價,現在PPI轉正,一個最重要的特征,一方面是我們的拉動回升,另一方面人民幣貶值,因為大宗原材料靠進口,所以貶值讓我們知道,貶值是容易引來通貨膨脹的輸入,因為你要購買的東西多,你原來升值的過程中都是相當于很便宜買到東西,隨著貶值一上來購物價又會漲。所以我們今年整體的形態可以總結而言,就是我們2015、2016年都用了特殊的產業進行經濟帶動。

第二,貶值導致我們庫存周期提升,由于大量的基建的房地產,導致補庫周期推動了PPI轉正,同時由于匯率貶值也使得我們價格轉正,最嚴重的問題還是我們逐步要去理解,我們現在整個經濟的增長沒有伴隨勞動增長率的提高,這個對地產是非常嚴重的,這個我們并不是說對地產的嚴重性,你的居民收入上不來,這件事不單是對地產對方方面面都是問題,所以我們在這里一會預測數據的時候專門把這個數據再指出來。

現在講到今年擾動最大的因素,就是加入SDR以后匯率的影響。第一個是出口順差越大證明你越有印綠票子的能力,所以外匯準備越強,理論上講你整個匯率應該是越堅挺,而且美國也叨叨你,很多人說是不是特朗普一上臺就逼著人民幣升值,是不是會一路升值而不是貶值?那么特朗普上臺以后,他覺得人民幣操縱了,所以要不斷造就人民幣升值升值,我說其實特朗普上臺這個思維對中國是非常不利的,因為他沒有辦法限制人民幣升值,他只有辦法限制中國出口,意味著外匯儲備也會下降,人民幣會加速貶值,反而不是好事,這是貿易下對它的影響。

第二,還有一個利率項。隨著人民幣的流動,美元加息,美元預計2017年加兩次息,2016年加一次息,2017年至少加一次息。現在這種預計,第一,就是要把美國的利率加到1,中國利率現在1.5,但是中國的理財實際上還在3.5-4,所以比美國還高,很多人為什么前幾年不在,出國也沒事干,美金理財1.5,可是現在美國加息以后再加上美國加息導致它十年期國債,達到2.38,很快達到它的均衡值2.5,這樣就有長期投資的價值,很多人就會對它進行大幅度的購買和操作,那就非常掙錢。所以美國的利率越高,中國資金外流壓力越大,因為我剛才說了你存到中國銀行才4%,可是經不住貶值,你現在貶值5%,那你就頂不住了,中國再能找到好地方,4.5,你也頂不住,所以匯率問題受到兩國利率(影響),所以美國持續加息對中國利率也是有影響,這也是特朗普效應,特朗普說是要適當加息的。

第三,就是匯率制度。我們加入SDR,其實這也是中國一個重要的東西,加入SDR,中國就希望從盯住美元單一貨幣轉為盯住一籃子貨幣,美元現在猛升值,所以中國對一籃子貨幣里只占33%,剩下的都歐元、英鎊、日元這些貨幣,因此中國對美國是嚴重貶值,但是對一籃子貨幣還升值,所以央行認為,中國既然在去年811變成一籃子貨幣,今年又加入SDR,所以它跟一籃子貨幣變動的,對美元的貶值應該在可忍受的范圍。因為一籃子貨幣里頭,特別是歐元和英鎊,今年因為出事以后貶得太厲害,而美元前所未有突破100,變成102,所以現在對美元的貶值恐慌度不高,而且在外匯市場操作中也沒遇到國際上系統做空,沒有。所以這也是央行比較心里穩定的原因,老百姓覺得挺虧,但是從央行角度要加入SDR構成一籃子我們并沒有找回均衡,第二也并沒有可以做空,形成我們新的匯率制度是不是能在波動中形成平衡。但央行并沒有對這事表示,因為央行盯著,咱們盯美元,央行是盯一籃子。

中國沒事就出國買房子,你買英國的房子光貶值就貶值20%,你還不虧了,包括你不理解稅收、不理解遺產,不自己搗亂嗎?這些我們先要理解的事實,就是說影響匯率的三大因素,還有一個就是中國現在比較艱難的一個事,就是我們的經濟基本面現在沒有惡化,但是我們的杠桿率上升太快,這是從信用評級角度還是有點壓力的,所以全世界對中國的信用評級給得不是很高。

另外一個重要東西,我再次跟大家說,只有中國這種新興發展中國家才有匯率問題,英鎊貶了30%沒有人覺得應該拋棄英鎊,發達國家已經沒有真實的匯率危機了,只有新興市場國家有,所以不要老沒事干就跟別人比,那是兩個不同的匯率機制,當然這個到底是為什么?有很多解釋。其中一種就是成熟經濟體的貨幣有很強的自律性,貨幣不會亂發,經濟和政治結構較為穩定,這個都是有一個制度性的穩定期,所以現在發達國家匯率危機不重,而后發國家往往(發生),老百姓關心,其實經濟學家和政治家都關心,為什么?這個東西容易受到挑戰,這個比較亂,那我們給大家講中國一籃子貨幣名字就叫CFETS,所以在這一塊人民幣還處在升值狀態下,而不是貶值,這是央行的基本想法。

我們借鑒了海通的道理跟大家講,海通計算了一把后發國家的貶值很大,尤其像俄羅斯,貶了70多倍,貶值很厲害,其實現在按美元真實計算還沒中國高,也是8000美金,但是按照實際購買力它實際上2萬美金,但它貶值這么多,俄羅斯的房地產漲,其實一算以后就明白,俄羅斯的上漲還趕不上它的通貨膨脹率,俄羅斯的房地產漲得多厲害?沒有,因為匯率貶值太厲害。發達國家根據它們的估算,那么人民幣簡單估算,比較高的貶值,咱們姑且說比較高的貶值是9.5:1,1美元可以換9.5,這是一種算法,它還有一個更怪異的算法更高,但僅是這個就已經打破,按照9.5這么一個概念,高盛的預期是7.3,這個給大家要作一些理解。

那么,整個由于中國為什么會匯率持續貶值,是由于中國國內的資產回報率偏低,所以在匯率方面,我們都知道一個國家的資本回報都彌補不了它的借貸成本的時候,這個國家資金基本上流出的,一個國家的資本,所以那時候說李嘉誠出國是正常的,為什么?在中國商業地產的回報率不足4%,而地產融資所有貸款成本都在5%以上,英國公共基礎設施上市公司的分紅率5.5,它的貸款,就普通人貸款也就3.5-4.5之間,所以它出現資本回報率要大于融資,而國內是少于,因此一個長期投資人一定要選擇干杠桿的方式,一定是這么理性計算的。這些都是我們給大家理解匯率這件事的關鍵。所以匯率的演進,明年貶值趨勢基本上很快,如果歐元英國能夠有所反彈,那中國剛才一籃子貨幣,CFETS基本調整到位,所以今年上半年第二季度這個調整也就到位了,所以那時候一籃子貨幣同時貶就比較真實了叫一籃子貨幣調整。

這是我們給大家理解的所謂中國現在一旦外幣外流,現在一個問題也來了,央行現在發貨幣的能力迅速下降,過去我們靠外匯賬款,也發不出去了,房地產又被限制了,所以在短期內也不能作為發放的渠道,它找不到渠道,傳統兩大渠道都找不到,所以很多人就開始認為央行開始適度改革存款準備金制度的調整,要不然央行只能進行流動性的支持,而不能對經濟有很大的刺激,這是我給大家想分享的情況。

從世界的金融史上來看,我們可以預見到整個經濟,原來我們不太關注這個,今年央行態度很坦然。但是從今年開始,一定已經開始了對外部真實沖擊的這些影響,過去這些事咱都離得遠,那么從現在開始你就應該知道這個東西不能回避,而且要理解這種東西,一次一次去理解匯率對國內的影響,包括貨幣都放不出來了,你還有存款準備金率,但是再放不出來怎么辦,而且資金外流非常嚴重的話,你是嚴格管控資本,人家也說你別加入SDR了,這些都是我們面臨的原來沒有的,現在引進來了,所以這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

作一個簡短的總結和明年展望。明年展望,增長速度還在6.5,特別是今年上半年增長的問題都不是很大,但是下半年預計第四季度照現在的趨勢看會破掉6.5。最嚴重的問題還是這個問題,就是我們頭一次遇到了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從7.4,2015年降到7.3,而我們的消費增長速度已經超過了我們的收入增長速,再加上我們今年居民舉債杠桿也不低,估計在7-10的可支配,就會出現這些問題。

那么國際沖擊,今天不進行詳細的講演。美國經濟其實還是從預測來講還是看好,美國經濟大家有一個概念就行,美國經濟只要超過2%經濟就是良性的,突破失業率一旦低于5%,它們就會通貨膨脹,他們就認為應該加息,那么美國這些基礎條件都完成了,只是他們認為金融市場和國際脆弱,沒有快速加息,但是美國的緩慢加息現在從實體經濟看沒有問題,所以今年2016年12月13日的加息預期,現在全世界一直預期概率100%,大家認定那天來了就肯定加,那么2016年形勢看上半年也可能2017年上半年還有一次加息。

歐洲經濟也有所緩和,事業率是低于10%,是非常良好的狀態。國際上不管是特朗普,不但股市穩定,而且一路上升創新高。所以光分析人家這些東西不是它的本質,而是我們必須知道這些條線在哪。

這是我們給大家講的國際方面的情況。國際方面的特征,發達國家的狀況,2017年預期還是好的,現在看它們的穩定度比一般新聞說的還是強,比如說西班牙總理半年都沒有人了,人家經濟現在恢復性增長很好,這就是歐美國家為什么有一個穩定性,美國人說選只狗都行,為什么這樣,確實這樣,西班牙已經7個月沒有總理了,經濟增長速度超過1.7還是多少。所以很多政治事件的紛擾與真正的經濟運營是有適度分離的,并不是說這個哥們來了全世界都崩了,這是不成熟國家才有這個問題,成熟國家不存在這個問題。

所以大家經常因為我們要理解關于國際事務基本的東西,一定要想到成熟國家和非成熟國家的在很多穩定架構上是不同的。那么這就是我們過大家講述了一下國際的情況,這是我們剛才講的它們的發展特征,第一它們比較穩定,第二全世界出現了負資產問題,這也是一個很奇異的現象,美國盡管加息,預計從0.5提到1%基本上是一個均衡值,再往上加的可能性比較小,歐元變成正也就不錯了。所以美國加息是所有客觀數據和現在預期都完成了,大家明白美國加息和歐洲經濟情況。

第三個部分,稍微接到剛才講的利率部分、國際情況,還有居民加杠桿,2015年在股份市場加杠桿,2016年實際上是在房地產加杠桿,中長期的發展,2015年從股市以后,2016年最高值都達到30%的增長,所以這幾年居民加杠桿,僅僅是政府加杠桿是拉不起中國經濟的,因為企業加杠桿已經不可能了,因為它們已經太高了,全世界最高的國家是中國,政府不算高,這幾年連續加,那么現在這兩年又把居民帶起來了現在也是2016年預計居民債務占到GDP比重大概是50,現在是30來萬億,中國總儲蓄還不錯,大概有43億,但是你的凈儲蓄水平已經下來很快了,關鍵在于這些貸款都是要付利息的,這一點是問題的關鍵,如果我們的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只有6.3,而我們現在貸款支出速度非常快,人均比重不算太高,占8%左右,這也是中金公司和海通都在算這個東西。個人存款增速也在下,消費增得快,存款下很快,另外就是我們看到的一整套家庭的消費支出雖然平穩,但是沒有持續的增長保障,這個問題也是比較大的,所以我們能夠通過這一組畫面能夠有一個大概的理解,就是我們現在居民并不像我們想象的無限的潛力,過去儲蓄極高的國家,經濟高速增長,但是情況也已經很清晰了。

所以我們能夠清楚的理解我們整個居民的加杠桿的情況,現在我們能夠看到的是居民加杠桿的速度還很高,而且盡管我們房地產已經受到了一些約束,但是同志們還是希望在這方面進行更多的購買,所以這些是我們能夠給大家描述的。因為圖像很多,但是都是告訴你一點,增加的速度比較快。居民債務負擔也增加比較高,中金公司的,8.2,最近一組研究都認為中國即使是不再限購,隨著我們收入增長放緩和居民信貸,照25%干下去,干到2019年基本上老百姓徹底沒錢了,海通專門做了一個模擬,可是大家要知道,有關地產這件事在居民這塊有潛力,但是一個重要的東西就是它應該更為有點持續性,這是地產的根本。

那么整個不去詳細探討了,因為現在都發現現在核心的問題是我們的居民收入不能再下降,如果收入一路下滑,即使我們保持了增長速度也是問題。美國當年也是從80%的多的杠桿現在一直降到70%多,中國是從30%、40%,一年10個點。政府加杠桿沒問題,為什么對居民加杠桿那么害怕呢,因為居民沒有債可賴的現在政府最牛的是有滾動債的能力,債務一整套的滾動。這個就是我們給大家講講對于居民和我們GDP問題,還有我們匯率問題,對于地產部門整個關于宏觀的一些支撐是什么樣的情況,地產模型我們做過很多地產模型的測算,如果發現我們經濟增長能夠不低于6.5,GDP跟一二線城市是同步而行,當然我們每次漲得比它高一點,但從美國來講大致增幅差不多。中國由于受到匯率影響,中國進一步降低利率的空間也被封死了,所以對房價的進一步提升也到此為止。

主要給大家分享一下在短期影響的另一個東西,剛才講了一個是GDP,第二個是匯率和貨幣政策,現在受到一定的限制,增長現在還可以,還有一個叫城市化率,一個國家的城市化率決定了它的發展模式,當城市化率在50%以下的時候都是三四線城市高度發展到50%-60%之間,這時候到65%,基本向一、二線集中,這是世界的房地產發生規律,基本上在50%左右是人口在城市間移動比較頻繁,所以現在我們正經歷的是,我們現在是55%,到2019年大概超過60%,2019-2023年左右,我們才達到65%,到這時候我們整個人口之間的移動,這個過程它完成,所以大家要大致理解,到2019年這個東西就趨緩了,全跑深圳、全跑北京這事就趨緩了,所以它基本上是靠存量的人口來進行更新換代。從世界的經驗比較上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那么人民幣只要超跌預期,GDP不要減速太多,其實因素還不太高,GDP不要減速到6%以下,基本上我們的可預期還是不錯的,否則的話有點對地產的影響比較大。

總體趨勢,2016、2017年,現在對房價波動最重要的因素,中國歷年波動的因素是政策的因素,主要還是GDP增長、城市化率和比較寬松的貨幣,未來的影響的風險挑戰主要是剛才講的,是我們說的或鋁和GDP或者人均收入的下降,那么再長期以后才是房地產稅,稍微更遠一點了。

當然,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東西,就是政府政策的供給性。從我們來講,對整個地產盡管我們剛才說了有很多宏觀的因素,但是我希望大家理解這些宏觀因素,總的預測,因為中國現在達到55%,那么還有65%的城市化率,還有一整套一、二線城市發展的模式在里頭,而且基本上如果跟GDP比較同步的話,那么中國整個地產業還是非常健康的,但是到2017年也是要慢慢的注意,要非常注意潛在的風險窗口打開,就是外部的沖擊和居民負債率的提高,所以這些從總體來講中國地產依然健康,特別是宏觀政策調控以后,能讓它繼續向良性發展,但是也要謹防風險,因為風險也是逐步增多。

我的演講到此為止,謝謝大家。

主持人:謝謝張教授給我們帶來的精彩演講!我看到下面有很多嘉賓已經迫不及待地想向您現場提問,那么我們就給來賓們幾個提問的機會好吧?

【現場互動提問3個,時間十分鐘】

提問1:張教授您好,我是新浪記者。想請教您一個問題,最近年底土地市場非常火熱,特別是深圳市12月將有12宗土地出讓,請問您如何看待現在多地對土地出讓限價限售這個政策?謝謝。

張平:因為這個是有兩個很重要的原因,第一,房地產企業還是有序經營,因此房地產企業的有序經營現在也都比較看好,剛才說的起碼還有十年的光景要進行一、二線集中,這使得作為有序經營的企業進行一些購買、儲備土地是它必須的要求,盡管價格高也是不惜代價,否則這種機會會小。另外,新的融資工具還有銀行的寬松貸款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貨幣可得性非常好,而且對于政策預期也認為盡管現在卡,但是多年證明卡卡就要放緩,因此政策只是一個擾動性因素,沒有認為是一個決定性因素,因此大家越來越抱有擾動性因素考慮,這兩個都加劇了,包括銀行也給予了很多條件。當然,還有一類問題也是比較嚴重的問題,現在很多國企拍地拍得非常強勁,也是因為跟現在國資改革的方向有關,這點我也不得不提出來,現在我們知道中航地產直接劃撥得保利,所以很多國企都知道不做大做強豈不是要被劃撥了,這件事不是什么偉大的事。這個我也是當著這么多媒體,覺得很多國企現在拿地拿得非常兇猛,其實跟它愿與不愿,跟它被剝奪有很大關系。

主持人:謝謝您的提問,千萬別回去寫標題“低價瘋狂上漲,國企背后黑手”,這個有悖初衷。

提問2:張教授好,中國房地產市場是典型的政策市,開始從全國調控政策來說就體現很明顯,但是應該是貨幣主導的市場,那么您可不可以闡述一下對于房地產市場來說是政策市主導還是貨幣市主導?

張平:剛才我的模型結論既不是政策市也不是貨幣市,因為中國GDP長期增長累積的效果,所以它跟貨幣寬松有相當的關系,它是中國城市化的產物,中國一直到了1992年,南京講話以后土地才無償劃撥,所以到1998年才允許居民貸款,1999年才正式開始中國用的按揭這個詞,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得到,盡管年會走了八年,中國整個房地產也剛走了18年,所以它是中國高速發展,人民需要城市化過程的產物,與城市化非常相關。另外,2005年的加速過程,人民幣匯率升值,貨幣釋放主導的,我剛才說了,政策主要是一個叫作擾動性因素,并不是決定性因素,但是土地是有動機的一個重要供給因素,影響比一般的限購要嚴重。

提問3:張教授您好,我是南方都市報的記者。想請教一個問題,就是人民幣加入SDR之后,短期對中國的房價可能影響比較小,但是從長期來看,人民幣加入SDR可能意味著中國資本項目將會更加的開放,然后也會意味著更多的國外游資可以拋棄人民幣計價的資產離開中國,對于中國會不會面臨崩盤的危機?


張平:三句話來描述,第一,中國加入SDR,這個SDR本身總共就2800億的東西,不是什么大事,只是加入SDR確實對匯率進行一系列的改革,對資本的流動也進行一定的放松,但現在實際上放松情況并不是像想象得那么自由流動,人民幣就國際化了,所以我想這個制度本身是重要的東西。第二,我們一定要知道房地產是個不可貿易部門,你們家在這里買了房子,又換個地方,實際上沒那么簡單,所以很少人把房地產作為標準部門買來買去,這樣我們就明白。第三,資金的外流對地產的價格絕有影響,地方的流動性也弱,所以也沒有想象中的崩盤中的那種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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