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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年會在京隆重召開 專家熱議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2019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年會齊聚來自國家高端智庫和金融機構的專家學者,圍繞“深入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主題,從服務實體經濟、優化金融體系結構、防風險與補短板、完善金融基礎設施、擴大高水平雙向開放等五個角度進行探討和交流,分享深度思考,奉獻真知灼見。與會發言嘉賓主要觀點匯總如下,以饗讀者。

開幕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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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 李揚

“深入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是黨中央在深入分析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近幾年的發展,全面總結中國金融業40年的改革發展經驗之后,在新時代提出的我們金融業改革和發展的新的方向。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容可以概括為“一個基礎、六大方向”。所謂“一個基礎”,就是確認金融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六大方向”分別是服務實體經濟、優化金融結構、管理金融風險、遵循經濟規律、發展金融科技、擴大對外開放。

專題一:服務實體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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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 張平

 增強金融系統的韌性是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之后穩增長的第三條道路,主要是指通過提高金融中介的資源配置與風險抵御能力,來吸收經濟波動。中國從工業化轉向城市化,從過去高集中度的金融服務體系轉向現在講究可持續、分散型,且服務于范圍經濟的金融體系,這是中國金融供給側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國金融業的體量很大,但是配置仍存在錯位現象,金融配置要從服務于傳統工業體制向基于城市化的新金融服務體制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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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所長 張杰

底層信用是中國幾千年來經濟增長的微觀基礎。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存在兩大內部金融市場,大內部金融市場主要基于國有銀行體系的金融支持,存在超大規模效應,是非常成功的,推動和支撐了40年來經濟的高速增長。但基于家族式底層信用的小內部金融市場卻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現在的小微金融面臨著極大的困境,大內部金融無法真正滿足小微企業的金融需求。張杰認為,重建小內部金融市場需要構筑底層信用基礎,重新找回鄉愁,把金融權利還給鄉土,而不是空懸在制度的表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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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資本市場與公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張躍文

目前上市公司得到的金融服務較多,可以很低的成本獲得大量資金的支持,并針對提高上市公司的質量提出如下政策建議:一是在發行上市標準中,應結合市場分層細化對于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內部控制、信息披露和投資者保護等方面的要求;二是應加強對上市公司的持續監管;三是要繼續發揮監管機構和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引導帶動作用;四是鼓勵和協助公眾投資者更好行使股東權利;五是繼續加快改革退市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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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特聘高級研究員、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邵宇

全球市場特別是中國市場的激烈波動主要受三個因素的影響,其一來自于實體經濟,主要是影響全球的國際貿易摩擦;其二是2018年以美聯儲加息以及中國去杠桿政策為標志的全球流動性的劇烈收縮;其三跟我國市場相關的金融供給側改革。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大國博弈是非常復雜的,涉及到技術、金融以及體制等各方面內容,需要審慎的戰略戰術加以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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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連平

改革融資結構是當前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且而緊迫的任務。中國金融業發展明顯不平衡,證券業在整個金融體系中處于弱勢,將銀行業的資本資源、客戶資源和網絡資源等引入證券業,可以促進資本市場取得跨越式發展。由于存在政策的障礙,銀行資源進入證券業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制度障礙主要來源于兩點擔憂,一是怕風險;二是怕銀行壟斷證券行業。但是由于如今整個監管環境、市場環境、金融機構的風險控制能力已經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這些擔憂是沒有必要的。應該積極地推動改革,以政策上實質性的突破來推動銀行資源進入證券業、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

專題二:優化金融體系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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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 曾剛

隨著資管新規的落實,銀行理財業務悄然發生變化,理財產品規模、結構、類型與期限等的變化可能會是長期趨勢。未來,銀行理財轉型需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產品的差異化,而理財子公司正是提供了產品差異化的一個空間;其次是組織管理與戰略協同,資管業務需要從金融機構總體的層次上加以協調和管理;再次,不同類型機構的發展定位,頭部企業前景依舊看好,小機構發展面臨較大挑戰;最后,過渡期的風險控制與發展,平穩過渡成新的模式或許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這其中對于存量風險的控制與化解非常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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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特聘研究員、聯訊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李奇霖

在資管新規、理財新規和理財子公司新規之后,傳統的套利模式被終結,大行紛紛成立理財子公司,銀行與非銀機構的合作也面臨變局。現金管理類、業績基準型、FOF、結構化產品、投顧等產品和服務將獲得更強的競爭力,絕對收益型和權益型和權益型產品則面臨轉型。未來,銀行理財與非銀的合作將更加多元化、精細化,銀行在權益和量化的短板顯現,對非銀的投研要求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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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財富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王增武

從客戶需求層面,未來國內資產管理行業的重點是風險防范,其中的重點是個人及其個人所在的家庭、家族或家族企業等,風險防范的手段是最大化地利用信托制度。對于完善信托制度有如下六條建議:第一,明晰信托財產所有權;第二,完善信托財產登記制度;第三,嘗試信托持牌經營機制;第四,落實信托財產稅收制度;第五,強化家族信托保密制度;第六,明確例外債權人的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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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高級研究員 尹中立

科創板作為我國資本市場改革的重要舉措,一是在IPO制度上有重大創新,實行投資銀行保薦“跟投”制度,能夠實現資產定價的買方約束,有效解決IPO定價難題,并有效抑制財務造假、權力尋租等現象。應配套建立券商內部相應的防火墻制度。二是對融券交易做出了新的制度安排:券商跟投的股票及其他處在鎖定期的股票可以用于融券。應在做空機制方面有更多突破,從而建立市場價格穩定的制度性基礎。此外,我們還要關注科創板所實行的IPO注冊制可能會對殼價值現象、特別是對中小市值股票造成較大沖擊。

專題三:防風險與補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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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 張曉晶

我國債務的主要問題在于結構。雖然居民杠桿率風險也值得關注,但更大的問題是國有企業的結構性優勢、地方政府的發展責任與軟預算約束、金融機構的體制性偏好“三位一體”。核心原因在于政府最后會“兜底”,國有企業結構性的優勢沒有打破,硬約束機制沒有建立。因此,未來改革應向競爭中性、所有制中性靠攏;規范地方政府行為,約束擴張沖動,重塑央地關系;破除政府兜底、隱性擔保,硬化預算約束,強化退出機制,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推進金融供給側改革,優化信貸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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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 彭興韻

近幾年來,多方面的原因促成我國債券違約呈逐年增加的趨勢。頻繁增加的債券違約造成了一些負面沖擊,但也要看到,違約是債券市場發展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結合債券違約處置機制中存在的諸多問題,為建設更健康的債券市場新生態,宏觀經濟當局應保持穩健的貨幣政策,監管部門應改革債券市場的多頭監管,發債企業應把“信用”當“信仰”,司法機關應完善債權人司法救濟制度,市場參與主體應積極防止違約外溢和傳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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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 胡濱

中國設立監管沙盒的條件、時機已經成熟。我國金融監管改革取得了一些局部性、階段性的突破,我們具備了整合監管資源、協調設立沙盒的前提。中國版監管沙盒要以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為核心政策主體,下設金融科技創新中心為監管沙盒計劃的具體執行主體,統籌、實施、規范、評估相關的金融科技創新項目。未來中國推行沙盒監管還需統籌好創新中心與微觀監管主體、行業自律機構以及申請進入監管沙盒的各類機構之間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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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房地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蔡真

從國際經驗來看住房租賃市場主要集中于特大城市,金融支持也在相應地區展開;租賃市場的需求端一般采取財政補貼的方式;金融支持主要應用于租賃市場的供給端,較為主流的工具是REITs。金融支持住房租賃市場的發展,首先要明確金融支持的邊界和范圍。低收入群體不是金融支持的目標人群其租賃資金的缺口應由財政補足;金融支持的區域范圍應限定在一線城市和少部分二線城市。其次,要加強金融支持的配套政策。對住房租賃較為有效的金融工具是REITs,而REITs在我國應用面臨稅收方面障礙和公募上市的法律障礙。最后,需求端金融支持亟待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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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高級研究員、天風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劉煜輝

當前中國證券市場的癥結是我們一直沒有培養出能夠承載資本市場核心功能的市場化主體和制度。中國要耕好科創板的“試驗田”,一要實驗制度,即對標國際完善基礎制度,二要鍛煉隊伍,即強大投行。中國缺少經過歷史沉淀,集信托責任、聲譽、專業精神、技術于一身的投行,可嘗試用商業銀行“資本為王”的模式去實現“中國特色”的資本市場的核心功能。

專題四:完善金融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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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 楊濤

經過互聯網金融整頓之后,持牌金融機構仍然是金融科技創新的重要主體。開放銀行是今年受到關注的持牌金融機構,也是迎接金融科技的重要著眼點。根據Gartner咨詢公司的定義,開放銀行是“一種平臺化的商業模式,通過與商業生態系統共享數據、算法、交易、流程和其他業務方面的功能,為商業生態系統的客戶、員工、第三方開發者、金融科技公司、供應商和其他合作伙伴提供服務,使銀行創造出新的價值,構建新的核心能力”。國內外對開放銀行的探索有著不同的路徑。相對于國外從監管者“自上而下”地討論與推動,國內從市場層面進行了“自下而上”的探索。未來國內開放銀行的發展應納入制度框架中予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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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特聘高級研究員、浙商銀行原行長、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長 劉曉春

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的不應該只是增加融資額、增加金融機構,而應該是提供更有效的質量型金融供給。所以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是對資金供給的供給,保證供給能力更加有效、順暢、有質量,而不僅是數量的問題。目前我國金融監管的職能不夠明確的,若要明確職能首先要處理好三個關系:第一,監管政策和國家戰略、國家產業政策之間的關系;第二,宏觀調控政策和監管政策之間的關系;第三,監管者和被監管者之間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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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 張斌

中央政府出項目和小部分資金,地方政府找配套資金、寬松貨幣和金融監管政策是典型的中國式刺激政策。地方政府獲得的配套資金主要投向基礎設施建設,而基礎設施建設已不僅局限于傳統意義上的“鐵公基”,向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拓展。中國式刺激政策有利有弊,要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趨利避害。避免債務率與赤字率上升引發過高風險的關鍵不僅在于控制債務率的高低,更重要的是債務所對應的投資是否真正發揮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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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

浙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殷劍峰

基礎貨幣的投放分為三種模式:主權信用模式、外匯資產模式、混合模式。主權信用模式是人民幣發行的必然選擇。主權信用依靠國債,為此需要發展國債市場,擴大國債市場的深度。相應地,我國的財政體制也存在適應問題:第一,我國是增長型財政體制,經濟事務型支出比其他經濟體高,扭曲了政府的職能;第二,不適當的財政分權,導致非常嚴重的縱向財政不平衡;第三,全球危機之后應對危機的金融穩定職責在我國完全推給了地方政府。另外,主權信用模式要解決存量問題,建議將現在大量的不具有流動性、不具有派生貨幣創造功能的法定存款準備金以及與之對應的外匯資產全部剝離出央行資產負債表,成為一個以外匯資產為支撐的債券。

專題五:擴大高水平雙向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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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 管濤

下一步擴大開放不得不進入金融開放的深水區,我們應堅持漸進式對外開放路徑,對非直接投資形式的資本流動放松管制,如推出北向債券通業務、提高QFII、RQFII額度并簡化相關管理、支持境外機構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等。引入境外投資者不僅可以活躍股、債兩市,還能進一步促進我國際收支平衡。不過,跨境證券投資可能會誘發一系列資本流動沖擊。為了提高防控涉外金融風險能力,需要把握金融開放的主動權和主導權,深化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加強監管合力,嚴厲打擊市場操縱行為,建立健全輿情監測分析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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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特聘高級研究員、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 邢自強

2019年,中國年度經常賬戶預計自1993年以來首次轉負,從保持國際收支平衡的角度而言,這意味著外資流入的重要性在未來會顯著提高,中國與全球資本的關系也將發生結構性轉變。不過,隨著中國對外開放力度的不斷加大、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深化、人民幣國際化的不斷推進,預計今后十年證券投資流入將快速增長,中國的儲備貨幣地位將不斷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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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投資研究室主任、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張明

基于歷史經驗,在聯邦基金利率尚未到達轉折點、美股波動性可能繼續加大、全球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仍在高位、全球經濟增速再度下行的背景下,2019年的美元指數可能既不會大漲、也不會大跌,而是圍繞95左右的中樞水平寬幅震蕩。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可能也是雙向波動的格局,中數大概在6.6左右,其下行壓力是中美利差進一步收窄、經常賬戶逆差頻現;上行壓力包括:證券投資凈流入加大、中美貿易談判要求人民幣匯率不得兌美元顯著貶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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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 胡志浩

2009年以來經濟復蘇并不強勁,支撐金融資產價格上漲的條件是寬松的貨幣政策而非經濟基本面。美國債收益率曲線自2006年以來首次出現倒掛,平均而言收益率倒掛之后12個月經濟將出現衰退,失業率低于長期自然失業率已經24個月,當失業率低于長期自然失業率平均30個月之后會出現衰退,因此這一系列信號值得警惕。2018年VIX指數的上漲將在2019年對實體經濟產出和需求造成沖擊;美元Basis Swap與股市背離已經持續3個月,歷史經驗上來看,這樣的背離都將以金融市場的劇烈波動來修復;美國居民凈資產比例處于歷史高位,這往意味著經濟過熱。美國信貸增長平穩,市場對衰退已經有一定的預期,此次衰退的烈度會相對較小,但從危機中走出的時間可能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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