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長非連續的原因與創新路徑的轉換

論文 張平 2018年10月31日

作者:袁富華、張平、李兆辰

引言

從赫希曼誘致機制以及純粹技術聯系的角度吧來看,我們的判斷是:經濟過程自身無法解決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問題。當把產業雁陣模型拓展到結構服務化階段,上述判斷成立的理由是:推動工業化起飛直至工業化成熟這個較長時期的產業聯系效應,在城市化和結構服務化階段要么弱化了,要么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失靈了。產業聯系弱化甚至失靈的原因,在于服務業對工業的替代及相應服務業主導經濟過程的發生,同時也在于消費對投資的替代及相應消費主導經濟過程的發生。

工業化向城市化轉型的這種趨勢,意味著經濟過程由工業化階段“以產品提供”為中心向“以人的發展為中心”的轉換,即,結構服務化是圍繞知識和人力資本這些關鍵要素建立起來的。因此,現代城市化是根本不同于工業化的另一種生產函數。

現代城市圍繞要素培育進行運作,由此導致的服務業要素化趨勢,對于轉型經濟的理論和現實,具有極其重要的分析意義:第一,要素服務化趨勢促使規模經濟消失,知識經濟的建立和人力資本的使用,更加傾向于范圍經濟。第二,要素化趨勢下,科教文衛等與廣義人力資本積累有關的因素,日益成為不能直接進入投入產出矩陣表的分離的因素,日益成為類似于社會先行資本的發展的前定條件,而不是作為工業部門延伸或發展結果的一種存在。第三,結構服務化過程的維持,使得廣義人力資本的積累更加制度化,這是消費結構升級得以實現的前提,由此可以得出結論:社會與經濟之間的協同,本質上構成經濟可持續的內在要求。

袁富華,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經濟學博士

張平,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經濟學博士

李兆辰,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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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增長與結構變革

論文 張平 2018年10月31日

作者:張平、楠玉

一、中國改革開放40年經濟的高速增長與國際比較

中國經濟40年增長的經驗事實是持續高速增長,并通過高速增長帶動了世界經濟,重塑了世界經濟格局,2016年中國支撐了金球經濟增長的41%的貢獻,國內經濟從高波動、高增長走向了低波動、中高速增長的

成熟經濟增長的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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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中國區域協調發展與邁向中高端研究

論文 張平 2018年10月30日

作者:楠玉、袁富華、張平

一、引言

2016年,中國人均GNI為8260美元,依據世界銀行2012年給出的劃分標準,中國仍然處于中等偏高收入階段(收入區間為3975~12276美元),離跨越高收入門檻仍有一段距離。然而,在歷經了改革開放30多年平均增速達到10%左右的高速增長后,2012年至今GDP增速持續下滑,中國經濟正步入三期疊加的新常態發展階段。中國要實現向高收入階段的邁進,需要保持當前的中高速增長水平,同時要積極實現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提高增長質量,有效實現增長動能轉換。由于中國各個區域處于不同的發展梯隊,有效推進經濟增長的動力因素也存在差異。因此,要實現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和整體經濟水平提升,必須有效推進各個區域的增長動能轉換和增長質量提升,促進區域平衡協調發展,才能擺脫可能面臨的中等收入陷阱威脅,更好更快地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

區域增長問題很重要的一個研究分支是關于區域增長收斂的討論。一方面,一些學者就中國經濟是否存在收斂展開研究。Barro(2016)認為,隨著中國經濟水平的提升,GDP增速已經由β收斂約束逐漸轉變為σ收斂約束;也有一些學者對中國各省經濟增長是否存在俱樂部收斂進行考察;另一方面,對不同區域的收斂速度進行測算。不同學者由于使用的研究方法和時間區間各異,測算出的區域收斂速度也有些差異,如,林毅夫和劉明興(2003)發現,1981~1999年期間中國各省增長收斂速度為7%~15%;彭國華(2005)的研究與之接近,測算出中國各省1982~2002年增長收斂速度為7.3%;而Demurger et al.(2002)測算出的收斂速度較高,1985~1998年間收斂速度達到13%~21%。日另一些學者對區域協調發展方面展開研究。如,齊紹洲等(2010)考察了區城能源強度與區城收入差距的收斂性。李靜等(2015)從區域增長加速和增長減緩的角度也間接佐證了這一觀點,發現中國經濟經過階段性加速增長后,增長加速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東部發達和沿海省份增長區城平穩。馬孝先(2017)對實現區城經濟協調發展的內生驅動因素及多重耦合機制進行了研究。

有關增長動力機制的研究,多是從國家層面就當前中國經濟可能面臨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內在發生機制展開討論。如,張平、王宏森(2010)將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歸結于當一個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尤其是中等偏高收入階段后,不能很好應對政治、經濟環境變化帶來的挑戰,從而陷入長期徘徊的情形。也有學者認為,不能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轉換增長機制,是增長受阻的直接誘因。靳濤和陶新宇(2015)從生產要素、體制因素和結構因素3個層面考察了中國不同時間段的增長動力機制。劉長庚和張磊

(2017)從需求拉動力和供給推動力兩個系統角度出發,探討了新常態下經濟增長既要增加消費、擴大國內需求,同時也要把握結構調整契機,重視創新和要素升級,借助制度改革從供給層面增強長期增長動力。中國各個區域由于增長水平差異處于不同的增長梯隊,面臨的增長動力轉換要求也不相同。因此,只有認清不同區域的增長現狀和面臨的阻礙,才能更好地通過區域增長動能轉換實現區域協調發展。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協調發展是中國經濟新常態下必須遵循的重要發展理念。近年來,中央不斷推出新的區域發展戰略,如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和“一帶一路”建設等,其目的都是為了通過促進中國各區域間的協調發展更好地實現區城增長動力轉換,激發新的增長活力。新時期的區域發展戰略,更加注重區域的協調發展和平衡發展,如借助“一帶一路”建設和長江經濟帶的帶動引領作用,進一步深化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縮小東中西部增長差距,從而實現東中西協調發展布局:同時,通過京津冀協同發展和環渤海區城合作開發,在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基礎上,進一步促進南北區域差距縮小,實現南北增長的平衡格局。

由此看來,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根本就是要欠發達省份在實現增速追趕的同時,提升增長質量,從根本上實現增長動能轉換,實現向發達省份的收斂和整體經濟邁向中高端的發展目標。因此,本文兼顧增長速度追趕和增長質量追趕,對中國各個省份的經濟追趕情況進行考量,同時,依據跨國增長經驗顯示的有效實現對高收入經濟體的追趕需要滿足“高勞動生產率,高消費能力和高資本深化能力”的穩定效率三角條件,來對中國各省增長追趕和增長動能轉換情況進行考察。


楠玉,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博士

袁富華,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博士

張平,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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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現代化建設實驗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

論文 張平 2018年10月30日

作者:張平、陳昌兵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了我國全面建成小康后兩步走的戰略目標、階段性特征和發展的路徑:“第一個階段,從二O二O年到二O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斗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個階段,從二O三五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斗十五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我國1981年人均GDP為286美元,2015年達到8157美元,預計2017年接近9000美元,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2021年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到2035年初步實現現代化,人均GDP將達到2萬美元,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按現在的高收入組標準計算,人均GDP超過13000美元,將突破中等收入上限,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預計我國在2027年前后突破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到2035年人均GDP達到20000美元時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建成現代化強國。

我們對2021年到2035年、2035年到2049年的發展藍圖做一個更為具體化的路線圖,明確我們到底要實現什么樣的現代化,以及怎樣實現那樣的現代化。在這一背景之下,應當如何把握我國發展第二個百年的兩步走計劃、路徑和奮斗目標?

第一個百年目標實現的內在經濟邏輯在于我國通過改革開放,實現了工業化、國際化、城市化的三重發展,經濟增長的動力是工業化、城市化及國際化帶來的“規模效率”,技術依賴于“干中學”,資本來自于積累和吸引FDI,勞動力優勢來自于“人口紅利”,但最根本的是改革開放。改革開放讓我們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資源配置得到優化,推動了經濟的高速增長。

第二個百年目標是在積極解決新時代主要矛盾的過程中逐步實現現代化。新時代的基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矛盾是發展的動力,通過質量、效率、動力“三大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依靠創新實現經濟高質量的增長。在新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統領下,積極發展“以人民為中心”的廣義人力資本服務體系,提高知識密集度和創新強度,推動經濟各部門現代化建設從而實現國家現代化,這就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的發展目標和方向。

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可以分為兩步走:第一步重點要創新發展。創新不是僅指技術上的創新突破,而是指整個國家的經濟增長轉向依靠創新發展,在這一發展層面上需要經濟體制、經濟結構、企業制度和人等方面的轉型,只有奠定了創新發展基礎,才能完成我國經濟初步實現現代化,實現跨越到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否則根基不穩難以實現百年目標:第二步是在創新發展的基礎上,突出人民

為中心的“共享”,彰顯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優勢。不論是第一步還是第二步,新發展理念中的協調、綠色、開放一個也不能少,否則難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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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性減速過程中的儲蓄耗散:假說與事實

論文 張平 2018年10月29日

作者:袁富華、張平

一、引言

經濟追趕型國家工業化向城市化演進過程中的儲蓄下降及儲蓄率向低水平收斂的事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以日本、韓國從發展階段向發達階段升級的過程為例,伴隨其各自經濟增長速度由上升到下降的“倒U型”趨勢的出現,二者家庭儲蓄率的“倒U型”轉換動態也相應發生,并且最終收斂到了發達國家普遍呈現的較低儲蓄率水平。

基于經濟發展經驗的國際比較,慮及追趕型國家結構性減速——一種系統性的持續的減速——時期實體部門投資及其增長不足以吸收高水平儲蓄這一經濟邏輯,本文提出“儲蓄耗散”假說,即:對于從高速增長向低速增長轉型的城市化進程而言,當一國經濟增長速度跌落到一個較低的區域—如6%以下,或者持續低于大規模工業化高速發展時期平均增長速度一半的時候,經濟發展便不足以吸收原有較高水平的儲蓄。此時,如果國內缺乏諸如穩定而健全的金融環境、完善的社會保障等有助于家庭儲蓄向有效率路徑疏散或平滑的途徑,無效率的儲蓄耗散便會迅速發生,最終引發城市化階段持續的“隱性通貨膨脹”。

為了平滑儲蓄耗散的風險,歐美發達國家普遍采取穩定金融環境和發展社會保障這兩種措施,以推動家庭儲蓄向資產多樣化轉換,并以此促進經濟效率提高和人力資本積累。現階段,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正面臨結構性減速,如何看待這種發展環境下的家庭儲蓄變化趨勢?中國是否也會面臨快速的儲蓄下降和儲蓄耗散?對此必要的應對措施是什么?對這些問題的探索是本文的主旨。


袁富華,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張平,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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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與非實體經濟均衡機制的邏輯與政策

論文 張平 2018年10月29日

引言

每一次金融危機后,生產率問題都是經濟學家討論的焦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前,克魯格曼-楊對亞洲新興市場國家提出了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增長緩慢的質疑。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很多學者從TFP增長的角度討論金融危機。2001年互聯網泡沫前,人們傾向于投資“新經濟”,《美國總統經濟報告:2001年指出,新興的計算機,通訊、互聯網等行業的投資和創新對提升勞動生產率作出了積極貢獻。①互聯網泡沫后,麥肯錫公司經過測算指出,信思和通訊技術行業(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對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帶動作用不強“競爭比IT更重要”②,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詢現了“找際之謎”,即信息、通訊帶來的互聯網等技術革命在提高勞動生產率方面比工業化時期技術革命的作用弱,1970年以后,勞動生產率和

TFP增速明顯放緩,沒有實現勞動生產率的持續改善。經濟增長持續低迷。有人認為。由于技術進步沒有帶來經濟的持續改善,只能利用低利率等刺激手段擴大需求,導致金融、房地產等非實體經濟部門發展過快,金融杠桿率和房地產負債率過高,爆發了2008年金融危機和之后的歐債危機。生產率增速放緩導致實體經濟增長乏力,資源被配置于金融、房地產等非實體部門,很多公司通過借貸破除資金約束,政府利用需求刺激以平穩經濟。如果不能實現實體經濟和非實體經濟的均衡,就會逐步累積風險,直到經濟體系無法承受。中國當前提出的大力發展實體經濟、積極防范金融風險的“穩中求進”政策是前瞻性的戰略思維。

生產效率一般分為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兩類,勞動生產率指單位勞動人數(時間)的產出,其影響因素可分解為資本深化、人力資本、TFP等;TFP利用總產出減去要素(勞動、資本)投入的余值來度量,穩定度差,總產出波動對其影響較大,是測量非要素投入的配置和技術進步效果最好的指標。本文中的生產效率指標采用生產率和TFP來度量。

一般而言,勞動生產率基本決定了微觀經濟主體的競爭能力和發展空間,勞動生產率高可以降低成本、擴大規模,技術進步快可以使產品保持高價、增強企業競爭力,可見,勞動生產率決定了企業收入水平。宏觀層面看,國家的競爭力也來源于勞動生產率和T下P提高的能力。實體經濟的相關定義和爭論很多,傳統的實體經濟被定義為工業,后來將服務業納入其中,本文認為,收入取決于生產

率提高的經濟活動或經濟部門都屬于實體經濟,而非實體經濟的收入主要取決于價格因素。以房地產業為例,如果房子只為居住,則行業特征屬于實體經濟,但是,房地產業收入的增長更多地來自于房地產價格上漲,而不是服務差異,相對于價格波動而言,技術進步貢獻非常小,房地產業被符號化。金融行業亦是如此,如果能夠通過更好的服務獲得配置金融資源的收益,則其收入主要來自于息差,由服務水平的高低決定,可視為實體經濟。當金融行業的服務收入低于金融市場間交易收入,由勞動生產率決定的服務收入讓位于依靠市場套利獲取的價格波動的收入時,其實體經濟特性轉為符號經濟。由此可見,實體經濟可以被符號經濟化,實體經濟和非實體經濟并非是嚴格區分的。兩種收入機制在微觀過程中的此消被長決定了經濟特性,有的部門收入更多地來自于生產率提高,如工業部門,而有的部門的寒賦特征使其很容易在價格波動中獲益,如房地產業和金融業。實體經濟收入來自于生產效率的提高,非實體經濟收入來自于價格的波動。中國有很多公司注冊為工業企業,但收入主要來自于工業土地變性,該企業則不是實體企業,實體經濟向非實體經濟的轉換過程,稱為符號化,從大的分類看,工業和生產性服務業、一般性服務業更接近于實體經濟,而金融、房地產部門更傾向于非實體經濟,本文也簡單地沿用此種劃分方法進行大類的宏觀比較。

技術進步引起的生產率提高是一個非連續過程,生產率下降或增速放緩必然導致經濟下滑或增速放緩、企業負債增加、國家通過需求激勵刺激消費。宏觀財政與貨幣政策經常在實體經濟生產率大幅度下降或者增速放緩時被引入,具有借貸持性,用于平滑經濟的波動性。需求激勵的積極作用在于保持經濟總需求的平穩,其特性是加大貨幣供給,使金融、房地產部門需求旺盛,人們更多地轉向金題

和地產投機,獲取收益。但是,過度需求激勵使實體經濟符號化,也可能破壞經濟波動中蘊含的“清潔機制”,即淘汰弱者、強化競爭和技術進步的機制,新一輪實體經濟的技不進步就會被延遲,進一步推動非實體經濟的投機行為。需求激勵政策看似是“大穩定”的政策,但是,如果沒有實體技術的進步,非實體經濟過度發展,實體經濟部門不斷負債會累積金融風險,爆發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反過來也會進一步損害實體經濟。從實體經濟與非實體經濟不均衡到危機爆發取決于很多因素,實體經濟生產率下降或者增速放緩是金融風險積累的根本原因,也是重要的危機解釋變量。本文不僅僅對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做梳理和理論解釋,更希望對未來發達國家和中國的轉型作出方向性討論,并給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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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要素價格扭曲的效率損失與校正之策

論文 張平 2018年10月29日

作者:傅春楊、張平、陸江源

一、引言

中國經濟依賴于要素投入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難以維持,中國經濟增長需要從創新驅動和資源配置更優化的角度來尋找新的源泉。但是現階段的體制機制安排阻礙了資源配置的市場化定價,行業投入要素價格出現扭曲,損失效率。從整體經濟的角度整體性地來考察各個行業經濟扭曲對產出損失的影響,將扭曲的經濟影響量化,進而尋找最低效率的部門以及最無效的扭曲,成為資源配置理論的關鍵。本文將經濟扭曲和投入產出結構引入一般均衡模型,以行業產品價格扭曲、資本價格扭曲、勞動力價格扭曲(分為高技能、中等技能、低技能勞動力)為基礎,通過行業要素配置份額變動和投入產出系數矩陣的整體影響,可以較為完整和系統地探究效率(產出)損失的問

題。因此本文討論的“效率損失”具體指消除扭曲以后的理論產出與實際產出之間的差值,理論產出則由反事實估計得出。

包含扭曲的一般均衡文獻中,Hsieh & Klenow (2009)首先將產品價格扭曲和資本價格扭曲變量引入一般均衡模型,發現如果將中國的勞動和資本進行無扭曲地有效配置,則中國TFP將得到極大提升。陳永偉和胡偉民(2011)在此模型基礎上引入了中間品投入,利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發現中國制造業各子行業間的資源錯配產生了大約15%的產出損失。經濟各行業部門之間的聯動性,使得行業內的經濟扭曲會通過廣泛的經濟聯系影響其他行業的要素配置,進而系統地影響整體經濟產出。因此在模型中引入投入產出結構,可以更全面地刻畫扭曲對經濟產出的影響。Jones(2011)最先在只帶有產品價格扭曲的一般均衡模型基礎上引入了投入產出結構,發現行業經濟扭曲將通過投入產出結構極大地影響TFP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Leal(2015)將產品價格扭曲和勞動力價格扭曲引入具有投入產出結構的單要素生產函數,以美國為基準國,首次嘗試通過反事實估計測算了墨西哥各行業扭曲帶來的整體產出損失,發現房地產業、教育和采礦業的扭曲造成了墨西哥和美國之間最大的經濟效率損失。

在經濟扭曲的影響方面,曹玉書和樓東瑋(2012)分析和分解了各地區及三次產業資源錯配,重新測算了我國在資源錯配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結果顯示若消除資源錯配,可以使我國GDP增長率平均每年提高0.90個百分點。程大中(2014)在雙邊HOV基本框架下同時引入要素生產率與綜合貿易成本,多角度評估了在全球價值鏈分工背景下中國增加值貿易隱含的凈要素含量流向扭曲程度。羅德明等(2014)用DSGE框架討論了中國偏向國有企業的政策帶來的經濟損失。

在國際投入產出表的研究方面,現有文獻主要側重于全球價值鏈的分析,鮮有將投入產出表用于增長研究的文獻。葉作義等(2015)通過對國際投入產出表的分析,發現美、日等發達國家的附加值要高于中國、韓國等新興國家。李金昌和項瑩(2014)用國際投入產出表測度了1995-2009年中國制造業整體及14個細分產業出口的增值份額及其國別(地區)來源。劉瑞翔、顏銀根和范金(2017)根據帶有空間關聯度的新增長核算模型,利用國際投入產出表1995-2009年數據,對中國經濟增長源泉進行了分解,為國內較早將國際投入產出表用于增長核算的文獻。而本文則是從資源錯配的角度,用投入產出表的數據來討論價格扭曲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綜合以上文獻,目前還沒有將投入產出結構,產品、資本、勞動扭曲結合雙要素生產函數來整體性地評估經濟扭曲對經濟產出影響的一般均衡模型。事實上,缺少投入產出結構或者缺少任何一項要素價格扭曲(即假設此要素不存在價格扭曲),會使得反事實估計的結果產生較大偏差,從而降低模型的可信度。而本文旨在填補這一文獻空白。

本文的余下內容分為四部分:第二部分介紹基礎理論模型和數據來源;第三部分進行數據校準和產出損失的計算,并進行模型穩健性檢驗,然后對各類扭曲影響進行分解;第四部分討論經濟扭曲的來源;第五部分給出政策建議。


傅春楊,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系博士生

張平,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陸江源,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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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層次資本市場推動高質量發展

評論 張平 2018年09月12日

以多層次資本市場推動高質量發展

張小溪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增長研究室 副研究員

張平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 副主任 

前不久,國務院和證監會發布了《關于開展創新企業境內發行股票或存托憑證試點若干意見的通知》,明確創新型企業可通過中國存托憑證(CDR)和首次公開發行(IPO)登陸國內資本市場。這一舉措是資本市場服務新經濟的有益探索。而近來中美貿易摩擦更聚焦在技術創新上,利用多層次資本市場提速新經濟,促進技術創新已成為國家戰略支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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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必要降低關稅以吸引高端消費回流

演講 張平 2018年08月02日

中國有必要降低關稅以吸引高端消費回流

張平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 副主任

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實驗中心 主任

2018年7月17日,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張平應邀參加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經濟學院、中國誠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聯合主辦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宏觀經濟月度數據分析會,并對宏觀經濟月度數據分析報告進行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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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理論越來越豐富 越來越規范化

演講 張平 2018年07月27日

中國經濟理論越來越豐富 越來越規范化

張平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 副主任

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2018)”高峰論壇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舉行,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平出席并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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